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苍莽昆仑一代鸿儒

　　本刊记者  李乃清  发自北京、上海

　　钱锺书先生故去十多年了。临行前，他留下遗言：“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杨绛先生谨守遗言，依之操办后事。

　　钱先生去了，令人想起弘一法师的临终偈子：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但悄然西行的钱锺书还是震动了世界，连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也发来情辞恳切的唁电，说：我向这位伟人鞠躬致意，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

　　寓居美国的余英时也说：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

　　有学者将钱锺书喻为“文化昆仑”。

　　这样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足令人深长思之。

　　嵚崎磊落的人生

　　钱锺书的一生颇有传奇色彩。

　　他1910年11月21日生于无锡一书香门第，其父钱基博是文史大家，一生著作甚丰。钱基博长兄基成无子嗣，按例将锺书过继给基成为子。

　　降生之初，有亲友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据以取名仰先，字哲良，而“锺书”一名，则因“抓周”时紧抓一书而得。

　　“钱锺书幼承家学，在钱老直接指导下，博读群书，精于写作，古文根底非常雄厚。进入学校后，他念的中学、大学及国外的高等学府全是第一流的。”(郑朝宗)

　　未入清华前，钱已驰誉全校。1929年进外国语文系时，数学才考了15分，但国文和英文两科特优，校长罗家伦约他面谈后立即定夺：如此奇才，当破格录取。

　　大学期间，钱已创下读书第一、发表文章第一、“横扫清华图书馆”等多项“纪录”。“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考试时总是第一。”(饶余威)

　　上课不作笔记，却爱在本子上乱画。同班的许振德，曾恼怒他夺去自己的“第一”，但钱的一次解惑，令他由衷钦佩，两人遂成好友，上课常同坐后排。许君上课时注意某女生，钱就在笔记本上画了一系列《许眼变化图》，在班中流传颇广。

　　据说，其师长吴宓曾对几位学子感慨道：“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年轻一辈人中要推钱锺书，他们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钱爱读书，且记忆力惊人，“一目十行，过目成诵”，同学乔冠华称他具备了“照相机式的记忆”。其用功之勤，亦无人能比。许振德说，他“在校时，以一周读中文经典，一周阅欧美名著，交互行之，四年如一日。每赴图书馆借书还书，必怀抱五六巨册，且奔且驰。且阅毕一册，必作札记”。

　　据他的同学、小说家吴组缃回忆，有一次在校园咖啡馆，曹禺对吴组缃偷偷道：“钱锺书坐在那里，还不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淫书？”吴请钱开三本，没想他随手拿过一张纸，当下写满正反两面，列了四十多本，同时写下作者姓名及内容大概，令吴、曹两位校园才子叹服不已。

　　1930年，钱穆要出版《国学概论》，请钱基博作序，老先生就让20岁的儿子试刀，后来竟一字不改交付了，因为钱锺书的这篇序文确实写得老到畅达。事实上，大学四年中，他已在《大公报》、《新月》等报刊发表文章近二十篇。在论孔夫子哲学思想的文章中，他说“孔子近乎乡绅”，令张申府“深感其创辟可喜”，连连惊叹他是“现在清华最特出的天才”，“全中国人中，天分学力再没有一个能赶得上他的。”

　　1935年，钱锺书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携娇妻杨绛同船赴英，前往牛津大学进修。钱所报的英国文学专业仅一个名额，据说其他考生皆因他的报考而放弃，吴宓的一名研究生后来只得改报畜牧专业，去了爱丁堡大学的动物遗传所。

　　留学期间，钱读书勤奋异常，每逢假期，同学大多离校去别处观光，他却泡在牛津的图书馆，将那里18世纪后的经典通读一遍，并将图书馆译名“饱蠹楼”(Bodleian)，颇有书虫饱餐后的快意。

