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到正文内容

我们每天都在违法,走在刀尖上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7月18日23:59  中国经济周刊

  窘迫

  ——一位精神病院医生说:“我们每天都在违法,走在刀尖上。”

  有同样感受的,不只是病人。

  在某城某区年初的城市规划大会上,精神病院院长坐在台下第二排,正前方坐着区卫生局局长,台上,区长意气风发地指点江山,结尾处说:“劳教所和精神病院也不能没有,就放在最边上吧!”

  于是,精神病院与劳教所一起搬迁,放在了地图的最边缘。乘地铁至终点,然后坐25站公交,到达山下。

  “情何以堪。”这位院长说。

  身在市区中心的北京回龙观医院则实属“幸运”。20年前,这里也是北京最北郊,只是随着市区的扩大,这所医院才被逐渐包围,意外成为“社区中的医院”,提前实现了所有精神病院的理想。

  实际上,这所“理想医院”也正深陷于窘迫的漩涡中,无法自拔。“连续亏损11年。”院长杨甫德说,前年,该医院开展项目成本核算,“66%的项目亏损。”

  作为一家必须“差额预算”的三甲医院,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创收”却显得既不合乎现实也不合乎情理。“我们的病人都是弱势群体,大多家境贫困,不堪重负,不允许我们创收。”

  同时,精神病医院还必须被迫“慈善”。大量病人拖欠医药费,“连伙食费每年都能欠上百万。”还有“三无”人员、老弱病残、无家可归者寄居于此,唯有医院,承担所有。

  于是,希望全部寄托在财政拨款上,而财政拨款唯一能解决的仅是按照医务人员编制划拨基本工资。

  编制定于1993年,多年未变。按照该院编制,医务人员总数为1150人,可实际上,随着门诊量和床位数的急速增长,该院已经超编近300人,这些人的待遇,由医院自行解决。

  结果是:这所医院还在使用上世纪50年代的平房院,至今没有任何大型设备。

  尽管一些随着医改刚刚被纳入公共卫生系统的二级、一级医院有了国家财政拨款的待遇,但也“仅仅是温饱”。王诚说,以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为例,财政拨款仅能解决102位在编人员的基本工资,剩下200多位不在编人员仍由医院负担。

  况且,基本工资非常微薄,只能实现“最低保障”,奖金、福利都无从谈起。“津贴?我们有特殊岗位津贴,每人每天1元。”杨甫德对此哭笑不得。

  “我们的待遇仅是综合性大医院的三分之一。”王诚很苦恼,拿着如此微薄的报酬如何招聘?“专科的都不来,外地的也不愿意来。”即使来了,按照入编要求,“本科以上学历、北京户口”,“他们也无法入编。”

  在这所医院里,多数人是年轻的面孔,他们大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专院校,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他们很难考到“医师资格证”。

  “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编制、没有发展前景,我们拿什么招人?”王诚很焦虑,“连人都招不来、留不下,如何提高科研能力和服务质量?如何发展?”他无奈地说:“就剩我们两个老家伙了,又有行政职务。”医院仅有院长和副院长两人是“专家”,拥有“副主任医师资格证”。

  最让王诚头痛的还是“医闹”问题,“每死必闹”。精神病患者要同时遭受病痛、药物副作用、并发症的困扰,他们态度消沉,求生欲望很低,往往会早逝或突发性死亡。“很多家属长期不关心患者,不了解情况,突然接到病危通知或死亡通知就觉得很意外,事出蹊跷,然后就是无休止的‘医闹’。”

  在附近的太平间里,还冷冻着一位患者的遗体,他已经在那里躺了整整一年。“他是心脑血管疾病致死的,还不到40岁,家属要求医院赔偿40万,又无任何说明医院过错的证明。”经历了无数个“拉锯战”的王诚很感慨,“他们连死后都得不到安宁。”

  大多“医闹”都是缘于病患在综合病症下致死,家属认为精神病医院应承担责任。“这是最严重的制度不合理。”王诚和杨甫德院长一致表示,综合性大医院一直以“条件不具备”为由拒绝接收精神病患者,“只会诊,不处理”,“精神病患者得了高血压、心脏病、肿瘤,怎么办?”

