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201120期封面

　　在广州，出现了一批敢于“说”，敢于表达的少年。他们关注的话题，已超越了读书和就业，而是对城市的公共事务直接发表意见。他们的方式简单而直接，快乐而有创意。不但鼓舞了更多同龄人，也促使城市的管理者们更新观念，学习新的价值，重建简易、有效、节约的管理模式。

　　站出来，大声说

　　主笔_许十文

　　整个五月，有两个中国少年的符号，屡屡被各大媒体抛出。网站也不约而同地发起投票，提出类似的问题——“五道杠”与“举牌男”，谁能扛起中国社会的未来？

　　答案由人选择，问题历久弥新。早在1900年，当时27岁的粤人梁启超，就已写下了名作《少年中国说》，发出震聩人心的呐喊：培养什么样的青少年，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中国未来。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句句铿锵，言犹在耳。但中国少年今何在？在作业堆里不问世事，还是只拥抱着流行偶像的画报，沉沉睡去？

　　如今，在广州，出现了一批敢于“说”、敢于表达的少年。他们关心的东西包罗万象，超越了教科书和漫画，涵盖了城市文化、个人权利、公益环保和公共事务等各个方面。

　　与其他城市少年不同的是，广州少年不但敢于“说”，而且善于通过独特有效的公民行动，去推动少年之梦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广州少年不但属于广州，还属于所有中国的城市。或者说，中国的城市们期待着如斯的少年一代。

　　回溯历史，“站出来，大声说”成为广州青少年的潮流，也就发生在最近三年。“闪唱组”、“拜客”、“旧城保护小组”、“乙肝男”、“鲨鱼妹”、“举牌哥”等未进入社会，却已向社会开口呐喊的少年，与“口罩男”、“光头哥”、“巴索风云”等成年前辈一起，悉数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公民明星。

　　因为爱，所以说

　　5月初，广州十六中高一学生陈逸华举牌反对地铁翻修工程方案，最终迫使广州市地铁公司顺应民意时，全国媒体蜂拥而至。广州少年，又再出尽风头。

　　“举牌男”的行动，又是一次广州少年成功影响公共政策的故事。远在浙江的一家日报评论指出，“这不仅改变了不少人印象中的高中生‘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刻板形象，更让那些在公共利益事件面前不敢说、懒得说甚至习惯于附和的大人感到汗颜。”

　　其实，在广州，少年们的诉求空间，与“大人”们编织的空间息息相关。很多评论已经指出，香港电视的长期熏染，开放、民主的议政传统的积淀，相对尊重民意的政府作风以及积极创造议论空间的本地媒体，都为广州建立公民社会积累了土壤，就在这土壤上，广州的公民少年层出不穷。

　　相比起年长的积极公民，少年们的大声表达和公民行动，其动机和动力，更接近于他们内心天然的、真实的情感。和他们的父母朋辈一样，广州的少年们对生活有着诸多追求。他们会满街寻觅美食，痴迷日本漫画，讨论少年间的情事。他们大多还处在辨识世界的“本能阶段”，也就是单凭一己良知与冲动，直议关心之事，鲜有小小年纪就“关怀天下”的成人心。

　　在各种以本能为出发点的情愫里，爱城市、爱广州，成为了广州少年参与公民事务共同的动力。

　　少年们投身“捍卫广州”的行动，最早可以追溯到2008年的春天。当时广州政府计划拆除有300年历史的天字码头，超过万名青少年在“羊城网”等新兴都市网站签名反对，之后，广州政府顺应民情，及时收回拆除计划。

　　也就是那次开始，类似关于本土文化保卫的公民活动，在广州此起彼伏，去年的粤语保卫运动，就是这一系列活动的高潮。

　　文化悲情催生公民动力

　　广州少年酷爱广州的心态，植根于广州少年的成长环境。从群体来说，他们大多过着这样的生活：穿着休闲干净，爱饮食好旅游，热爱传统，对广府文化有着天然、深厚的认同感。另外，省港澳文化的相对独特性，使有异于正统内地文化的繁体字和粤语，也成为了少年们的心头所爱。