　　“饱蠹楼”的书不能外借，钱养成了笔记习惯。结果，这个被称为拥有“20世纪人类最智慧头颅”的聪明人一生都没丢下这项“最笨”的功夫，许多书他要反复阅读，并将新知新得不断添补到笔记上，最后成了只有他自己才能看懂的天书。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他的笔记在木箱、麻袋、枕头里进进出出几番周折，直至字迹模糊纸张破软。抗战时他靠这样的积累完成了《谈艺录》，“文革”中他又凭着大量笔记完成了《管锥编》。

　　钱在牛津顺利取得硕士学位，其毕业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半个世纪后还为英国女王访华时所调阅。尽管这个学位极少有中国学生拿过，但钱却以为，区区一个文凭，耽误了他宝贵的时间。后来，他和《围城》中的方鸿渐一样，从英国去了法国。进入巴黎大学后，他放弃了学位，只求自由读书，期间遍览法、德、意等国文学原著，空闲时间在咖啡馆结识了一些留学生同胞，看见了人性中赤裸的本相，成为他日后小说中的素材。

　　回国后，28岁的他成了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他留了胡子，拿着藤杖，颇具绅士风度，学生们对这位年轻老师极其佩服。“他总是笑眯眯的，闪动着一对炯炯有神的眸子，既严肃又幽默。他老是站着，手臂撑在讲台上。有时也离开讲台，在黑板前来回慢慢儿踱着，在黑板上书写英、法、德、意大利文以及拉丁文等。……他很少提问学生，总是滔滔不绝地讲着，仿佛一股不尽的智慧灵泉涓涓地从他嘴里奔流出来。”(赵瑞蕻《岁暮挽歌——追念钱钟书先生》)但联大这个教授，钱只当了一年，据说他年纪太轻、学问太好又口无遮拦，虽深受学生欢迎，却难免引起学识不如他的老先生的不快。

　　钱后来跋山涉水去了湖南，在刚刚建立的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担任英文系主任，那里的学生们，对这位魅力十足的年轻老师同样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年的学生周令本回忆：“他讲话声音很磁，讲东西总是带上表情，惟妙惟肖，上课很吸引人，我们每堂课一个字都不敢漏掉。”

　　蓝田的生活单调刻板，格调却丰富多彩。冬季严寒，找个木炭盆生火取暖，每到深夜，拿废报纸包两个鸡蛋，水浸湿了投进炭火，煨熟了就是夜宵。钱用小镇上买到的毛边纸开始撰写《谈艺录》，同时他已开始构思《围城》，在湘西的山沟里，和国师的同事们围坐炭火旁，钱所讲的故事就是小说的雏形。

　　钱在蓝田待了两年，1941年夏回沪。上海整个沦陷后，他与妻女挤在复兴中路一个狭小的亭子间，住在沿街的房子里，常在午夜听到刺耳的军靴声，岳父把在女子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了钱，这样才维持了平日的生计。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他完成了《谈艺录》的修改，完成了《围城》的创作。

　　1946年之后，钱任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连载于《文艺复兴》月刊的《围城》1947年5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此后连年再版。而用文言写就的诗文评论集《谈艺录》则在1948年6月由开明书店出版。

　　同年，台湾大学、香港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先后聘其赴教，他均辞谢。理由很简单，他给同窗Stuart的信中写道：Still, one's lot is with one's own people(人的遭遇，终究是和祖国人民结连在一起的)；钱还说过，“不是故国之外无世界，但不是我的世界”，杨绛也说：“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钱举家北上，定居北京，任教清华外文系；1955年起任中科院社科部学术委员。他将身心投入了学术研究。自1950年代起，先后拿出了《宋诗选注》、《旧文四篇》、《七缀集》乃至纪念碑式的巨著《管锥编》。

　　“注释了历史，注释了社会，也注释了十年动乱”

　　早在大学期间，钱锺书已立下志愿：“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而学术研究伴他一生，未曾须臾相离。

　　承家学渊源，16岁时他已读完《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书；大学期间，专习西语的他不弃“宿好”，立下“亲炙古人，不由师授”的雄心，选择有名家笺释的集部书，对照注释和原文，大量检索所引书籍加以验证；“横扫清华图书馆”的深研力索中，他已建立比较文化的观念；留学英法期间，眼界大开，“渐悟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且言语悬殊，封疆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逆冥契”。(《谈艺录》)

