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必令人扼腕的英才
本刊记者 李乃清 发自上海、北京
是了，这就是我们的名利场。这里虽然是个热闹去处，却是道德沦亡，说不上有什么快活。
——《名利场》“开幕以前的几句话”
英国小说《名利场》(Vanity Fair)，几乎成了杨必的名片。
这部“罕见的佳译”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至今仍是业界经典译本，著名学者陆谷孙曾撰文高度评价，“英蕤窈窕，元气淋漓，非文字功力出众，小说文学修养精湛者不可为。”
而《名利场》背后的杨必，又是怎样一位女性？
吴学昭曾和记者聊过杨必：“她和我姐姐常‘合’(沪语Ge)一起上学，当时我们家离学校近，她每天放学到我家来，我母亲总让她先吃点心再做功课，她15岁就没了母亲，能感到一种家庭温暖吧。”因年龄相近、同在上海工部局女中就读，吴家姐妹和杨必关系颇近。
“杨必好像和姐姐(杨绛)不太像，她比较年轻，也比较时尚，现在叫帅，从前叫Smart。”吴回忆道，“她长得很漂亮，皮肤雪雪白(沪语)；加上她个子高，穿得又时髦，很讲究上海小姐的派头；她在国际劳工局时，我看到她穿那种黑皮夹克，当时很少女孩这么穿，非常帅气。”
当年，翻译家傅雷还曾请杨必指导傅聪英文。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后，杨必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记者采访了她当年的几位同事和学生。
电话那头，陆谷孙向记者回应道：“她一向独来独往，感觉蛮孤独的。”
曾受过杨必个别指导的薛诗绮则说：“她非常豪爽，讲话毫无顾忌，风格像男人。”
“家里有教养、自己有修养、学问很好、才气很高的一个女同志。”85岁高龄的程雨民概括道。
杨必46岁英年早逝，留下两部译作，《名利场》(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之外，还有一部女作家玛丽亚·埃杰窝斯(M.Edgeworth)的《剥削世家》(CastleRackrent，1953年出版)，小说讲述了一个爱尔兰地主家族的衰败。
虽然教的是英国小说，杨必对中国古典作品也有研究。据杨绛回忆，早在童年时代，杨必就已经迷上了《红楼梦》。学生则说她“上课讲着讲着就引申到《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上”，“常赞叹《西游记》的想象力丰富”。大家记得，“她前前后后看了三十多遍《红楼梦》，有时《名利场》翻不下去，她就会看《红楼梦》，说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杨家的“西碧儿”
杨必1922年5月生，比杨绛小11岁，在家行八，父亲老圃先生爱用古字，“因为‘必’是‘八’的古音：家里就称阿必”。
依杨绛回忆，淘气的阿必从小就“善摹仿”，“她能摹仿方言、声调、腔吻、神情。她讲一件事，只需几句叙述，加上摹仿，便有声有色，传神逼真。所以阿必到哪里，总是个欢笑的中心”。
关于杨必的课堂，退休教师翟象俊回忆：“57年我才一年级，比较好奇，想看看高年级有哪些名教授在上课。我曾经透过门上的玻璃看到过杨必先生，那时她给大四学生教VanityFair。她上课动作很多，在教室里走来走去，有时候会坐在讲台上，非常活跃，手舞足蹈。”
1941年，杨必从工部局女中高中毕业后，考入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读书时恰逢钱锺书在那里教课，也曾教过她。大学末一个学期，父亲杨荫杭去世，毕业后她就留校当助教，兼任该校附中的英语教师。
当时主管震旦的是外国修女桑顿嬷嬷(Mother Thornton)，抗战胜利后她正好要到北平开会，得知杨必有亲戚(钱锺书、杨绛)在清华任职便携其北上，因此杨必1947年夏开始在清华当了一年助教，次年6月回震旦继续教课；1948年下半年，经师长陈麟瑞(时任《上海新闻》总编辑)介绍，进入南京西路的国际劳工局兼职，做了一年翻译，期间收入颇丰；同样经陈推荐，1950年4月间她又获得一份《密勒氏评论报》的翻译差事。
钱锺书管杨必叫“西碧儿”(Sibyl，古代女预言家)，因为姐姐们遇到什么问题，都会请教这个小阿妹，尽管她是个“家事不能干、也从未操劳过”的“真大小姐”，但是，“她好像比谁都老成，也有主意”。
“林同济不错，你们会有共同语言的”
