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守恩宁路
恩宁路成了“拆迁主题公园”。
声·鸣行动组
恩宁路-民间关注小组 2010年3月成立。成员主要是广州各大高校的大学生，专业背景涉及城市规划、建筑、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新闻学等。他们的目标是“认识旧城，自我学习；分析问题，同时发出声音；行动介入，积极促成改变”。图为成员Doris 、思羽、阿立 (前排从左往右) 赵楠、林常荣 、邢晓雯(后排从左往右)。
广州旧城关注组 2010年3月成立，旨在推动更多广州青年人行动起来，关注和记录旧城的社区文化和旧城建筑，以积极的态度探索城市建设的未来。曾发起并组织了“保卫广州、拒绝被咨询、关注旧城改造”活动，同时以采访、记录的方式参与保卫恩宁路，并推出相关了主题展览。图为成员 熊猫、萤火虫、上山爱(从左往右)。
前身为阿火和阿弟两人创办的火与弟涂鸦组合。2010年6月，火与弟与一群志同道合者在此基础上创立“声·鸣行动组”，他们剪辑的无声电影《金声泪》曾在旧城拆迁下的恩宁路金声电影院原址播放，以此缅怀这家已经消亡的老戏院。图为Ray、阿弟、阿火、朝朝(从左往右)。
记者_ 洪鹄 广州报道
如果恩宁路会说话，它要讲的最后一个故事，或许是关于一群年轻的孩子。
恩宁路今年八十岁了，按照人类的算法，这个岁数也算是高寿。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它看上去确实有点老迈。恩宁路诞生于1931年，之前它是一片街区，包括十一甫和恩宁市等，那年扩建成路，有18米宽，1公里多长，沥青路面，可以并排行八顶大轿，一时风光无限。想当年，它无疑是西关一带名震八方的美人儿，它有簇新的戏台，来来往往的粤剧名伶，新修的岭南骑楼高大坚挺，一副要为所有人遮风避雨的豪气。
如今，戏台风光不再，骑楼布满青苔。八十岁的恩宁路，虽然还顶着“广州最美老街”旗号，但一个“老”字，已足够将它打入冷宫。
2007年底，恩宁路被广州市政府纳入旧城改造计划，轰轰烈烈的拆迁从此开始。183户老居民联名上书，反对政府欲把恩宁路改造成“荔湾新天地”的规划。反对无效。
恩宁路无法保护它的老街坊，老街坊们也保不住它。
恩宁路没有想到，年轻人来了。他们纷纷用自己的方式试图守卫它。
“如果最终还是守卫不了，起码也有人记录下了它最后的样子。”
恩宁路来了年轻人
年轻人们的到来，不约而同发生在2010年的春天。
1月下旬，涂鸦组合“火与弟”里的这对兄弟，阿火、阿弟，以及他们涂鸦界的几个朋友，在报纸上得知了位于恩宁路的金声电影院——广州最老的电影院之一，即将被拆除并重建成广州版的“大三巴牌坊”的消息。“一个本来可以有生命力的影院，硬要把它拆了还搞成牌坊？”阿火觉得不能理解，他决定做点什么，看看有没有可能留住“金声”。几个人成立了一个叫“声·鸣”的小组，意在发出声音，为“金声”鸣不平。
广州男生肖朗在厦门大学念书。寒假回家，他看见了报纸上183户恩宁路居民对西关拆迁规划的抗议。学经济的肖朗，第一反应是打算以此地为样本，做一个关于居民拆迁补偿的调查。他很快在网上成立了一个小组，叫做“恩宁路-民间关注”。这个小组被正在暨南大学念大四的邢晓雯发现了。邢晓雯是潮汕人，来广州四年，对西关老城区很有感情。对于肖朗欲以“学术视角切入对恩宁路的关注”的想法，两人一拍即合。
邓小莹、上山爱等人也是差不多时候相识。2010年春节后，继恩宁路全面动迁，广州宣布在接下来10年内完成对旧城区的全盘改造。邓小莹和上山爱都是年轻的“老广州”，习惯讲粤语，喝早茶，对骑楼、河涌等广州风情爱不释手。“全盘改造会让我们失去广州吗？”邓小莹感到担心，她在豆瓣上建立了“广州旧城关注”小组，副标题—“失去就成永远”。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叫谢文君的男生，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人在千里，心系家园。听说了恩宁路已被拆得面目全非的消息，便筹划着要拍一部短片，题目就叫《正在消失的羊城》。
一年半之后，已经工作快一年的邢晓雯坐在我对面，回忆起当时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的“保卫广州”团体们，也觉得不可思议。恩宁路的拆迁，与她的大学生涯几乎同时起步，但在之前的三年多里，虽也听媒体、市民对新的规划议论纷纷，却鲜有行动者出马。