　　可以说，钱锺书一生治学，都在实践他那句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在钱先生眼里，所有学问都可以打通，所有知识都有一体性。”王水照回忆道，“他说自己感兴趣的是对具体文学作品的鉴赏和评析，他反对建立体系，但我认为，他的学术世界有个核心，即‘融通’，这也是他人生境界的高峰。”

　　据杨绛记述，钱锺书小时候最喜欢玩一种游戏，“原来只是一人盘腿坐在帐子里，放下帐门，披着一条被单，就是‘石屋里的和尚’。我不懂那有什么好玩。他说好玩得很；晚上伯父伯母叫他早睡，他不肯，就玩‘石屋里的和尚’，玩得很乐。所谓‘玩’，不过是一个人盘腿坐着自言自语。”这件“小时候干的营生”，钱锺书乐此不疲“玩”了一辈子：在自己的“石屋”里，不受干扰地读书、笔记、沉思，于他，便是极乐。

　　写《谈艺录》时，正值兵荒马乱的抗战时期，正如其1942年的序中所言，“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在湖南蓝田师院执教之余，钱锺书已完成一半书稿，因返沪养病而中断。不久上海沦陷，他“侍亲率眷，兵罅偷生”，身处“忧天将压，避地无之”的困境，却以坚强毅力“销愁舒愤，述往思来”。

　　建国后，钱锺书“奉命”编撰《宋诗选注》，该书以丰富深邃的学术内涵和“另类”的编选目光，令学界叹服。然而，50年代中期的这部古典文学选本，曾被划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白旗”，后来，在夏承焘《如何评价<宋诗选注>》与日本学者小川环树的书评相继刊发后，钱才获得“平反”。

　　1971年，钱杨夫妇从五七干校回京，房子被人强占，两人只好住在社科院文学所的办公室里，白天写作的桌子，晚上打开铺盖就是床。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钱锺书开始整理多年积累的笔记，着手写作《管锥编》。当时“文革”尚未结束，钱锺书就敢写那些与“三忠于，四无限”毫无关系的书，可见其惊人的勇气。

　　两百年前，清代学者在令人窒息的学术环境下创造了乾嘉学派的辉煌；两百年后，历经“文革”劫难，钱钟书用同样方法撰著《管锥编》。全书以古奥典雅的文言写成，引用古今中外近四千作家的上万本著作(包括大量英、法、德、意、西原文)，以130万字通盘考论《周易》、《诗经》、《左传》等十部中国古籍的词章及义理，打通时空、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障，以求在学术世界“泯町畦(打破疆域)”，“通骑驿(互相沟通)”。

　　1979年，李慎之看完四卷《管锥编》后向钱锺书祝贺，钦佩他“自说自话”，无一趋时语，一个字都不理30年来统治全中国的意识形态。钱锺书淡淡一笑，摇摇手说“天机不可泄漏”。

　　“《管锥编》是一部写在‘人生深处’的大著，”陈子谦说，钱锺书“按照历史本来的和应有的面貌进行辨析，从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中去发掘文化心理”，在具体鉴赏评析中抒发他对历史、人生的深刻识见，“注释了历史，注释了社会，注释了人生，也注释了十年动乱。”

　　“看似琐细冷僻的一些资料汇集和解释，实际上涉及文化、哲学、宗教、民俗等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隐射的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有没有不属于阶级斗争的内容？当然有，大量的！《管锥编》可以帮助打开思路，我这思想跟钱先生说过，他非常高兴，表示你懂我这样一个意思。”丁伟志如许回忆道。

　　刘再复指出，“(朱光潜、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那一辈的人文学者，他们在1949年前有所创造，而之后则忙于自我否定和依据新的意识形态标尺‘照着说’，结果反而‘后’不及‘前’”。这辈学人中间，“钱锺书几乎是惟一的例外，他在不能为的语境中找到一种大有可为的著述方式，写出了似堡垒又如深渊的《管锥编》，而且蕴含着可让后人阐释不尽的‘接着说’与‘创着说’”。(《当代人文学术批评家的崛起与写作》)