1998年8月，贾植芳曾写下《忆林同济先生和杨必女士》(以下简称《忆》)一文，以示“怀念与敬重”，因“我出事以后”，他俩“都没有迎合时势，写文章批判我”，他们“是在极左时代受到迫害、学养深厚、具有独立人格意识的知识分子，给我印象很深”。
贾植芳是在震旦认识杨必的，印象中，她是“一位新潮的小姐，人也漂亮”。大家熟了以后，贾老还以开玩笑的口吻想为杨必介绍对象——“你三十多了，年龄也不小了，老话说‘女大当嫁’，我给你找个对象吧？”“杨必眼界很高，要找二姐夫钱锺书那样的大学者。我说，钱锺书只有一个，你们外文系林同济我看不错，原来的夫人回了美国，他是个学者，又在欧洲长期生活过，你们会有共同语言的。”这件事贾跟林也讲过，然而，媒还没保好，老人家就进了监狱。
“当初也有这样的传说，”曾和杨岂深、杨必一起参与英语综合阅读教学的乌漪云告诉记者，“一开始我们觉得林同济和杨必先生都才华横溢，在学术和个人发展上应该都很好，但是‘反右’以后，林同济遭受到很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后来的交往也就比较少了。”
徐燕谋的悼诗
杨家小妹好才华，劝我头风饮绿茶。终爱祁门浓似血，残阳色里吊虫沙。(编者注：“猿鹤虫沙”指称战死的将卒，“虫沙”比喻战死的兵卒，此处泛指死于动乱者。)
采访中，翟象俊向记者提供了一本外界鲜见的《徐燕谋诗草》，以上是其中一首。徐在这首诗的序中写道：“我患风病而嗜红茶，杨必君劝我改饮绿茶少刺激，因买祁门，忆君前言，而君已郁郁死八年矣。”
已故外文系教授徐燕谋，大“同学如弟”钱锺书4岁，在钱基博门下亦颇受器重，在后来教学共事中与钱锺书“交契渐厚”，结成终生密友，因姐夫这层关系，杨必当年跟徐交情甚笃。
女同事孙铢也有印象，“杨必跟老一辈很谈得来，我们当时属于青年，她属于中年，但她喜欢和老一辈徐燕谋、杨岂深他们在一起，因为她文学功底深。”据程雨民回忆：“杨必当时在教研室基本上属于后辈，当时文学教研组她跟刘德中是最年轻的。”
当年，中德混血儿刘德中和一直单身的杨必曾被称作外文系的“金童”、“玉女”。翟象俊告诉记者，徐燕谋晚年抑郁加剧，对于这二人“文革”中的死，常自责抱愧。
“刘德中的夫人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解放后在安徽劳改，刑满后留在农场，之后政策调整，徐先生就跟党委提出把刘夫人调回来，但回来没多久‘文革’了，劳教回来的分子剃阴阳头，被整得很惨，后来他们夫妇双双自杀，徐先生觉得如果当时没出这馊主意就不会这样。”
翟还透露，杨必去世前一日曾和徐碰过面。“当时学校附近有个很小的来喜饭店，68年‘清队’时，徐先生在那里遇到杨必，她跟徐先生说，你现在不要跟我多讲话，昨天他们来过了。抄了她的家，那天她穿的还是当铺里弄来的衣服。徐先生说，当时没把这个太当回事，大家都受到冲击，就一般地安慰了下，没多开导她，但谁想第二天杨必就走了。”
眼见俊才骤逝，徐燕谋欲哭无泪，扼腕之余写下回肠荡气的悼诗。
悼念杨必君，意有未尽，更作四首
北宫婴是女儿身，几净窗明不受尘。我到小楼常局促，烟灰一撮恐污人。(编者注：《战国策·齐策四》：“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彻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北宫是古代王后所居之宫，婴儿指齐国孝女婴儿子，因杨必终身未嫁，此处以“北宫婴”代称。)
我书未散苦无庐，君屋尤存恨失书。天上银河万斛水，难求升斗活枯鱼。(文化大革命初，君藏书尽失，我房屋紧缩，书皆束阁，两人如鱼失水)
估铺狐裘稳称身，心头冷彻总难温，何堪重遇邯郸路，不待霜风已断魂。(一日寒甚，遇君邯郸路上披狐裘，犹瑟缩，云冬衣已尽失，以六十元从估铺中易得敝裘御寒。)
批评原不是揶揄，谁料中枢有鬼狐。君病缠绵故应死，沉忧我亦欲捐躯。
十年浩劫期间，徐的家中长上和子辈在运动中罹祸蒙冤，徐在公众场合终日缄口；后来又拖着病躯被迫“疏散”下乡，身心遭受折磨，每天非服九颗安眠药不能入睡。耄耋之年，徐又回跌当年噩梦中，难抵抑郁顽疾，于1986年3月26日自沉井底。
殁后，钱锺书《致郭晴湖》函中“奉书感怆”，“燕谋去年忽以生平诗稿及英语讲稿相示，心窃以为不详之兆。故拙序结尾云：‘蕴未尽之才，征无疆之寿’以颂祷语祓除’。不意其竟从三闾大夫之后也。”
不得公开的死亡档案
为搜集杨必资料，记者曾多次前往复旦大学档案馆，经馆长特批，获准查阅杨必死亡档案中的履历表部分，但其生前自传、思想汇报等卷宗却不得公开。
