春天里,感受重建的中国力量【编者按】
三年前,汶川地震波沿龙门山断裂带恸彻大半个中国,彼时大多数人心里,还只把这次地震当作一场灾难,却很少有人想象,这会是一场灾难的序幕。
接下来三年中,意大利地震、印尼地震、海地地震、智利地震、玉树地震,直到刚刚过去的日本大地震—— 一时之间,地球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接二连三的强震,以超乎想象的毁灭,不断击碎我们对于灾难的所有想象。
这个时候,生活在本世纪初年的我们,已然集体呈现为一幅悲壮的人类图景。
这当然是一幅毁灭的图景,其间山崩地裂、房倒屋塌、洪水滔天,死亡的人们横七竖八地挤压在断墙下、街道边,浮尸河海或同泥土腐烂。
这也是一幅重生的图景,人们含泪埋葬亲人,拖着悲伤的脚步回到城市和乡村,扒除废墟,扫清瓦砾,重建希望的家园。
这幅图景的时间轴线不过3年,却可以由此回溯人类文明一万年,一万年至今的悠悠岁月和沧海桑田,人类不正像我们刚刚经历的3年—— 一次又一次披受莫大灾难,一次又一次在废墟之上顽强重建。
重建家园,就是这样以它最渺小的身形和最苦难的步履,在浩瀚的自然劫难面前,书写出人类族群存续至今的伟大史诗。
显然,中国汶川大地震以来持续3年的灾后重建,就属于这部史诗。
而现在,书写自己史诗的中国政府,由国家总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向越来越笼罩进地震阴霾的世界人民发出强音:“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的斗争取得重大胜利,汶川灾后恢复重建三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
同样书写这部史诗的中国人民,尤其“5·12”幸存下来的重灾区羌族同胞,他们正在祭祀的酒歌中欢唱:“八级地震算老几,补天有我中国人”。
于是,在这个鼓舞人心的时刻,在“5·12汶川地震”三周年之际,《望东方周刊》派出多路记者走进重建的北川、德阳、映秀和汶川。
我们的行动基于一个朴素愿景:在这个春天,由本刊记者陪伴每一位读者的心灵,一起走过废墟之上已经鲜花盛开的家园,我们记住每一张温情的面孔,并倾听他们的悲伤和希望。
我们从这里汲取人类重建的力量,谨以此祭奠“5·12”国殇。
北川的春天
截至2010年底,仅开发区内的“北川—山东工业园区”已经有33家企业落地,总投资超过17亿,投产后产值将达到20亿~25亿,税收贡献近2亿,是老北川税收的两倍多。
《望东方周刊》记者康正 | 北川报道
3月19日的北川新县城,赶上一场倒春寒,中午,站在小区路口72岁的羌族奶奶王芝兰,穿得棉滚滚的,给围在跟前的一帮老太太讲她刚听来的家长里短。
自春节前,北川老县城灾民陆续离开临时板房住进新县城重建的小区,邻里间已有了不少趣闻。王芝兰说,有个老太走错楼层,竟然拿装修钥匙打开了别家尚未入住的空房,“一看自家东西被人偷完,连垃圾桶也没剩下,急得直哭叫。”
身材矮小的王奶奶现在总是斜背一个调皮的小包包,就像当年八路军背的水壶那样贴靠着腰—— 她就这样一刻不离地背着5·12地震中遇难的女儿、儿媳、孙儿等四个亲人的照片。
安家,抱回金罐罐
王芝兰和小儿子在外奔波,政府在板凳桥(地名)的平坝地区重建新县城的消息,不断传到他们耳朵中来,这成了娘俩那段时间对未来生活的期盼。“2009年清明,我从绵阳过来去老县祭奠,经过板凳桥,看见才在一片荒地上起地基。”王芝兰告诉《望东方周刊》,当时她口上没说,心下却想,新县城建好不知要到什么时间。
由山东省全力提供的对口援建打消了受灾群众的担心。转眼就到了2010年,政府派出的工作人员开始四下联系王芝兰这些外出受灾群众,捎信叫他们回去申报房屋损失,并做好领取新房的准备。2010年底,王芝兰被通知参加新房摇号的时候,走到板凳桥一看,眼前坝子上,就像变魔术一样矗立着一座崭新的县城。
新县城外围已经建成4个小区,用来安置老县城失房的受灾群众和板凳桥因建房拆迁而失地的原居民。王芝兰这天摇到了现在的房子,90多平米,每平米她只需支付600多元,就拿到了房子的全产权。不过她和大多数受灾群众一样,已经拿不出这笔钱,为此,她再进一步按援助政策申请到了3年期的免息贷款。
眼下,王芝兰等拿到手的安置房,在这座完全按现代城市理念重建的新县城里,已经可以卖出3500元以上的市价。而这个行情,也使这座刚刚迈步的新县城,有了她的第一首民谣,“老北川人流血,山东亲人流汗,新北川人抱回个金罐罐。”
立业,老北川街巷的身影
3月21日下午两点多,在新县城温泉路口,44岁的陈光英抱着一副拐杖坐在凳子上指挥爱人打烊收摊。
5·12地震时,陈光英的房子轰一声塌下来,没有人听见她喊叫,那天,陈光英摸到了家里的锯子、改锥、钉锤,一点一点撬开门板,等她从废墟堆中爬了出来,看见一个令人恐怖的北川。
