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歧视”

　　更困难的是，乡医们日渐感受到政策的“歧视”。

　　按照全国推行乡村医疗一体化管理的要求，农村应当建设标准化的卫生室，否则将被取消执业资格。

　　国务院办公厅2010年出台的《关于建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的意见》规定：“鼓励各地在房屋建设、设备购置以及人员培训等方面对村卫生室给予一定扶持，并采取多种形式对乡村医生进行补助。”

　　事实上，由于地方财力有限等原因，村级卫生室建设和购买医疗设备目前多由乡医自行出资，仅部分地方政府会有所资助。

　　此种情况下，有些乡医因为无力负担，干脆自动下岗，个别乡医则偷偷在不合格的村卫生室里营业——一旦被发现，他们将面临高额罚款等处罚。

　　高令典说，2005年，为了建设符合标准的卫生室，他和4个同事共需投入6万元，每人摊1万余元，而他一年的收入不过两三千元，倾毕生积蓄仍是不足，最终不得不向侄子伸手。

　　郑灿明没有钱建设新的标准化卫生室，遂和3个同事每年花费3000元租下村里的几间房子，将之进行简单改造。

　　东平县接山乡鄣城村卫生室医生徐衍全是山东省泰安市唯一一个“全国优秀乡村医生”。

　　本刊记者在该县宣传部门的材料中看到对徐衍全的介绍：“跟随岳父学医的他，在卫生室起步阶段，卖掉了家里值钱的物件，依靠村里给的几间破瓦房开起了门诊，卫生室的基本设施只有一张桌子和一铺床。为了省更多钱买药，徐衍全连药箱都没有买，把药放在房间里，用纸箱装起来，医疗器械是跟岳父借的。”

　　徐衍全告诉本刊记者，从医20多年来，他大部分时间每月的收入都在几百元，2005年村卫生室一体化管理后，他和同事的收入有了一定提高，基本每月都在1000元以上，办公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但他并没有什么积蓄，因为钱都投入了卫生室建设，卫生室里价值30余万元的医疗设备都是他和十几个同事集资购买的。为此，徐衍全连声感叹：“坚持到今天不容易。”

　　乡医们还要时刻谨小慎微，以防出现医疗风险。

　　本刊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对乡医群体缺乏医疗风险分担制度。这意味着，一旦出现意外事故，乡医需要独自承担责任。这很可能是一笔让他们倾家荡产的费用。

　　郑灿明讲了一个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2009年的一天，村里一个妇女带发烧的孩子来诊所看病，他马上给打了一针退烧药。结果，两人刚出门，孩子突然口吐白沫，郑灿明赶紧租车将其送到县医院抢救，幸好只是虚惊一场，孩子安然无恙。

　　想起当时的紧张场面，郑灿明仍心有余悸。“一直到现在，我在接诊时都非常注意，稍有疑虑，就劝说病人到更大的医院诊治。”

　　此外，由于乡医临床执业缺乏防护措施，出现执业性感染的风险很大。但乡医群体普遍缺乏相应的健康险、责任险。一则他们自己收入不高，难以自行购买相应保险，二则对于很多地方政府而言，乡医的退休保障问题尚未能很好解决，遑论保险。

　　“我也活不了多少年了”

　　养老已经成为高令典们的一块心病。

　　一般认为，乡村医生和民办教师都是乡村福利和社会服务的提供者，都曾面临不公、陷入困境，堪称中国特定时期的“双胞胎”。然而，他们的命运轨迹却大为不同。

　　1979年10月，国务院决定将全国136个边境县的8万余名中小学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民办教师的身份、待遇等历史遗留问题由此开始得到解决。截至2000年，民办教师彻底退出了中国的教育舞台。

　　在民办教师问题获得妥善解决的10年后，乡医群体仍遭冷落。

　　郑灿明说，科、教、文、卫本来是一样的待遇，可现在乡医和教师根本没法比。他的妹妹郑秀娟就是一名乡村教师，如今，退休的郑秀娟每个月的退休金有3000多元。“她每天的生活就是哄哄孙子，享受天伦之乐，我还不得不为了每月几百块的工资起早贪黑地忙活”。

　　对于哥哥这类老乡医的处境，郑秀娟颇为同情，她对本刊记者说：“你们多呼吁下吧，确实应该帮帮他们。”

　　郑灿明告诉本刊，为养老问题，他和一些老乡医曾试图上访，结果问题不但没解决，还为此写了检讨书。

　　其实，不但年龄大的老乡医希望老有所养，中青年乡医同样关注养老保障。

　　但据本刊记者了解，对如何解决乡医的后顾之忧，国家层面尚无明确政策，地方也还处在探索阶段。

　　东平县卫生局副局长瞿庆元告诉本刊记者，东平县参照城镇企业职工的标准为乡医办理了养老保险，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乡医受惠，县里特别出台相关政策，将参保乡医的年龄由45岁提高到48岁。目前，县里符合要求的乡医基本上都已经参保。而对一些超过参保年龄的乡医，瞿庆元介绍，当地主要采取鼓励其参加新农合养老保险和由村卫生室进行生活补助的办法。

