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改变香港同时也将改变中国
南都周刊201126期封面
香港大学捐助人、印度商人么地爵士（Hormusjee Naorojee Mody）塑像。摄影_孙海
曾有一首歌，传唱大江南北。那是民谣歌手艾敬唱的《我的1997》：
“1997快点儿到吧/八百伴衣服究竟怎么样/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1997快些到吧让我站在红磡体育馆/1997快些到吧和他去看午夜场……”
如今1997年已过去十四个年头，香港跟内地关系越来越密切。通过“自由行”，“我可以去香港”早已成了一部分内地人的日常生活。还有越来越多的内地人，通过单程证、输入内地人才计划、优才计划、资本投资、读书等管道，到香港定居。对于本港土著及老移民而言，这部分尚未在香港居住满七年的内地人，被称为“新移民”。
新移民在香港生活如何？请看《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梳理的香港新移民轨迹，香港一号移民、诗人廖伟棠讲述的文化移民故事，本刊记者描绘的香港天水围一带底层移民的生活现状，以及凤凰卫视主持人闾丘露薇记录的新移民融入香港社会的经历。最后，我们还探讨了香港本土社会对于新移民的复杂态度。
香港是一扇窗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开放社会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冲突与包容。
香港是一个梦想，我们希望从中发现优良城市秩序、弥合族群分歧的治理之道。
他们改变了香港，也必将改变中国
内地新移民正成为香港社会不容忽视的力量，他们在建立一种新的话语权的同时，已逐渐成为法治和民主自由的载体，改变着今日的香港，而在将来，他们也必将改变了整个中国发展的轨迹。这也许是历史的意外，但也是中华民族的福气。
香港大学捐助人、印度商人么地爵士(Hormusjee Naorojee Mody)塑像。红地毯延伸处，是对外敞开的大门，不少内地尖子生选择到香港求学，接受迥异于内地的英式教育，他们每天经受着两个系统的差异与刺激，点滴在心的反思，可能每天都在进行。摄影_孙海
文_邱立本
在香港历史上，出现过一次又一次的“大熔炉效应”，它不仅熔合了中国不同的地域文化，也让来自中国不同省份的人都有机会在这个小岛上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改变了香港的体质，也意外地改变了中国发展的轨迹。
香港上一次的大规模移民是在1949年。由于政治的剧变，导致数百万人从中国不同的角落移居香港，从董建华的家族到邵逸夫，再到李嘉诚，这批移民在随后的几十年内改变了香港，让这个英国人统治的小城市，一跃成为全球瞩目的“东方明珠”。而在1997年，它打破了西方媒体所说的“香港之死”的悲观预测，上升成为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从而取代东京，成为中国经济融进全球化浪潮的桥头堡。
正是这样的经济剧变，导致了新一波的移民潮，从中国的各地来到这个岛屿的新移民，和这个岛屿进行着奇特的互动，并且开创了一个难以预测的未来。
一个新的话语权的出现
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启了香港面对中国内地的一道门。1978年底，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和全球华人社会的关系出现变化，过去被视为危险的“海外关系”，突然成为一种正面的关系，这让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国人有机会来到这个有待解放的“白区”来探亲，或是从此定居这儿。
一些过去被监禁的国民党囚犯，也被释放到香港，他们有些人遭到台湾当局的拒绝，因而只能待在香港。也有一些是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等地的华人，在 1949年建国之初曾热情洋溢地回到祖国大陆，参与国家建设，但却历经“反右”与“文革”的折腾，也逐渐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来到了香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聚居在北角和美孚新村一带，也成为了香港社会的一员。
当然更多的新移民是和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他们只是由于家属曾经和香港或海外有某种机缘，因利乘便，早在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内地只打开了门缝的时候，就来到了这个岛屿生活，成为香港人口统计中的数字。他们大多是来自广东、福建的农村，受教育水平不高。在香港住在深水埗、大角嘴等新移民集居之处，房租便宜，担任底层的工作，当大厦的管理员，或在建筑工地当苦工，做一些本地人不太做、或不愿做的工作。
随着八十年代香港经济的转型，大量的港人去了珠三角投资及工作，这也导致了两地联姻的“井喷”现象，也理所当然地产生了不少“粤港合作”的“80后婴儿潮”。越来越多的人潮，往来于香港与内地之间，也不断交换生命的碎片。
在1997年回归前后，这样的交流上升到新的高峰。过去的生命碎片，成为了新的权力板块。
新一波的来港移民，不再是局限于广东，而是遍及全国各地。各省和自治区，都有自己的驻港单位，它们都重视香港这个对外的窗口，在资金和资讯方面，都需要香港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不再是那些来自广东乡下的底层移民，而是可能身怀巨款、与权力部门关系千丝万缕，这样的群体在香港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刻，全球化的浪潮澎湃，中国前往全球先进国家留学的精英，毕业后不少也来到这个岛屿城市，体会这个刚刚回归祖国怀抱的城市生活，尤其在金融界和投资银行业，说普通话的声音，逐渐代替了过去这个行业被英语所垄断的格局，代表了一个新的话语权的出现。到了最近这几年，金融的监管机构和经济游戏规则的决策权，也不可逆转地落在来自中国“海归派”精英的手上。
从穷苦的底层到豪气的高层
李小加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198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英文系，后来去了美国念新闻和法律，在西方金融界工作多年。今年他出任香港证券交易所的行政总裁，权倾一时，成为香港金融界的高层领导人，也是第一位内地背景的精英主管香港金融的平台，年薪高达720万港元。