　　《围城》内外

　　杨绛说：“我认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锺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锺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锺书。”

　　“《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实事。”

　　《围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两年里钱锺书“锱铢积累”，“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那段日子，他在沦陷区的上海，工作没着落，岳父把自己授课的钟点让给他，以此维持生计。一次，杨绛编写的话剧上演，钱看完后表示：“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大为高兴，催促他快写，甘做“灶下婢”的她，劈柴生火烧饭洗衣，每天就等着那“五百字”。

　　“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围城”的书名，脱胎于法国谚语，“结婚犹如‘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小说主人公方鸿渐在法国学成归来后辗转奔波、四处碰壁，听到此“围城”之说，联系自己的经历，便对“人生万事，都有了这个想法”。

　　“方鸿渐是个被动的主角。Thingshappen to him。”钱锺书曾如此点评道。

　　这个“被动的主角”，并非典型书生，他有一点滑稽，人不坏，但无能。据说，他的原型取材于钱锺书的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书中，钱锺书还活灵活现地描绘了一批知识分子肖像：故作高深的诗人、道貌岸然的教授、功架十足的留洋博士……发噱的形象令人捧腹。李健吾晚年回忆，看到小说部分书稿时他们“又惊又喜，又是发愣，这个做学问的书虫子怎么写起小说来了呢，而且是部讽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

　　《围城》中处处散落着令人惊艳的幽默，但又不乏感伤、深沉的力量。或许，正是这种奇特的品质，令夏志清眼前一亮，声称它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

　　1980年《围城》重版，首印13万册，至1990年底又重印7版，每次加印约六万册；随着同名电视剧的热播，年逾古稀的钱锺书一下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在海外，因夏志清的推崇，《围城》也获得极高的国际声誉，先后被译成英、德、法、日、捷克等多国文字。

　　钱锺书的声誉波及海外，有外国记者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锺书。”曾有一位英国女粉丝求见，钱在电话里幽默地打趣道：“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上世纪80年代初，著作等身的哈佛大学教授哈里·莱文应邀来华，计划中就包括拜见钱锺书。见面那天，钱亲自开门，对莱文笑嘻嘻道：“啊，你是来参观这个神话动物(原话：mythologicalanimal)——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哈哈！”交流中，两人在世界文化版图上纵横驰骋，相谈甚欢。然而，回程路上，莱文坐车里闷闷不乐，直到最后才冒出一句：“我自惭形秽！……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他还有一个世界，而我对其却一无所知！”(朱虹《两位文化巨人的相会》)

　　1979年，钱与一批中国学者首次出访美国，他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旁征博引的演讲把“耶鲁大学在场的老外都吓坏了”(费景汉)；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表演’使得洋同事面面相觑”(夏志清)；据当年在哈佛读书的美国汉学家艾朗诺回忆，“钱先生好像一瓶香槟酒，一开就大发。我们非常佩服他，没想到中国学者中有像他学问这么好的。”艾朗诺由此迷上钱，后来把《管锥编》译成了英文。

　　钱锺书所到之处，舌璨莲花，语惊四座。“钱学”也随之在国内外热火起来。然而，钱锺书本人却非常冷静，他曾表示：“我是不喜欢这类东西的人，没想到自己成为组织‘学会’的借口，真是‘人生的讽刺’了！人生的讽刺是免不了的，只希望‘缓刑’到人死以后。”

　　从狂傲到“默存”

　　钱锺书曾在散文《说笑》中写道，“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为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

　　儿时的他，已显出其禀赋异于常人，表现在“专爱胡说乱道”，“好臧否古今人物”。考上东林小学后，父亲为其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事实上，直到后半生他才渐渐敛住锋芒。

