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当我在西方被批评 我感到高兴
我想让全世界的读者了解和同情中国和中共在动荡的20世纪中经历的挑战、负担、困难、视野、抗争以及胜利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张海林 | 北京报道
2005年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的著作《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成为中国大陆出版的首部在世最高领导人的传记，这本书让库恩真正为中国人所知。他的人生也因此与中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两年后，他的又一部作品《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再次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
尽管库恩一再强调自己是想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但他仍被戴上了一顶“亲共”的帽子。库恩的中方合作伙伴朱亚当(Adam Zhu)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美国，库恩起码填补了一个空白，成为一个有广泛影响的中国观察者。”
时值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库恩以中共新时代同路人身份接受本刊专访。
我致力于帮助中国在世界上发出声音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如何与中国结下的缘分？
库恩：1989年初，作为一位投行家以及科学家(我在博士期间攻读的方向是脑科学)，我受中国科委主任宋健博士的邀请来到中国，就改革提供建议。
1990年的夏天，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持一次关于大型组织创新的会议，当时我邀请了一位中国科学家来参加。在会议的间歇，那位聪敏的中国人呼吁我回到中国，这个建议改变了我的人生。
在接下来的十年左右，我每年都会来中国好几次，就关于科学，经济改革和并购方面提出建议。在1990年代后期，感慨于西方社会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变革的缺乏了解，我开始从事传媒工作并开始发表文章。我和我的长期商业合作伙伴朱亚当，联合中国中央电视台，一起制作了专题片《In Search of China》，该片通过美国电视网PBS在美国全国播放。
撰写江泽民传记，出于我的一个想法：我想让全世界的读者了解和同情中国和中共在动荡的20世纪中经历的挑战、负担、困难、视野、抗争以及胜利。在那之后，我开始关注胡锦涛主席的科学发展观；关注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的个性和思考，以及与中国改革和发展相关的经济和政治理论。我为能见证中国的崛起感到十分荣幸。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中国有什么事业发展规划？正在做哪些事？
库恩：在国际媒体，我在为CNBC及欧洲新闻做一个中国系列的电视节目，和我的合作伙伴朱亚当一起继续我的承诺，为世界讲一个真实的中国故事。
还有许多各种传媒和企业的项目，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我致力于帮助中国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也帮助中国倾听世界的声音，理解外国受众的思维方式。
当我在西方被批评，我感到高兴
《瞭望东方周刊》：当听到关于中国和共产党的负面信息时，你是怎么做的？
库恩：当我听到，一些无知的和偏颇的关于中国和共产党的言论，尤其是在西方媒体里面，我自然就想用中国的高度成就来反驳他们，但是我提醒自己，只提中国的积极面是不对的，所以我想要说出完整的真实。我不是在寻找平衡，我要表达的最起码是我认为的真实。
当我在西方被批评，我感到高兴(通常是，但不是一直是)，它给了我机会打破成见，和传递信息，否则这些信息没有办法到达听众，我相信自己所说过的关于中国的一切。超过22年，我从来没有获得来自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报酬。
我的勇气来自事实和真实，比如说当有些西方人期待中国发生类似于阿拉伯世界一样的变革，我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这不会发生。虽然中国和很多阿拉伯国家一样，是一个党来领导。但我告诉西方的读者，这里有三个重要区别：首先，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空前的经济增长；其次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政治改革，比如说官员严格的年龄和任期限制，即使是对国家领导人也不例外，同时政府特别通过互联网来吸纳民意；再次，在阿拉伯世界有超过50%的青年人失业，而中国通过各种方式保证了80%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另外，中国的领导人对危机保持了警惕，他们不会心存侥幸。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向西方解释今天的中国？
库恩：我用真实的例子来解释中国，我更强调中国的领导人是愿意改变的，社会的稳定也是可持续的。人类社会非常复杂，取舍是需要的。不可能在同一时间使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利益同时达到最大化。关键是调和这些相冲突的利益，而这种调和本身是需要很好的领导艺术。
我愿意向国外读者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怎样看待社会矛盾。中国想要继续快速增长，继续提高民众的个人和社会自由，政治稳定是必须的。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而政治稳定就需要保持目前的共产党执政。
我告诉西方读者，中国人民拥有的个人和社会自由比他们在五千年历史的任何时候都要多。不管西方有些人怎么想，我告诉他们说，中国大多数人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但同时，我强调中国共产党有更高的义务为公众带来利益。中国共产党必须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精神层次。50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依靠他的左派政治纯洁性和自我宣称的社会优越性来统治，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公开宣称党的统治合法性取决于党的行为。一位中共领导人告诉我，只有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为自己服务，才能够继续执政。
