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安臣：为清廷工作的美国大使
一百多年来，对于这个在中国外交史上具有符号意义的“双面大使”，古今中外众说纷纭
本刊记者 徐梅 实习记者 吴鸣 发自北京
2011年3月9日，骆家辉—— 一位长着中国面孔、操流利英语的美国商务部长，被奥巴马提名为驻华大使。这位“黄面白心”的美国外交官，迅速成为中美两国乃至全球热议的焦点。
而143年前的2月25日，一个刚刚从驻华公使任上退下来的美国人，被委任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领清廷首个外交使团，远涉重洋，出使欧美。在外交史上，这位“双面大使”堪称罕见。
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这位给清廷“打工”的美国外交官，带领使团遍访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典、丹麦、荷兰、俄国。1870年2月，在彼得堡，他不敌严寒，罹患肺炎，“殉职异域”。
悠悠身前事，盖棺难定论。
一百多年来，对于这个在中国外交史上具有符号意义的“双面大使”，古今中外众说纷纭。
同时代的美国文豪马克•吐温在悼词中称他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因“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国界”。
在他去世一个月后，清政府深表痛惜，不久便颁布上谕：“该使臣远涉重洋，不辞劳瘁，办事诸臻妥协。著加恩赏给一品衔，并赏银一万两。
而在当代，一些中国的修史者将他描述为一个“狡猾、伪善，骗得满清政府信任的资本主义外交官”。
他的名字叫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阴差阳错来中国
“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句俗话，用以描述蒲安臣使华，也许再恰当不过。他成为首位美国常驻北京的公使(在此之前，外国公使朝觐后必须立即离京，不得留驻)，的确是一系列阴差阳错所致。
1820年，蒲安臣出生在波士顿市的一个拓荒者家庭。
他的父亲是一个虔诚而热心的基督教徒，常常放下自家农场的活，参加教会活动，并四处布道。22岁时，他进入美国最著名的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1846年毕业后，蒲安臣回到波士顿当律师。
父亲的熏陶和自身的经历，使得蒲安臣颇具美国拓荒者的进取精神和追求平等的个性。而这直接影响着他后来的政治活动。
1848年，蒲安臣进入政界。此时的美国，废奴运动风起云涌，年轻的蒲安臣积极投身其中。1856年，作为众议员的蒲安臣发表名为《马萨诸塞州的抗辩》的著名演说。这篇演说是美国解放黑奴运动的重要文献。
1861年春，林肯总统任命蒲安臣为美国驻奥匈帝国公使。但在此之前，蒲安臣曾发表同情匈牙利革命的演说，因此，奥匈帝国政府拒绝他入境。蒲安臣行至巴黎时方得此消息。正当进退维谷之际，恰好清廷已允许列强派遣驻华公使，林肯总统于是改派蒲安臣为第一任美国常驻北京的公使。蒲安臣喜出望外，立即从巴黎启程赴中国。1862年7月，蒲安臣来到北京。
在中国任职期间，这个无论面对国内的黑奴制度还是国外的民族压迫都十分好斗的牛仔议员，竟然成为最受清廷欢迎的外国人。究其原因，是他推行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清政府利益的“合作政策”。这令看惯了列强脸色的清朝政府颇有好感。
1862年2月，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根据美国在东亚的外交传统，命令蒲安臣在对待中国的一切重大问题上，尽量与英、法等国“协商与合作”。
在实施“合作政策”的过程中，精明的蒲安臣扩大其内涵，将“与西方列强合作”扩充为“既与西方列强合作，也与清政府合作”。他的“合作政策”虽然顾及到清政府的利益，但主要还是考虑本国利益。“合作政策”的核心有五项，其一，在中国的“一切重大问题上”，各国 “协商合作”；其二，为了条约权利，保卫条约口岸，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其三，赞助满清政府“维持”秩序的努力，不干涉清政府对内镇压；其四，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不允许任何单独的瓜分或割让；第五，在中国用联合外交来代替武力争夺。
在具体的外交活动中，在一定程度上，蒲安臣的确能照顾到中国的利益，从而把清政府包括在合作范围之内。
例如，1863年，美国商船“幸运之星”号到达中国沿岸，岸上的人哄抢了这艘船。船主纳尔逊要向清政府索赔经济损失，蒲安臣拒绝为此事向清政府索赔。因为纳尔逊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的财产究竟有多少，也不符合中美《天津条约》第13款之规定：“倘商船有在中国所辖内洋被盗抢劫者，……万一正盗不能缉获，或起赃不全，不得令中国赔还货款。”
主动送上门的工作
而刚从美国驻华公使任上退下，旋即披挂上大清国的一品顶戴花翎，以“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头衔，率清廷首个外交使团出使各国，在蒲安臣看来，更像是个送上门的工作。
1867年11月下旬，担任驻华公使已达6年之久的蒲安臣辞职回国。在总理衙门(清廷负责外交事务的部门)举办的饯行宴会上，他向奕等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
蒲安臣的这番表态，让处在焦虑中的奕眼前一亮。
当时，正在开展洋务运动的清政府已深深感觉到与列强之间，不仅要“请进来”，更要走出去。恭亲王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熟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
更为紧迫的是，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的10年修约之期将至，清政府担心西方列强趁修约之机“索要多端”，急欲事先遣使笼络各国。可是使臣的遴选和中外礼仪纠葛却成为两大难题。
一方面，以中国之大，居然“使才难觅”，即使要找出些精通外文的翻译人才，都十分困难。另一个担忧是，中国一直要求外国使节觐见皇帝和太后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这遭到列强的强烈抵制，双方只好暂时搁置争议，各国外交官也因此无法按照国际惯例觐见中国元首。如果中国派出使臣，按国际惯例觐见外国元首，那对方的使臣就可以要求对等待遇，“磕头”的问题必定会成为一个大麻烦。