事实上，香港已经成为了中国“海归派”的最爱。从纽约到伦敦，从巴黎到东京，中国受过最好的海外教育的新一代，都发现香港的奇妙吸引力。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有法治、也最有新闻自由的城市。这儿也是离开北京、上海、广州最近的国际城市，当然也吸引了这些共和国宠儿。他们住在过去只有白人才住的半山豪宅，在兰桂坊的酒吧，在那些必须穿上正装才能进去的高级俱乐部，过去都只是说英文的国际专业人士的最爱，但如今却越来越多地响起了说普通话的声音。
在大学校园也是如此。香港大学的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近年也请来内地资深媒体人钱钢担任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钢在中国内地曾任记者多年，他写的《唐山大地震》，成为香港中学教科书中的范文。他也曾任《南方周末》的常务副主编，对中国的媒体生态很熟悉，他很有可能在香港培养出新一代的中国记者。
这些有内地背景的精英，很快就改变了这个城市的风貌。香港长期以来被西方专业精英所垄断的经济权力版图，开始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国际化的、但也是很有中国情怀的海归派精英，以李小加为代表；汇合了来自中国的专业人士，以钱钢为代表，他们开始在这个城市展示他们的权力肌肉，从商业到学术界，都可以看到中国内地新移民的足迹。
在香港交响乐团，乐手的名字是汉语拼音的团员，几乎接近一半。竞逐下届香港管弦乐团指挥(音乐总监)的过程中，来自上海、留学德国的吕嘉，被视为呼声最高的候选人之一。事实上，他目前正在澳门交响乐团担任指挥，也受到香港乐评人的好评。
在香港的医院，也出现越来越多中国海归派的医生和研究人员，更不要说在香港的大学校园，中国的海归派，已经是身居要位。这些知识新移民，了解国际的游戏规则，也了解中国的国情，因而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桥梁。
这座桥梁也通往新的财富之路。香港这几年成为了中国企业上市集资的重要战略重地，不少海归派就在其间担任了重要的角色。这也当然和中国的经济崛起有关。中国的经济，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仅次于美国。香港作为一个经济自由和落实法治的城市，也跃升为全球企业上市集资金额最高的的城市。
到了最近这几年，还出现了投资移民的政策安排。中国一些“先富起来”的上层阶层，也喜欢换个身份。他们不仅来香港定居，生孩子，还喜欢炒楼，将香港的房子，在这两年间炒到历史的新高点，也将一些过去被视为只是中产阶层安身立命的地区，如太古城、又一城等，也炒成了豪宅，平均的价格，已超过了一万港元一平方英尺(约十万元一平米)。这也和香港人的收入水平脱钩，让香港的中产阶层望楼兴叹。
也就是说，在三十年间，内地新移民在香港的形象，从穷苦的底层到豪气的高层，反映了中国政治和经济权力板块的移动。他们在香港的位置，也映照出时代的变化，展现了中国从锁国到融入全球化浪潮的成果。
未来中国的改革之源
不容忽视的是这十几年间，中国新一代的大学生，在香港校园造成的冲击。尽管在大学本科中，来自内地的学生的比率还不是很高，但在研究生里，内地生已是占了绝大多数。从香港大学到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的八所大学的中国内地学生，都是成绩优秀的一个群体，他们求学香港，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学术氛围。他们之中，除了公费来读书的尖子生之外，还有不少是私费来港攻读学位。这些每年数以万计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也留在香港工作，或是去欧美国家留学，然后再重返香港，他们肯定对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命运轨迹会带来巨大而又微妙的影响。
比如才在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所毕业的贾选凝，是典型的中国80后，她的大学本科是在北京念的。在香港拿到硕士后，在《文汇报》出任副刊记者，但也在香港电台参与节目广播。她最近在香港著名的《信报》写一个有关城市感情的专栏《心经》，吸引了不少读者的眼球。
正在香港大学念经济的90后同学素珊说，她来到香港后，发现了一些过去根本看不到的书和电影，这也因此改变了她的职业生涯规划，她决定在香港考研究生，争取更深入地去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
这些二十来岁的中国新一代，都会不断进行香港和内地的比较，并对内地的制度创新作出思考。拥有香港生活经验的他们，每天都在比较两地的差异，为什么在法治、言论自由与城市管理的水平上，内地和香港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出入两个系统，他们几乎每天都会有点滴在心头的反思。
这些反思到最后也许会成为中国改革的力量之源。如果香港可以，为什么中国内地不可以？如果香港可以落实法治，那么中国内地就理应对推动法治更有信心。如果香港的言论自由并没有带来什么祸害，中国内地就更应有信心将那些重重的限制减少、消除。当两地的这些对比不断出现时，它也会化为一股沛然的、莫之能御的力量，走进千万的人心中。
另一方面，香港的中国内地新移民，也强化了香港对北京的认同感和主体意识。他们在中国成长的经验，对国家的认同，都有一种感染力量，使中国在香港和国际社会的地位上升。每天在香港电视上出现的中国国歌，成为香港国民教育的主旋律。香港一些高端的、富裕的、也在专业上很有成就的新移民，却是超越了香港某些媒体所说的“洗脑”，而是在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展现了对中国命运的承担。爱国不是被动地“唱好”，而是要主动寻找变革的新路径。
也就是在香港全新的平台上，新移民挥别原来的“路径依赖”，寻找超越过去既成体制的理念与实践，在国际化的香港，发现中国改革的最新灵感。
这也使香港的新移民社会洋溢着全新的动力。有些充满抱负的新移民甚至考虑要在香港的民主政治格局中参选，香港作为中国的民主先声，也有了内地元素掺杂其间。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香港的中国内地新移民，将成为法治和民主自由的载体，他们改变了香港，也会改变了中国发展的轨迹。这也许是历史的意外，但也是中华民族的福气，在香港与内地人民交换生命碎片的过程中，也必将淬炼一个新的香港。
(作者系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