邢晓雯觉得，183户居民的联名上书肯定是个契机，但不止于此。这个学传媒的姑娘分析，是逐渐成熟的网络环境、与逐渐觉醒的公民意识在背后推动他们，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是—香港。这几年，香港人在保卫皇后码头、保卫喜帖街(利东街)等事件上的全力以赴，让“文化保育”一词深入广州年青一代的心，“也让保卫恩宁路不再止于说说而已。”邢晓雯说。
混沌期的矛盾
最初的宇宙混沌期，几组人马都有点摸不着方向。上山爱的广州旧城关注组(简称旧城组，以下同)和肖朗的民间关注组考虑过以一个大组之下两个支队的名义行动。
早在旧城组成立前几年，上山爱便是豆瓣“发现广州”小组组长。他是个热情的男生，常常义务率领一批新的广州客游街转巷，拍照片，尝美食。这是他一个“老广”爱广州的方式。上山爱对西关老城区的风貌和变迁都很熟悉。对于恩宁路的一步步走向消失，上山爱算是亲历者。他觉得痛惜，但无能为力。成立旧城组，他希望能唤起更多人对广州的爱，“让大家知道广州曾经有这么美的骑楼、这么美的西关”。
对于肖朗而言，上山的“爱”有些缺乏指向。22岁的肖朗觉得恩宁路行动的意义在于最终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经济系的肖朗对“公平公正”问题特别敏感，在和恩宁路居民的初步接触中，他不断感受到政府方案的粗糙带给居民的委屈和伤害。这成了他和上山爱矛盾的焦点。后者认为，利益问题在任何地方的拆迁中都大同小异，“关键是这些问题敏感得很，根本不是我们能解决的”。他感兴趣的是单纯的文化保育，“抢救西关独特的文化记忆，才是应该做以及能做的事。”
两组人马就此分道扬镳。肖朗率领邢晓雯、超群等几个人单干。组长肖朗，负责全面事务，以及统筹对居民拆迁补偿的调研。副组长晓雯、阿立，负责协调、外联。超群在中山大学念城市规划，她提出在肖朗作拆迁研究之余做一份“专业而民间的”恩宁路规划。“之后我们就自称学术组了。”晓雯说。
2010年6月，是记者和肖朗、晓雯等人的第一次见面。学术组其时成立已有三四个月。两项作业的进展均不算太顺利。肖朗的拆迁补偿调研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基本只能从居民口中得到琐碎的材料，却无法得到官方数据的支持。超群则告诉记者，规划组遇到的技术难度比想象的要大得多，他们都是一群还未出校门的孩子，最多帮导师打过下手，当真正面临一条活生生的街区，几乎无不四顾茫然。学术组还有一个瓶颈是，除肖朗外的其他成员都非广州人，粤语听说都不流畅，最厉害的就是超群，这个山东姑娘几乎听不懂一句粤语。广州闷热的夏天，超群经常从中山大学骑车，风尘仆仆来到恩宁路、吉祥坊、多宝坊，一面照着地图上的标示寻找道路，一面搜肠刮肚地找着合适的借口和街坊搭讪，还要作好被冷眼嘲讽的准备。她没有说过她是否灰心，但去年的他们，明显看上去都不算乐观。
而当时，“声·鸣”为金声电影院制作的纪念影片《金声泪》已出炉。6月的一个雨夜，在“金声”的废墟上，这部5分钟的默片悄然上映。“声·鸣”的牵头人阿火记得，来了100多号街坊，把恩宁路那个狭小的街角站得满满的。《金声泪》的素材，由另一位涂鸦手阿Ray剪自卓别林的电影，贫穷小子和金发女郎，在金声电影院相识、相恋、相伴，直到它轰然倒地，“俗套的情节，最煽人恻隐之心。”阿Ray说。第二天，全城的几家报纸都报道了“声·鸣”的这次行动。
《正在消失的羊城》则被谢文君当做毕业大戏来严阵以待。这部由田壮壮任出品人的片子，拿下了2010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作品里的最高分，在网络上更是达到了一夜过万的传播率。在此之前，无论是上山爱、肖朗还是“声·鸣”的影响力都没有突破广州，谢文君却让更多的外地网友知道了广州人对于羊城消失之痛。
一年前，记者和肖朗、邢晓雯最后的联系是他们正在筹划一个关于恩宁路的展览。由于经费、素材等诸方面的限制，展览会和上山爱的旧城组合办。“展出我们的恩宁街区规划草图、拆迁调研成果，上山爱他们主要是以影像、图片等形式记录了最后的恩宁路。”肖朗告诉记者。当时的他正在为场地发愁。“看中了恩宁路上一间仓库，租金要三万。”是申请基金还是发动组员捐款，这位年轻的组长还没决定。
为恩宁路存档
“声·鸣”的年龄层比其他几组普遍要大一些。阿火、阿弟是80年代初生人。高古，“声·鸣”的另一个成员，则是小组里唯一的70后。