蒲安臣在饯行宴上的这番话，让奕等不禁灵机一动，何不干脆请洋人为使呢？这既能取得遣使出洋的实效，又可以避免中外礼仪的纠葛。在获得蒲安臣的同意之后，奕正式向朝廷上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
在奏折中，奕对蒲安臣极尽赞扬之词： “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为难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而且说明由于中外礼仪不同，“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
就这样，在清廷和蒲安臣的一拍即合中，外交史上堪称奇闻的“蒲安臣使团”组成了。
为打消英法两国的疑虑，奕等人在使团中加入了英国人柏卓安(时任英国驻华使馆中文翻译)、法国人德善(时任职中国海关)。二人均“通晓汉语文，……兼可以笼络英法诸国”。柏卓安被任命为左协理，德善为右协理。同时，为了维护清廷的体面，以记名海关道志刚及礼部郎中孙家谷二人，同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名位与蒲安臣完全相同。
毕竟，蒲安臣是外国人，清政府对其权限作了某些规定：“凡于中国有损之事，令其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令其不遂应允，必须知会臣衙门覆准，方能照行。在彼无可擅之权，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见效，即令辞归。”
更具标志性的是，在出使期间，蒲安臣设计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面国旗，样式为黄底蓝镶边，中绘一龙，长三尺，宽两尺。作为中国象征的黄龙旗飘扬在欧美各国，意味着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之中。在与国际规则接轨的方向上，中国又跨近了一步。
备受争议的《蒲安臣条约》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乘坐“格斯达哥里”号轮船，自上海虹口港起航，开始出访欧美各国。
面对国势颓弱的老大帝国，各国不可能轻易就范，按清廷的意愿来修约。作为一个资深外交官，他深知此行的难度之大。因此，他把使团的第一站选在了最有把握的地方——美国。
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之后，蒲安臣使团抵达旧金山。
久历美国政坛的蒲安臣深深懂得，公众舆论对国会决策的影响。从旧金山前往华盛顿的途中，他充分施展自己的口才，热情地向美国听众陈述他的使命：“我希望中国的自治能够得到保持，我期望它的独立能够得到保证，我期望它能够得到平等的待遇，从而使它能够得到与所有国家同等的权利。”
充满热情的演讲，在所到之处引起轰动，深深打动了听众。在华盛顿，蒲安臣取得了此行最大的成就——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八条，史称《蒲安臣条约》。而这也是让他在中国成为一个争议人物的关键。
单从字面上来看，这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所签订的比较平等的条约。在形式上，中国首次以主权国家身份订约；在内容方面，其对等性反映在缔约双方均有设领护侨、移民、办学、宗教信仰自由等权利和义务。这一方面满足当时美国的需要。同时，清政府则通过这个条约，从形式上获得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保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第七条规定，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时，美国“需照相待最惠国人民”对待，为首批中国幼童赴美留学打下了法律基础。其他一些条款对赴美华工、侨民也起了某种保护作用。
在论及这个被后世某些史家指责为卖国的条约时，梁启超称赞“彼条约实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这些矛盾的观点直接关系到中国人对蒲安臣的评价：他要么是中国人民的友善朋友，要么是帝国主义的阴险帮凶。
殉职异域的“客卿”
在结束访问美国之后，蒲安臣使团继续前行，遍访英国、法国、瑞典、丹麦、德国、俄国，会见了各国元首。
1870年2月18日，在参观完沙俄皇宫回寓所后，蒲安臣就觉得不舒服，又咳又喘，而且感到两肋疼痛。志刚让随团的中医给蒲安臣诊治，结论是“肝郁兼受外邪，治宜清解和肝”。蒲安臣夫人请来西医治病，但不见好转。志刚的日记记载了蒲安臣当时的状况：
病势日加，犹日阅新闻纸，以俄国之事为忧。盖蒲使长于海面商政，而至俄国，则与中国毗连陆地将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未当，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已。
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病故，志刚对此深为悼惜。他认为蒲安臣“为人明白豪爽，办事公平。而心志未免过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碍，即抑郁愁闷而不可解。兼之水陆奔驰，不无劳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躯于异国”。
蒲安臣病故后，使团由志刚主持，继续访问了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于1870年10月回到北京。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终于开始陆续派出驻外使节，蒲安臣使团的出行无疑对此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此外，随行的中国官员大开眼界，接触新事物，吸收新思想，并锻炼了外交才干。如使臣志刚不仅盛赞在法国看到的铁路、火车，“公私皆便，而利益无穷”，甚至在参观美国国会后还肯定议会制度可使“民情达而公道存”，而且深感国际交往之必要。这些可以从他们所写的几部游记，如志刚的《初使泰西纪》、孙家谷的《使西述略》、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等书中看出来。
有意思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重新走向世界时，这3本尘封百年的游记被再次印行，再度成为启蒙读物。蒲安臣为清廷“打工”居然会有益于百余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恰恰说明了中国走向世界的道路是何其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