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为何不缺同路人
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伊萨克斯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垚 | 北京报道
1927年，蒋介石与汪精卫的两次反革命政变宣告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国民革命也遭到失败。此前在国共合作中迅速壮大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成立以来的最大危机。
大革命的失败，一度让共产党对与其他势力结盟充满怀疑。“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开始在党内蔓延，博古等执掌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他们采取了团结“下层”，拒绝、排斥“上层”的片面统战政策，而把游离在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势力视为“统治阶级的奸细”和“最危险的敌人”。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曾主动找到共产党提出合作反蒋，却遭拒绝。
即使在党内，非工人出身的一些人也受到排挤。因为共产国际指责中共“领导的积极分子都不是工人出身”，党内一批信仰坚定、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干部被调离岗位。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6人，其中21人是工人。在江西，农民党员在1928年7月的占比超过90%。
土地革命期间，失去大批知识分子同路人的中共孤军作战，在国民党的围剿下，红军在军事上一再失利，中共几乎面临灭顶之灾。
这段前后落差巨大的历史，是观察中国共产党90年发展历程的一个着眼点：低谷，多发生在寂寞伶仃之时；壮大，也是同舟共济者众多之时。
挚友最初是对手
中国共产党并非一出生便一呼百应、天下归心。
1925年，留美归来不久的闻一多以反对共产党而闻名。这位日后著名的“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当时还是共产党一个主要的舆论对手---国家主义者。
在北大的几次国家主义派召开的反苏反共大会上，闻一多毫不讳言：“现在北京的共产党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
对闻一多影响至深的罗隆基，曾因不断批评国民党而招致闻先生的不满。闻先生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
近代史学者雷颐认为，闻一多先生的思想转变，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
闻一多先生的转变在共产党的同路人中颇有代表性：正是由于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吏治废弛，将大批有识之士推向了其对立面，使这些人有了成为共产党同路人的可能。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晚年回忆说：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
1944年，《新民报》记者赵超构采写的《延安一月》开始连载。这个一度引起轰动的报道称：全延安“只有四个警察”。这给闻一多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国共之别，早在共产党建立之初便已显现。共产党以其与国民党全然不同的口号，显示出巨大的政治魅力。
历史学者罗志田认为，“五四”之后，“社会主义”的招牌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北大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在其著作《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中说，当孙中山声称其“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时，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迎合五四青年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而在蒋介石喊出不得人心的“攘外必先安内”之前，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两个响亮的口号便深入民心。
王奇生认为，正是这些因素，使得第一次国共合作产生了出乎国民党意料的效果。从国民党的立场来看，因为共产党处于绝对劣势，国共合作是“容共”，然而后来合作却发展成为“容国”。中共四大以前，中共党员仅950人；四大之后，共产党人数迅速增长，到1927年五大时增至57967人。
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人还控制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许多地方党部的组建。据当时中共上海区委的报告，上海国民党党部处于中共的“包办”之下，以至于“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上海特别市党部等于C.P。(指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员尚且如此，众多两党外人士之人心向背，更可想而知。
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
抗日救国，是凝聚共产党与其同路人的关键词。赞成中共抗日主张的人群，形成了声援中共之势。
与闻一多一样，邹韬奋起初也对共产党不以为然。同样是对国民党的失望，以及对共产党的逐渐了解，使其逐渐成为共产主义的志同道合者。
“12.9”运动爆发后，邹韬奋创办的《大众生活》杂志愤怒谴责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的暴力行径。《大众生活》发行量达到破纪录的20万份，其立场使国民党政府记恨不已。1936年7月，邹韬奋、沈钧儒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赞同和支持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被毛泽东誉为“新中国的圣人”的鲁迅，与多位共产党领导人关系密切。他曾从陈赓处询问苏区的生活，并准备写一部作品来反映红军战斗情况。
在国民党将领之中，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影响巨大。但不为公众熟知的是，张学良本人还曾拿出巨额私款，赠送红军做冬季衣食补给费用。
在所有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走过风雨道路的友人之中，最具世界知名度的无疑是美国人埃德加。斯诺。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协助下，斯诺来到延安。他花了4个月时间了解鲜为人知的红色苏区，撰写了大量介绍苏区及中共领导人的报道，在共产党往往被妖魔化的西方世界中引起巨大反响。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1938年在上海出版时，改名《西行漫记》)出版，旋即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籍之一。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七次，销售达10万册以上。
在书中，斯诺对共产党给予闪光的评价：“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
斯诺的作品为共产党赢得了巨大的舆论支持，他直接改变了众多西方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进而为共产党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同情。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伊萨克斯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