共产党执政符合中国国情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看待中国不搞两党制或多党制？
库恩：所有的政权系统都有利弊。一党来领导，有它的优越性，这些优越性包括：快速施行关键政策，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经济激励计划，快速让中国脱离衰退；同时，这一制度还有助于保证政策的长期性，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就是一个例证。
一党领导也有它的成本，因为它会让整个社会过于依赖精英领袖，也容易侵犯到公民权利。但是，中国的共产党执政制度，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而这一期间，“左”派的那些运动式的，致使人们贫困、萎靡的意识形态，被按下了停止键。
中国共产党，远比以前开明。这是一个时刻在学习，在进步的政党。我相信，这个政党超越了世界上其他政党。中国共产党鼓励它的党员将自己的知识用到任何领域，包括自然科学、经济学，以及文化。正是在这种开明的风气下，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当代执政党的一个模范。
无论如何，我相信中国保持共产党执政制度是值得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意思是，共产党执政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库恩：如果实行多党制，在中国教育和收入水平鸿沟巨大的条件下，大量的社会资源会被政治博弈浪费，剧烈的社会冲突会爆发。一个不成熟的民主会为了短期的政治自由牺牲长期的经济发展，因此不会为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的利益。
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他们的民主概念是一个简单的、一维的标准，如果一个国家提供一人一票选举，那么它是一个民主国家，如果没有，就不是。
但从现实生活中每一个方面看，虽然中国没有政治多元化，但中国共产党带来了越来越大的经济多元化、社会多元化、文化多元化。这些变化让一部分将中国看做专制社会的西方人不可理解。
当我在国际传媒界努力强调，共产党执政在中国是最合适的，尤其它是一个开明的“学习型政党”，我因此受到了批评。尽管如此，我仍然强烈坚持我的意见。
但我也强调，中国共产党要保持其执政地位，它具有更高的义务提高个人的生活和福利，其中包括增加民主，施政的透明度，公众对政府的监督，法治和人权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承诺，“党内民主”。
经济发展只是中共第二大的成就
《瞭望东方周刊》：你眼中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怎样的？
库恩：我有幸认识的中国高级领导人认为，他们的首要责任是代表人民的最大利益来执政，鉴于当代社会的错综复杂，他们经常要在相反的政策间做出评估。
我认为中共领导人需要更多的企业精神，更多的非政府组织，更多的技术和革新，以及不断增加的透明度。改革使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前沿，但中国领导人懂得，他们正走在一条充满风险的道路上，必须小心。虽然他们不想被美国或其他人指导该怎么做，但他们还是想学习西方最好的经验，当然他们也认识到中西的差异。
我本人从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李源潮身上学到了很多。他遵循了胡锦涛总书记的党内民主理念，提供了一个推动党内民主的路线图。我通过两篇在《商业周刊》上的长篇报道，第一次深度地把李源潮的这些思路传达给了外国读者。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待自己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
库恩：我很荣幸与多位中共领导人在这些年来一直保持着沟通。所以，我能够感知到随着国际局势和中国状况的变化，他们的视野以及想法的发展。
尽管中国经济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在我的媒体评论中，我指出经济发展只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大的成就，其最重要的成就是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给与社会和个人越来越多的自由度。
我很赞赏中国共产党近期在提高各行业质量和标准方面做出的承诺，例如，食品的和医药的安全，科研诚信和诚实体育竞技。中国共产党必须引导中国在社会生活各方面走向国际标准，而不是不计代价地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和利益，中国的未来决定于此。
今天的中国可能是一个经典案例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当下面临哪些挑战？中国共产党应如何应对？
库恩：中国面临的挑战，严峻而广泛，包括经济和政治问题。
对中共领导人来说，重大挑战是要提高社会不发达群体的生活水准，同时不降低或不明显降低生产力，这关键是科学和技术的革新。事实上，我注意上中共高级领导人绝大部分是技术型官员，这保证了中国经济能够持续性地成功，这种关联的重要性甚至被低估了。
从政治上说，我相信中国会继续实行共产党执政制度，当然前提是共产党认真地把民众福利放在首位---可以想见的是，我这样说会遭到西方社会的批评，但是我还是要说，因为中国共产党有强大的集权，就有了更大的义务去推动民主和实现社会繁荣。
中国共产党可以为中国的成就自豪，也应该有自信鼓励新的社会组织在社会上出现。举例说，工会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需要更多样化的服务于弱者的慈善机构等等。
从政治上来说，腐败是主要的挑战之一，腐败妨碍中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共领导人提出的解决之道是深化改革，而不是开倒车。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中国接下来的发展，你有何期待？
库恩：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当中非常了不起的国家成就，这场由邓小平发起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新，着眼于实干胜于理论，改变了中共的路线和性格。
虽然“改革开放”常被当做一个词组提起，我还是认为“开放”是中国成功的真正关键，因为它给了中国人民一个对于真实世界的没有被歪曲的视界，从而使他们终于能够学习最好的国际经验和方法，同时保持中国的特色和文化。这样的开放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
中国共产党正在创造历史。在历史长河中，今天的中国可能是一个经典案例。这个案例讲述的是一个国家在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体制下，怎样去建设一个繁荣、民主的社会。
(袁凌、谭天煜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