活着的人们在哭喊中逃离县城,陈光英爬不动,干坐着在自家跟前一块平地上坐到晚上。到了13日5点多,天刚亮,她看见身边已经没什么人了,只好硬撑着往出爬。横在她面前的每一块断墙,对她而言都是一座山,“平时半个小时就走到了,硬是爬了4个多小时”。当天,陈光英在爬行中被赶来救援的武警救起,立即送到了绵阳市区医院。
陈光英运气好,入住新县城时,她摇到3楼一套100多平米的房子,她怕负担不起,找了一家人对调,最后换成90多平米的房子,为此还从对方挣到一笔换房款。
陈光英春节前就入住新家了,有了家还得有业,她就琢磨在小区外面卖米粉。截至本刊记者采访时,她刚好摆摊一月整。实际上,陈光英这些自谋生计的灾民,已经撑起了新县城的一个小市场,在温泉路两旁,从卖菜到补鞋,从炸丸子到卖头饰,一家挨着一家的地摊都已经热热闹闹地铺开了。摊主们正在以熟悉的吆喝叫卖续接着老北川街巷的身影,而政府也已经在新城规划了功能齐全的市场。
致富,确保建成旅游强县
与陈光英一样罹患腿脚残疾的羌族小伙王永胜,地震时正在县委礼堂接受政府的创业表彰,礼堂没有全部坍塌,他捡回一条命,但他的上千万家产毁于一旦。
王永胜在老县城做药品经销生意,平时公司雇14个员工。他在2008年5月1日刚刚做完最大一批采购,药还堆在公司就赶上了地震,药品被悉数掩埋不说,11名员工竟一齐遇难。他在乡下的几百亩金银花基地,也因为恰好处在唐家山偃塞湖出口附近,被毁坏一空。
“零售没了,批发没了,资金链也断了。”3年后,3月23日下午,坐在本刊记者面前的王永胜在谈及自己遭受的灾难时,没有多少抱怨和感叹,说话仍保持固有的商业思维习惯。
王永胜决定从金银花和土特产行业爬起,他从一些支持创业的机构获得几万元资助款,以后他又成立了金银花农民专业合作社。2010年,他为公司申请的“羌缘红”品牌商标被批准下来,他开始雄心勃勃地实践这个品牌所可能撬动的各种商业前景。
“我有老百姓的基础,我把他们手里的土特产收上来,包括腊肉,统一精加工,以品牌销售,而且我在这个品牌底下注册了旅游、矿泉水,甚至连盒饭都注册了。”王永胜说,他看好北川的旅游,他要在这个领域施展作为。
王永胜只是北川震后本土私营企业主重生的范本,而他已然踩上了新北川未来发展的鼓点。3月24日,绵阳市委常委、北川县委书记陈兴春告诉《望东方周刊》,在北川谋划的“十二五”县域经济发展方略中,已达成将旅游产业作为北川未来主导产业的共识,县委、县政府将通地一系列扶持政策、措施,确保把北川建成旅游强县。
与此同时,在震前北川规模以上工业几乎为零的基础上,2009年7月,国务院批复了建立四川北川经济开发区的决定,“截至2010年底,仅开发区内的“北川—山东工业园区”已经有33家企业落地,总投资超过17亿,投产后产值将达到20亿~25亿,税收贡献近2亿,是老北川税收的两倍多。”
母广元,“补天有我们中国人”
3月24日一大早,71岁的母广元老人不停接听手机。有一批客人会赶在下午两点多抵达他们的石椅羌寨,特地提前预订几桌菜,又交待说要看羌族的寨门迎客节目,这对母广元和整个寨子而言,将是一笔好生意,他因此看起来满面春光的样子。
母广元现在是北川石椅羌寨羌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特聘的节目主持人,这家公司是石椅村民在震后合伙入股创立的。2009年中,最初只有五户以房屋和果树等财产入股,2009年8月30日,公司全新打造的石椅寨羌俗旅游业态正式开门迎客。公司总经理何飞告诉《望东方周刊》,2010年夏天旺季,月收入高达30多万元,2011年的目标则是月进50万元。
母广元在地震中痛失3位亲人,幸存下来的女婿董玉飞在重重压力之下自杀—— 他作为原北川农办主任,是北川震后第一个自杀的干部,这件事让母广元至今痛心不已。母广元的另一个身份是国家级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加之北川还是中国惟一的羌族自治县,因此,地震之后,这位老人肩上又更多地承重着羌文化的重建与复兴。
当初地震,母广元和老伴正在北川青片乡小寨沟景区,躲过了一劫,而老县城里自家的房子和财产都掩埋进废墟。在本刊记者面前,母广元不愿提及地震,也有意无意绕开了亲人遇难和后来女婿自杀的话题,只在谈及他所目睹的这场灾后重建,才感慨万千,一时竟眉飞色舞地讲起他们羌族的神话故事来:
传说羌族至高无上的天神阿爸木比塔生有一个很不听话的儿子水神,水神向人间降下漫天暴雨,致洪水横流,江河决堤,淹没了祖先的家园,世界上只剩几家人了。这个时候,出生在北川的羌人大禹率众抗击,历时13载伏住洪魔,江河终于归道,世间重新生生不息。
讲到这里,母广元手指向窗外,“5·12地震毁掉一个两平方公里的北川老县城,党和政府带我们重建一座8平方公里的新县城,地震把通往北川的两车道公路摧毁了,三年后这条公路已变成现代化的四车道。”
母广元声音越渐高亢,他即兴唱出了自己编的两句谣儿:“八级地震算老几,补天有我们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