　　青年时期的钱锺书，俨然今日酷评家，著述中笔挟风霜，生活中口无遮拦。有评者认为，小说《猫》有影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之嫌，而圈中文人尽数被他揶揄了一番；在《容安馆日札》中，钱氏评人更见苛刻，于并世名流如冒鹤亭、邓之诚、谭戒甫、陈寅恪、钱仲联诸公，多所讥弹……对此，施蛰存生前也有评议：“他学问是好的，但嘴巴糗！喜欢讲人家，狂妄得狠呀！”

　　历史学家向达曾与钱一同留学伦敦，他似乎看出了钱狂傲背后的率真：“一般人对他颇多误解，其实他是‘语狠心慈’，有见解，有真情，是一位典型的文人。”丁伟志也说：“他确实有着一身傲骨，对于一切看不惯的人和事，常常抱着天真的态度，一针见血地捅破某些精心糊起来的包装纸。他的时而幽默时而犀利的雅谑，传出去，自然免不了会使得一些没有雅量的人士，觉得难以下台。”

　　早年，素闻藏书家黄裳年轻时爱慕有“甜姐儿”之称的女明星黄宗英(据说笔名“黄裳”也有“黄的衣裳”之意)，在得知黄裳觅得佳本《痴婆子》后，钱锺书便调皮地赠给他一副对联——“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黄是有雅量的人，因其妙对“贴切浑成”而“恕其唐突”，50年后仍激赏不已。

　　“伊就格脾气，顽童！”忆起当年这位爱打趣的前辈，李文俊的口气倒更像一位长者，他操一口沪语笑侃道，“伊水平高嘛！有辰光人家一讲，伊就晓得根本是错呃，勿是迪格味道，总归要挖苦一下，尤其是伊拉同辈，所以老先生对伊蛮恨呃。”据李说，曾有当年的联大学生回忆，有次某位先生在教英文，钱恰好经过教室，在竹帘后听了一段，跑出去哈哈大笑——“格种东西，荒谬之至。”

　　上世纪40年代，钱杨寓居沪上，一度与傅雷为邻，常相往来，傅聪、傅敏兄弟于钱杨之率朗幽默都存有深刻印象。

　　傅聪告诉记者：“钱杨是中国知识分子里头非常特殊的一个典型，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像他们这样，有一种irony，说幽默太浅了，irony是一种智慧，笑里带泪、泪里带笑，很双关的，有点反讽，对的，就是反讽！但他们背后是有灵魂、有爱的，很多人觉得钱锺书是玩世不恭，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忆及往事，傅又感慨道：“他俩还有一种赤子之纯，微笑的后面有一个悲天悯人的精神，给我一种安心的、充满智慧的、温暖的感觉。”

　　钱锺书主张“化书卷见闻为吾性灵”，书读多了也读通了，他便有了自己的看法，也变得有定力，“文革”时宠辱不惊，地震亦临危不惧。1976年唐山大地震，钱杨暂住的学部7号楼西山墙被震裂，社科院让大家搬到不易坍塌的大食堂，董衡巽对记者回忆道：“钱媛本想让二老到上海躲一下，他们怎么也不愿意，人家都住外面大食堂，后来他们一看没必要就又搬了回去，管他震不震。”同住的许德政指着南墙一条从自己房间直伸到他们房间的裂缝让钱看，谁知他竟满不在乎：“别怕，那裂缝原来就有，季康曾用薄纸条封住，几次余震，那裂口都原缝不动。”他还特别强调，“不是‘原封不动’，是‘原缝不动’！”

　　世间诸般变化，他均豁然以对，更是练就了“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胆魄。

　　黄永玉在《北向之痛》中回忆，“四人帮”横行时，某天通知学部要钱钟书去参加国宴，“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锺书一再拒绝：“我很忙，我不去！”通报者只得讨饶：“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钱立马回应：“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钱锺书自辩：“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