　　对此，受访乡医表示，新农合养老保险标准较低，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村级卫生室大多经营困难，在岗乡医工资尚且较低，更不可能拿出钱补助退休的乡医。

　　郑灿明说他从不敢奢望会获得和妹妹郑秀娟一样的待遇，他只希望政府每月能多少给一些补贴，“能过得去生活，也就可以了。”

　　马文芳说：“我们这些老家伙，干了一辈子，不容易啊！”随后又补充道，如果国家把老乡医的后顾之忧解决了，“俺这一辈子也不亏了。”

　　在今春的全国两会上，马文芳已就此提交议案。他建议，国家应该出台配套政策，根据从医年限，给予办理按月领取一定的养老金，出台乡医养老保险指导意见，逐步建立乡医养老保险、聘用与退休制度，切实解决乡医老有所养的问题。

　　同时，加快乡村卫生一体化管理，明确乡村医生身份，将乡村医生的人事关系纳入乡镇卫生院管理，规范用人程序，明晰乡村医生医疗卫生职能的法律地位，提升乡村医生对农村卫生事业的职业归属感，提供一定的工作经费和人员工资，保障工作人员基本生活。

　　本刊记者临走时，牙几乎已经掉完、说话时连嘴都兜不住的高令典握着记者的手说：“我也活不了多少年了，只希望政府能够适当补助点，给碗饭吃，能老有所养，我就知足了。”

　　《瞭望》文章：肖建文“传奇”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绍飞

　　肖建文是乡医群体中的“特例”。

　　在多数乡村医生为每个月数百元的收入奔波时，肖建文的卫生所月营业额已经超过5万元，纯收入也有一两万元。

　　肖建文是江西省吉安县横江镇良枧村卫生所医生。年仅33岁的他已是当地家喻户晓的名人。

　　他的诊所尽管不大，但每天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肖建文拥有一手熟练的小针刀技术，对顽固性颈肩腰腿痛，颈、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等农村常见病效果颇佳，且费用相对低廉。

　　据肖建文介绍，腰酸腿痛在农民中很常见，但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则大多没有医生会做小针刀手术，县市大医院的医生会做，但其收费标准是360元，肖建文做一例小针刀手术一般才收100多元，最便宜的40元，因而获得患者青睐。

　　肖建文说，现在每天来诊所进行小针刀手术的患者不下一二十人，有的来自周边县区乡镇，甚至市区。

　　吉安市下属的近100个乡镇卫生院及县医院的负责人都曾到他的小诊所参观学习。肖建文记得，一位乡镇卫生院院长在看到诊所的红火景象时感叹“开个卫生院，还不如你这个卫生室”。

　　2008年，肖建文购入一辆“五菱之光”，2010年，他又花7万多元买了一辆“捷达”。

　　而在十多年前，当肖建文独自在外学习小针刀疗法时，他并没想到会有今日的成绩。

　　1998年，肖建文从江西光明中西医结合专修学院毕业，回乡当起乡村医生。

　　肖建文回忆说，当时他的状况并不好，每月收入不足千元。后来，他从《江西卫生报》上看到介绍小针刀的报道，该报道说小针刀对腰酸腿痛、腰间盘突出等病效果特别好，起初他并不完全相信，但他随后发现村民尤其是老年人患这些病的非常多，吃药效果不佳，大医院费用又非常高，农民大多负担不起。

　　肖建文觉得这是一个机会。2000年，他揣着攒下的2000元钱独自去南京学习小针刀。

　　他清楚记得，学费1280元，学期半个月。

　　交了学费后，囊中所剩无几的肖建文只好节衣缩食，“人家住几十块钱的旅馆，我就住几块钱一晚的。”

　　此后，他又自费到一些小针刀手术先进的医院实习请教。在江苏泰兴一家专门做小针刀手术的卫生院，肖建文看到，该卫生院每天做小针刀手术达170多个，一天业务收入四五万元。

　　这让肖建文下决心要把这门手术学好学精。“学习非常重要，它没有什么设备，关键是要(在技术上)不断地更新”，肖建文说他每年实际花费在进修上的费用就有上万块钱，为了学习，宁可损失一定收入，让诊所暂时休业。

　　看到肖建文的成绩，周边一些乡村医生甚至乡镇卫生院的医生也开始学习小针刀疗法。

　　肖建文说现在经常有其他地方的乡医向他讨教经验，甚至他还接到一位四川乡医的电话。

　　这让肖建文产生新的想法：能不能把自己的诊所扩大为一个培训机构，把小针刀疗法发扬光大，能够让更多人掌握，使小针刀这种手术就像看常见病一样？

　　为此，肖建文准备继续他的“充电”之旅。他告诉本刊记者，7月份，他准备去南方一所医科大学进修，5天的费用就是6000元。但在肖建文看来，“花这个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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