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201127期封面

　　从末路人到同路人

　　他们本不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是国民党制造了太多的末路人

　　文 | 刘耿

　　一个午后，余则成打开收音机，传出了来自延安的声音：“要走就走大路，大路上风景好。”“作者：晚秋”。---共产党又多了一个同路人。

　　电视剧《潜伏》中喝洋墨水的学生妹晚秋，之前的“代表作”是：“忧伤被泪湿坏了翅膀，甲骨文说我太古老，一滴血落在粉嫩的腿上，油纸伞说浪漫已经死掉。”

　　“同路人”作为专有名词，本就是文学的范畴：是由托洛茨基于1923年首先提出来的，指的是苏联文学中，资产阶级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之间的一个作家阶层，在政治上同情并拥护苏维埃政权，但世界观还不是无产阶级的。

　　朋友，可以不是同志。

　　除了笔杆子，枪把子、锄把子、锤把子，甚至印把子，都扛在肩上加入进来，随着步履的颠簸上下晃动，构成了行进中的中国的一道多样的天际线。

　　路，是从没有路走出来的，路也是被走宽的，越来越多的人并肩同行，小路成了大路，支流成了主流。我们想要探究的是他们何以从彼路渡到了此路。

　　“路”是中国150年来最大的政治隐喻。鸦片战争以降，闻人、文人忧于庙堂、虑于朝野的主题就是找一条路。洋务派、维新派、立宪派、改革派、革命派，一条一条地试过来。辛亥革命之后，又有实业救国、主义救国、民主共和救国多条道路，也揭开了中国政党政治的序幕。

　　既然是在摸索，且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就难免反复地变道，你走了我的路，我走了你的路。最容易串的两条道是国民党、共产党。在当时中国的多个党派中，国共两党是共识最多的。

　　在大陆并存的短短28年中，两党合作的历史长达14年。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占多数的不是鲁迅等文学家，是廖仲恺、李宗仁等国民党人。这部分人成了共产党的同路人，恰恰不是因为国共的相同点，而是两党的不同点。

　　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掺杂了国民党内不少的反对声。这种僵硬而矜持的姿态，决定了自1921年至1949年的28年间，国民党从来没有真正意识到共产党的生命力有多强大。三年解放战争，只是到了最后一年，国民党才惶惶然地发现，身边包括“朋友”全是敌人。

　　他们本不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是国民党制造了太多的末路人。据蒋经国叙述，他父亲真正思考和研究失败的原因，是在引退于奉化之后。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

　　在争夺全国政权的过程中，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是同一个历史进程。

　　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中间派人士只有“站队”的选择，但这条路不是自己的初衷，于是便成了同路人。与其说是共产党统战统来的同路人，不如说是国民党推送来了同路人。

　　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历史告诉我们，腐败是最大的敌人，它会为敌人制造同路人。

　　十大极具影响力中共同路人简介

　　廖仲恺(1877－1925)：推动国共第一次携手

　　对国共首次合作，廖仲恺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廖仲恺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坚定地认为“想要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他认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国民党复兴的关键。他信守两党的共同纲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和共产党人取得一致。

　　1923年1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刚发表，邓泽如等人上书孙中山反对联共，发出了进攻的信号。到代表大会召开，左右派之间明里暗里的斗争充满了会议的整个过程。1924年1月28日，大会审查《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一些代表在右派冯自由等的怂动之下，动议讨论限制国民党员加入他党案，实际上是反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针对右派离间国共两党的用心，廖仲恺在大会上作了旗帜鲜明的发言，极力主张同共产党人合作。他指出：“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

　　张学良(1901-2001)：私人巨款接济红军

　　1935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书记，专门从事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经过谈判和联系，周恩来很快就被张学良当成“最好的朋友”。

　　在同周恩来谈判的时候，据统计，从1936年4月到12月的8个月里，张学良接济红军的款项共达76万元。这些接济，对处境困难的红军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被蒋介石囚禁的困境中，仍然要求部下继续维护同共产党的友谊。他说：“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交了一个朋友(指共产党)，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

　　鲁迅(1881-1936)：共产党的知己

　　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确立了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地位。在《新青年》杂志同仁中，有两位后来的共产党领袖：“南陈北李”。陈独秀赞赏鲁迅的才能，说对鲁迅“五体投地地佩服”；鲁迅则认为李大钊儒雅、质朴、诚实、谦和，对李大钊因信仰惨遭军阀政府杀害深表愤怒，在为《守常文集》写的序言中，盛赞李大钊的革命精神，称其文集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1931年，鲁迅结识瞿秋白。他们一起商量写文，编书，瞿秋白甚至模仿鲁迅的文风写杂文，署上鲁迅的笔名发表，后来鲁迅编杂文集，特意把这些文章收入，作为他们情谊的纪念。鲁迅书古人联句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在鲁迅结识的共产党人中，还有红军将领陈赓。在与鲁迅的交谈中，陈赓随手画了一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势图。这张图鲁迅一直保存，他甚至准备写一部作品来反映红军战斗情况。