高古反感以代际划分人群的做法，但有时还是忍不住以前辈之姿站出来评点一下晚辈。他时常去肖朗他们的学术组旁听，“听一群小毛孩翻来覆去讲他们的纲领还试图影响政府……幼稚啊！”
邢晓雯佐证：“高古经常来骂我们幼稚，我们觉得他是嫉妒我们年轻。”
“声·鸣”之外，高古还有一个80后朋友，叫小范，两人发起了一个叫Yunning Project的项目。每到周末，两人扛上昂贵的摄影器材，跑到恩宁路尚未拆的老房子里，一户户给人家拍全家福。小范告诉我，这叫环境肖像，“老房子是和居住在里面的人有深刻联系的场所，环境本身能带来强大的叙事能力，和人一同构成了叙事主体。其他的额外信息都是干扰，能减则减。”
Yunning Project记录了五十多户人家，与他们的老屋最后厮守的岁月。十六甫西二巷住的是73岁的粤剧名伶栢叔，家里装修中西合璧，历经多年风雨，仍能从麟皮玻璃装嵌的西式钢窗、柚木地板等细节，看出当年的精巧讲究。多宝坊梁伯站在他的凉茶店悦庆堂中留影，他卖了四十多年凉茶，老西关个个知道他的凉茶对症下药。永庆巷的銮舆堂，是八和会馆下属的粤剧武打行，每到周末都有孩子来拜师傅学艺。Yunning Project的照片上，两个白衣红裤的娃娃站在这件西关大屋中央，摆出架势，把腿举过头顶，身后站着面相庄严的三位师傅。
小范曾周游列国。“在罗马斗兽场，我想起王小波说的，就是这里，无可争辩地告诉你罗马的历史。而我们的历史呢？”他见过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他听说我来自广州，很神秘地告诉我他正在和人筹备一部关于老广州的电影，但在收集资料方面遇到了麻烦。”广州留下的历史资料太少了，无论是影像、文献还是城市里的遗迹—蒙代尔对小范说。
“我们很多人都不算年轻了。我们没有所谓抗争的意识，如果拆迁无法停止，我只希望为恩宁路留下档案。让几十年后的人，知道二十一世纪头一个十年的广州人是怎么生活的。”小范说。
未来的规划
再见到邢晓雯的时候，已经过了近一年的时间。她最大的变化是讲起了一口流利的粤语。以前她也能听懂，但可讲可不讲的时候，她都选择不讲。如今是反过来。肖朗没有和她一起出现。邢晓雯的身边多了三个新面孔，三个更年轻的女孩。
“其实开始一年的时间，我都没有摸准自己的定位。”邢晓雯说。她对城市保护的兴趣始于五年前。高三时，她读了新华社记者王军讲保卫北京老城区历史的《城记》，并立志要当个这样的记者。“我最有兴趣的还是文化这一块，但去年加入肖朗，他们提出做经济和规划的梳理，我也没抗拒，暂且把自己的兴趣压抑了。”
一整年的时间，邢晓雯感到自己一直忙于学术组内部的协调工作，找不到真正的发力点。直到今年春天，思羽、赵楠、Doris等人的加入，让晓雯觉得可以在学术组内部“另立门户”。思羽之前在青岛念书，当地的老城区面临着和恩宁路一样的境遇，思羽对之做过详细的考察，交给晓雯看的报告长达七万字。Doris是个神奇的姑娘，才19岁，大一，非常成熟，她自称对西关的感情源于她所信奉的斯多亚主义(注：为古希腊哲学流派)，即除了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便只是一个区域主义者—而恩宁路就是她愿意捍卫的区域。赵楠是中山大学政务院的研究生，她在加入学术组的同时，还是这个项目的观察者—公民如何参与社会，正是她的观察课题。
邢晓雯决定和几个新伙伴一起来做恩宁路的社区志—走访家家户户，听取他们的个人史，家族史，继而重构出这个社区的历史。为何要做社区志？Doris说，他们详细地探讨过，恩宁社区的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是一个有生活生态的社区，而生活生态来源于三点：物质空间、文化群体和历史文化。社区志的工作就是将这三点尽量还原、记录，“从它的石板路、竹筒屋到邻里间聊天的方式、到看过的粤剧”，这样即使恩宁路在这场拆迁中暂时消失，“未来有人希望复原它的一天，就有了根据。”
肖朗的拆迁调研去年已完工。“来自民间的专业规划”依然在继续。超群—规划小分队的灵魂人物今年去了英国留学，如今经常在网上指导继任者的工作，“还捐了100镑活动经费给我们”，晓雯笑着说。几项工作中，规划组的进度最慢，“一来是因为规划组的同学太忙了，二来是我有时听到他们和居民对话，比较像鸡同鸭讲。街坊们听不懂规划组同学的专业术语，而街坊们总是讲着讲着就说到了拆迁补偿……”未来的规划师们有时会流露出不耐烦，邢晓雯担心地想：“他们以后当了真正的城市规划师会变成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