在《私立震旦大学教职员工登记表》(1951年11月15日)附件及《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1952年9月7日)、《复旦大学干部登记表》(1958年7月21日)、《干部简历表》(1960年3月6日)3张正本中，记者发现，杨必填写的健康状况栏字数有所增加，58年登记时，在52年“神经衰弱”外又添“高血压”一项，至60年已是“极度神经衰弱发展为精神分裂症(亦有医生称精神归纳症)”，足见这些年她身体羸弱，每况愈下。
杨必的字迹娟秀工整，几乎每栏都认真填写，务求具体翔实。例如52年《调查表》“自我批评”栏中，除了最后“生活严肃有纪律”、“在业务上尽责不苟且”两项“优点”外，她在前面写了满满5项缺点。
1.自高自大，目无群众，固执，不虚心接受意见
2.认识模糊，眼光短小，因此只在感情内兜圈子
3.有虚荣心，好卖弄小聪明
4.不能吃苦，喜欢享受
5.对新事物认识不够，因此缺乏热情，不够积极
贾植芳在《忆》中提到，“思想改造期间，由上海市委派到大学的思想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即‘学习委员会’)，说震旦女子文学院加拿大嬷嬷回国时把财产都交给杨必保管，因此要她检查，给她带来不少苦恼，于是这个大家闺秀对新政权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
但是，杨必分到复旦后很快被评为副教授，应该说得到了相当高的重视。据杨绛回忆，杨必刚到复旦、翻译《名利场》期间，生活丰富，交游广阔。
当时，杨必和大姐同住霞飞路培恩公寓。大姐杨闰康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大姐夫何德奎解放前是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上海市副市长。但杨必58年《登记表》中写到的何似乎境况不佳：“1947年离国侨居巴西，现在香港，据说神经失常，详细情况不明，最近(58年7月底)有家信，自称在香港某中学做校长，不知是狂人呓语，还是神经病已有好转，学校面貌不详，据他说是朋友出资创办。”
薛诗绮回忆，“我到她家去玩过几次，但从来不谈学问。她喜欢议论人，对于学界那些装腔作势、外面有点‘壳子’的人，她看得清清楚楚。她有点清高、高雅，但又不像不食人间烟火，人绝顶聪明，对每个人都看得很准，评论人不是很恶意，但有时也蛮尖锐的。对于社会学界的不良现象，她很看不起。”
杨必死于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忆》中提到，“外调人员说她和西方天主教反动教会有勾结，逼她限期写出交代材料，她不堪受辱，在恐怖和绝望中，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了。当时我听见外文系的高音喇叭广播说，她是坚持反动立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了。”
但杨绛在《记杨必》中强调，“她是1968年睡梦里去世的”，“革命群众要她交代她在国际劳工局兼职的事。她写过几次交代。有一晚，她一觉睡去，没有再醒过来。……为此她不免蒙上自杀的嫌疑。军医的解剖检查是彻底的，他们的诊断是急性心脏衰竭。”
据孙铢回忆，“前一天开大会我还坐她旁边，当天她身体就不太好。她每天睡不着，吃安眠药，心脏也不好。”1979年，复旦大学外语系为杨必开了追悼会。
“杨先生特别指出，杨必肯定是平时呕心沥血、后来没扛下来累死的，不是外面说的那样自杀的。”在北京采访时，社科院德语文学专家张佩芬告诉记者，干校期间她曾和杨绛提及杨必，“杨先生说，她母亲把家里都照顾得很好，以她妈妈的家教，杨必不可能自杀，说的时候她都流泪了。”
翻译过《名利场》的杨必，早已逃脱世俗缠累。斯人已逝，或许她的散文《光》多少能照亮我们的记念。(杨必曾以笔名“心一”发表过散文，但外界仅留存此篇)
当第一条金红的阳光跳上墙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变过了，隔夜的黑影，梦境里的幻像，都被驱散无遗……你有没有在暗里听见你所最爱的声音在叫你唤你？这声音出乎意料的温柔亲切……于是你觉得一切都有依靠，可以放心了，你微笑着，满心安慰，满腹希望，让黑夜把你卷进了梦乡。
(感谢：张佩芬、翟象俊、傅聪、董衡巽、陆谷孙、薛诗绮、孙铢、程雨民、乌漪云等接受专访；徐龙顺、白冰、周桂发、欧阳宏森等协助联络与查档；实习生王杨卡佳协助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