　　黄炎培(1878—1965)：可靠盟友

　　辛亥革命时期，毛泽东听过黄炎培的讲演。一句“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学到人家强国的本领，为民族效力”，使青年毛泽东深受鼓舞。

　　抗战时，蒋介石逮捕“救国会七君子”。黄炎培闻讯后，带着铺盖卷去见蒋介石，要求陪“七君子”一起坐牢，改为“八君子”，此番壮举传为美谈。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炎培与周恩来关系最为密切，常邀请周恩来到他办的“中华职业学校”讲演。黄炎培称赞周恩来：“乃天下难得奇才也。”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在参政会上愤怒揭露国民党“打内战、除异己”行为，并在“新华日报”写下“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八个大字。国民党干扰“新华日报”售卖，黄炎培亲自去报社搬了几千份报纸到学校，让学生放学后挨家挨户散发，表示了对共产党真心支持。

　　1945年黄炎培等组织成立了民建，民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可靠盟友，为新中国成立立下不朽功劳。

　　霍英东(1923-2006)：为中共做香港护驾人

　　作为香港最著名的爱国人士和实业家之一，霍英东坚决拥护“一国两制”伟大构想，衷心拥护中央对港方针政策，为确保香港平稳过渡、顺利回归和长期繁荣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

　　抗美援朝期间，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港英当局武力“缉私”的情况下，他在香港组织了颇具规模的船队，为祖国运送了大量急需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伊始，他就着手筹划到内地投资。

　　从1985年起，他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积极履行职责、建言献策，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成功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香港回归后，他运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积极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全力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照基本法施政，受到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并与中央几代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何贤(1908—1983)：无论如何都要同共产党交往

　　1999年5月15日，何厚铧当选为澳门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何厚铧的父亲---何贤，一个在澳门曾家喻户晓的名字也再次进入媒体的视野。澳门人民不会忘记，近半个世纪以来，有“澳门王”之誉的何贤，为澳门的稳定和繁荣所作的贡献。

　　1943年春节前夕，日军借口驻岛的陆、海军特务机关内讧，封锁了澳门岛。顿时岛内物价飞涨，贫苦居民衣食无着。何贤协同澳门商会找到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机关长，几番斗智斗勇，终于使澳门解除了封锁。

　　何贤有位至交名叫柯麟，后者受中共委派，于1935年前后移居澳门开办西医诊所，从事地下工作，两人结识后成为莫逆之交。何贤晚年回忆说，“我们常在一起喝茶、聊天。他没向我讲过半句宣传共产党的话，我是从他做人的态度上看出他的进步的！”

　　柯麟于1951年回到广州，任广州医学院院长，后到北京工作。何贤说：“要搞好澳门人的生活，要令澳门生意繁荣，无论如何都要同共产党交往”。于是由柯麟介绍，何贤到大陆参观访问，并和共产党建立起了长久的关系，并于1954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史沫特莱(1892-1950)：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

　　1929年，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作为驻华记者来到中国。1936年，在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莱到达西安，等待被邀请前往延安。在这期间，驻守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5天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史沫特莱在与周恩来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之后，开始每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概述当天西安事态的发展，并报道与这场事变有关的内容。西安的广播，使史沫特莱成了一个国际人物，并永久地被贴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的标签，被美国报纸称为“赤色危险人物”。

　　她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专著，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成为不朽之作。

　　斯诺(1905-1972)：他是一个象征

　　埃德加。斯诺1926年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1928年7月来到中国上海，到位于上海的美国记者约翰。本杰明。鲍威尔主持筹编的《新中国》特刊工作。

　　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正式邀请斯诺到他的窑洞里谈话。经过撰写、翻译，斯诺发表了后人看到的惟一的由毛泽东自述的《毛泽东自传》。

　　当年10月，斯诺在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上分期发表了《毛泽东访问记》。斯诺的文章被汇成一书，起名《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1937年10月，他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三次长期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为中美关系的和解作出了贡献。他和他的著作以巨大的国际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真诚友人的象征。

　　斯特朗(1885—1970)：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生中6次访问中国，都是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

　　1925年，斯特朗首次访华，她“从中国和中国人民那里发现了极度感人的主题”，“愿把全部时间和经历集中到这个主题上来”。

　　斯特朗有一个“纸老虎女士”的绰号，因为就是在与她的谈话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

　　库恩(1955—)：告诉美国人和西方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中国广为熟知的身份是作家，而他其实更是一位国际投资银行家。

　　2005年，库恩著作《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成为中国国内畅销书。2009年，他关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新书《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问世。

　　由于熟练地解读着中国共产党的大政方针，在西方和在中国，库恩都常被称为“当代斯诺”，但他本人并不认可这个称谓。他一再强调，他只是想告诉美国人和西方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