　　晚年，面对两位孙辈青年，他曾给予一番朴实真诚的劝诫：

　　一个人对自己身边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与他们说话时要十分谨慎。如果他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他可能会抓住你话中的漏洞从你身后边捅你一刀，把你卖了；如果他是一个软弱的人，在他人的恐吓、威胁下，他可能会做一些伪证，捏造一些无中生有的事件来；如果他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他可能会十分坦率地承认一些对你十分不利的事情；如果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知心朋友，他可能会因保护你而牺牲了他自己。总之，心中毫无阻碍，说话毫无顾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见《钱钟书杨绛先生寄语青年》)

　　淹博的知识、深刻的讽喻，是他学术研治和文艺创作的一贯风范；而在这些令人叹服的著述背后，是一张隐隐含笑、耐人寻味的面孔。

　　据他在社科院的同事徐公持记述，“他在会上不大发言，大部分情况下只是听别人说话，有时他听着听着会低头微笑，笑什么当然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古代组“老先生”印象记》)

　　“伊门槛老精呃，政治运动捉勿牢伊，伊样样勿讲，避开风头。”李文俊认为他精明。

　　然而，那只是钱锺书“默”然而“存”、以求治学的“隐身大法”。

　　傅敏说他“绝顶聪明，极有智慧，是个里方外圆的人，所以能在夹缝中生存下来”。

　　丁伟志强调，“敏感的问题，他不是没有看法，实际上他看得很清楚，立场很鲜明，但是他不参与公开活动议论现实政治问题。”

　　诚如余英时所言——“偶尔箭在弦上，也会流露出锐利的锋芒。”

　　王水照给记者举了一例，“我们在河南干校，当时抓‘516反革命集团’，搞运动很惨烈，死了不少人。有次上面在批斗，钱先生私下跟我讲：‘强者不吐实，弱者吐不实。’重点是后一句，点出逼供信的真相，弱者交代的东西都不真实。当时觉得他真够大胆敏锐的。”

　　待后来《管锥编》出版，王水照读到论《史记·李斯列传》条时，发现“严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实，而不能忍痛者吐不实”赫然在目。

　　“他胆子很大，‘文革’的时候也敢讲。”专访中，董衡巽又举一例，“周恩来去世的时候，钱先生跑来跟我说：‘现在大字报出来了，说‘文革’是法西斯，这话说得真好！’”

　　王水照告诉记者：“外人对钱先生的理解还是有些隔，在他的诗作中就有不少现实的感慨，只是包裹得比较深。”

　　1957年，钱在“反右”前夕写下《赴鄂道中》五首绝句，现引录两首：

　　奕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

　　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懑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

　　“啼鸠忽噤雨将来，噤声嘛，‘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他当然感受到了。”

　　李慎之曾撰文道：“因为钱锺书历来认为朝市之学必成俗学，有不少后生把他看成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但是对人民的关怀与对祖国的关怀，一直煎熬着他的心。”李举钱1989年夏的一首七律《阅世》，该诗庶几可称钱晚年封笔之作。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回首过去的一个世纪，饱览群书、博古通今者大有人在；精多国语言、学贯中西者不乏其人；专于治学又擅创作者，也不只他一人……但钱锺书是独特的，他从儿时起便“锺”情于书，只因其中乐趣无穷；二十多岁已决志“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沦陷孤岛的战乱岁月，他将平日里积攒的种种不屑不满化为“忧世伤生”的诗话集《谈艺录》与长篇小说《围城》；历经十年浩劫、走过一个花甲后，他那些“写在人生边上”(散文集)的批注，对“人·兽·鬼”(短篇小说集)世相种种的感悟，渐渐汇成历史、现实、人生的大江大海，积淀为浩瀚深沉的扛鼎之作《管锥编》。

　　夏志清的评价应该是许多人的共识：“像钱锺书这样的奇才，近百年来我国还没有第二人堪与他相比。”

　　(参考：《钱锺书集》《杨绛文集》《容安馆札记》《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听杨绛谈往事》《文化昆仑》《一存千思》等。感谢：丁伟志、王水照、李文俊、董衡巽、傅聪、傅敏等接受专访；吴学昭提供帮助；实习生王杨卡佳、宋娜参与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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