在国内，斯诺报道的影响立竿见影。他不仅为共产党带来了人心的倾斜，还带来直接有生力量的支持。党史学者高华撰文写道：“1937~1938年，成千上万受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强烈吸引的知识青年，怀着对中共的崇仰和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从天南海北奔向延安。他们的到来正好和急欲‘招兵买马’、壮大自身力量的中共的现实目标相契合，因此受到中共领导的热烈欢迎，而与外界隔绝多年的老红军也热忱欢迎给他们带来各种信息的知识青年。延安一时到处充满着青年的欢声笑语，似乎成了一座青年乌托邦城邦。”
同路人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帮助之大，从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
邹韬奋在病重之时，提出了加入中共的愿望。此前，他曾多次提出入党请求，但始终未获通过。邹韬奋之子邹家华说：“父亲在1937-1938年间，已经向周恩来提出入党的要求。周恩来当时考虑，从党员的条件上来讲，那没有问题，但是从当时历史的情况来看，还是在党外做工作更加有利。因为如果你是党员，别人会以为你当然是代表党来讲话；但作为一个党外人士，从客观的立场讲话，就更具有说服力。”
“窑洞对”
从高华的解释不难看出，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吸引大量的同路人，并非仅仅是由于国民党的不堪和抗日救国的口号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多数人对于未来的憧憬。
1945年7月，黄炎培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到访延安，在延安，他和毛泽东的“窑洞对”成就了一段历史佳话。
此时，日本败局已定，如何应对抗战后的新局面，成为国共面临的新问题。自从清王朝结束以来，中国历经数十年战乱，终于看到了重建新国家的希望。在此背景下，黄炎培提出了“国家兴衰周期率”的问题。
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段对话，日后时常被人提起，这被认为是共产党人能够建立政权的关键。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在总结国民党失掉大陆的原因时说：“整个来讲，不论是对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农民)，或者是对国内国外的观察家，共产党都能给他们这样一种印象：它是全心全意致力于人民事业的，它是真正希望促进中国的民主事业，希望中国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获得一个真正独立而强有力的地位。”
正是建设民主的新中国这一目标，成为大量同路人与中国共产党能够走到一起的核心因素。
1949年3月，大局已定。黄炎培取道香港辗转到达北京。4年后，他再次和毛泽东会面。这时，毛泽东已是新政权的缔造者。
在毛泽东下榻的香山双清别墅中，黄炎培成为毛泽东会见的第一位“客人”。这次，毛泽东向黄炎培谈及了未来的建国方略。黄炎培所领导的民建及黄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毛泽东也都有述及。
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做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说：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新政权诞生在即，毛泽东即将履约。
同路人的理想年代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出席新政协的662位代表中，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约占30%，合计超过了共产党所占44%的比例。
经过此次会议选举产生的6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有3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56名中央政府委员中有27人。随后的政府组阁，党外人士占去4位政务院副总理中的2位，15名政务委员中的9人，在政务院下属部门32个正职中的13人。
在“窑洞对话”之后4年，黄炎培眼见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实践了当初的诺言。在周恩来两次亲自到其家里动员的情况下，黄炎培打破了不做官的老规矩，成为政务院的副总理之一。
建国初期，是党的同路人的理想年代。创业的激情，民主的氛围，使其才干得到发挥。此时，在众多领域，党外人士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从新政权的党外部长名单便可见端倪：轻工业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长梁希、水利部长傅作义、教育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长史良、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
然而，从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开始，局面急转直下。“文化大革命”十年，新中国经历了最灰暗的一段时期。作为共产党事业的支持者，过去长期为共产党呐喊的知识界，与国家一样，受到了灾难性的伤害。
改革重新凝聚同路人
改革开放，成为新时代的主题。在新的征程上，曾经与共产党相濡以沫的同路人，再次展现出巨大的活力。
1979年10月4日，建国30周年庆典后的3天，改革开放迎来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这家负责招商和引进外资的公司，是中国改革开放迈出具体实践的重要一步。
中信的成立，与党在工商界的众多同路人的努力密不可分。中信的44名董事中，有多位原工商业者和爱国人士，包括港澳同胞。在改革开放急需开拓者的时候，党的同路人，助力巨大。
荣毅仁当选为中信公司的首任董事长，这位曾被陈毅誉为“红色资本家”的党外人士，6年后正式加入了共产党。而在1979年，他仍是以同路人的身份，在推动着改革的前进。
另一位成为改革开放开拓者同路人的是霍英东。这位身在香港的爱国商人，在1978年初次听到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讲话后，便迅速出手。1979年，他投资兴建了中山温泉宾馆，成为最早到内地投资的香港企业家之一。1983年，他与广东省合作兴建广州白天鹅宾馆，成为大陆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和管理的大型现代化酒店，受到邓小平的好评。在霍英东的示范效应下，大批港资进入广州酒店业。
随着改革深入，开拓者的作用逐渐弱化。体制和法律法规的变革，成为推动深层变革无法绕过的坎儿。
1988年，改革开放进入第十个年头。这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修正案一共设计两条内容，其中一条的修改，使得私营经济首次进入国家的根本大法。在这次意义深远的变化中，党的同路人再次为改革助威。
1988年3月，民主党派人士汤元炳、陈铭珊、冯梯云在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联合发言，赞成在宪法中增加私营经济的内容，并从政策措施及法律法规等方面提出11条具体建议。此后，民建、工商联先后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关于私营企业若干税收政策的规定》的修改讨论。
200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正式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党外人士参与决策，逐渐走上制度化的轨道。
这一制度化变革的背后，是中共对于党外同路人的愈发重视。
改革开放，使执政党重新凝聚了大批的同路人，并激发了他们的活力。随着改革深入，社会利益主体逐渐多元，社会需求逐渐多元，执政党也面临新的挑战，即如何满足不同的社会需求。要化解这一挑战，无疑离不开众多同路人对于改革的支持。
在这方面，邓小平曾有过明确指示。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他特别强调：“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
(本刊记者钱亚平、林歆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