　　但是，近年广州旧城区的大拆大建，使本地人尤其是青少年逐渐累积起对本地文化消失的焦虑和悲情，“迫使”他们主动“发声”，就像香港、台北少年们曾做过的那样。

　　这也使广州出现了如同名嘴陈扬所说的城市新一代——包含文化自觉和自主意识的城市新一代。另外，关于个人权利、公益环保等领域的公民活动，在广州更多见于年长的积极公民，或者有相当组织形态的少年公民组织。

　　对传统广州消失的焦虑，令来自不同背景的广州本土少年聚集在本土保卫的第一线。广州十六中著名的“举牌哥”，其问政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守护广州地铁的传统色彩。幸运的是，在公众猛烈抨击工程费用的集体掩护之下，他的梦想成真。

　　类似的少年情怀，在南京、上海等内地城市也是似曾相识。这些城市少年之间都有着共同的感情纽带，就是热爱他们的城市。在广州，各式各样的文化保育活动，乃至大多数少年公民行动，都可以用“撑广州”，“我爱广州”来概括，在这样的共同诉求之下，他们互相支持，展开创意竞争，形式多样，包括以摄影、涂鸦、表演、记录、本土网站、粤语学习……在具体的行动中，80后把这种爱城市的集体意识传递到90后身上，而本土少年又会将这种意识潜移默化传递给新广州人。

　　当然，广州少年们的本土文化情结，并不意味着绝对保守。“鲨鱼妹”的出现就是一个活生生例子。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女孩，她从海外的环保团体得到启发，立志反对广东人以吃鱼翅为荣的陋习，尤为可贵的是，她的出发点来自对动物的怜悯之情，这是源自最朴素的人性。

　　升级路漫漫

　　不难发现，无论是举牌上街的初哥初妹，还是积累了多年问政经验的少年公民，他们都学着充分利用广州的公民土壤。有的做法只是拍脑袋得出来，有的则是向前辈学习。譬如，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与媒体密切“配合”，有的以微博传播获得记者们的注意，熟练者则直接向媒体报料。

　　在广州，有过公民行动的广州少年，尤其大学生，或者业余时间较多的年轻人，他们有更多条件向更成熟的公民行动进发。省港互通的纳税人意识、财政意识会被这些少年尝试运用——重大公共建设项目，往往面临着公民代表和人大代表们的“联合”关注，关注点都是“钱从哪来，钱怎么用？”——在讲究实际的广州人当中，这样的话题很容易引起民众的议论。

　　除了“抄袭”前辈的方法，为了获得空间和影响，广州的少年公民们还会动用很多创造性的手段。“拇指妹”发动的“大拇指赞城建委”，“旧城关注组”的短时间闪唱，乃至举牌哥选择独自上街，都充分考虑了相关部门和政策的承受程度和传播力。

　　地方政府的相对开明给广州少年们制造了更多活动空间。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学生“乙肝男”雷闯在广州的经历。他在广州给劳保部门送鸭梨，结果发现对方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足，完全出乎意料：“一切都在他们掌握之中，情节发展太过于完美。后来才知道，有个前新闻发言人在旁边做指导，我推测，去之前的一天我发了条微博，声明要去送10斤鸭梨，他们有所准备。”

　　广州对鸭梨的“欣然笑纳”，与深圳方面“关门叫保安”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粤语保卫、地铁翻修等大众关注的问题上，广州的政协和地铁等官方背景机构，大多也保持了克制和互动的姿态。一些政府力推的民生工程，譬如绿道等，政府还主动召约“拜客”等少年公民，听取民意，接受年轻人的监督。

　　不过，也有评论指出，“最近一年多来，广州政务系统在公共事务上的取态都有所消极，比如广州垃圾焚烧厂选址争议、海心沙公园收费，以及目下的对地铁整修的质疑。官员在对待市民参政方面，不似从前那般积极主动。”

　　现在，对于这些少年公民来说，他们总会面临着共同的压力。有时这些压力来自于他们的本业，譬如高一学生“举牌哥”和“鲨鱼妹”就要专注于繁杂的学业；生活和工作压力，也会使相当一部分本来积极投身社会活动的大学生，在进入社会后“销声匿迹”。那些希望继续公民事务之路的少年，也会生出担忧，他们将如何建立职业化的公民组织，为后者的柴米油盐和合法资格而努力。

　　无论如何，广州少年，作为都市公民社会的先锋符号，以及“官民共治”理想的先行者，他们对成人中国的冲击，已远远超出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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