  “连医疗卫生领域都对精神病患者歧视、排斥。”王诚院长叹息。

  面对现实,“非法行医”成为所有精神病院无奈的选择。按照规定,精神病诊疗医师是不能处理其他领域的医疗问题的,现实是,精神病院的医师早已被迫成为病患的“全科大夫”,处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所有问题。

  无论是医生本人还是医院,都非常清楚“违法”的后果,“吊销执照、民事责任、刑事责任”,一位老医师说:“我们每天都在违法,走在刀尖上。”

  最让医院和医生们痛苦的是,“仁心”无法得到理解。患者和家属都常常认为,医院不够尽心尽力,医生不够尽职尽责。

  院长只有经常在职工大会上安慰大家:“好人有好报。”

  坚持

  ——很多康复的患者都能体谅医生的苦衷

  一位狂躁症患者突然失去控制,在病房中大声喊叫,挥舞着拳头,瘦小的护士长刚到门口就直接被扑倒,她紧紧抱着患者的头,劝慰着:“宝贝,乖……”然后拍打着他的背,等待他逐渐平静下来。他们蜷缩着躺在地上,犹如一对母子。

  半个小时后,护士长用冰块敷在肿胀的脸上,淡淡地说:“贵在坚持。”

  “没有一个医生、护士没有挨过打,受过伤。”陈大春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他是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一科主任医师,从医多年,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就在几天前,他的同事张保华在病区查房,一位患者上来就是一巴掌。“一声没吭,继续干活。”

  悲剧随时可能降临,五年前,一位医生被病患戳瞎了左眼,医院承担了医药费,仅此而已。

  一位刚入行,只有24岁的年轻医生告诉我,为防止病人突袭,可以站在45度角,以便自卫,尽量站在靠墙的地方,保护后背……然而,当进入病房,面对一群患者的时候,所有的理论和经验都失去了可行性。

  最让他感到挫败的是,由于精神病诊断缺乏参数明确的客观标准,他经常要与病患和家属“斗智斗勇”,饱受质疑和威胁。

  精神病诊断属“信息诊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病史和症状,病史主要靠亲属提供,症状主要靠心理测试和观察。

  因此,如果病患家属不配合,病患本人模拟症状,就会有“诈病”的可能。“我们简直要像警察一样,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争取做一个合格的测谎仪。”这位年轻的医生自嘲说。

  在很多精神病医院里,医务人员的年龄分布都极不均匀。“要么就是40岁以上的,专家型,担任很多行政职务。要么就是20出头的,刚毕业,满怀激情和理想。”一位老医生说,“中坚力量都跑光了,青黄不接的。”

  对于一个医生来说,成就感主要来源于两方面,攻克病症难题和患者的感激。可是,这两点对于一个精神病医生来说,都是奢求。

  目前,精神病的治愈率很低,尤其是重症患者,每一项都是世界难题。因此,几乎每一个医生都在经历内心的煎熬,看着一位年轻的患者走进来,在病情反复中失去亲情,逐渐丧失自我,百病聚集,几十年过去,突发死亡……

  一位患者依靠在门口,王诚院长摆手叫他过来,说:“我们认识多少年了?”患者说:“三年了吧!”王诚院长没有说话。

  当王诚还是个住院医师时,这位患者就在这里,二十年过去了,王诚已经成为了院长,时常招呼他说说话,可他总也不记得。

  王诚说,他最害怕的事是在“外面”遇见曾经的患者,“因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坚持服药了,是不是正常。”

  前不久,王诚在动物园遇见一位曾经的病患,第一句话便是:“你坚持吃药了吗?”好言哄走了病患,背上的衣服都湿透了。

  很多病患在住院期间都闹着要出院,但他们大多还未康复,或者家属不来接走,导致病患对医院和医生都产生了埋怨的心理,甚至在出院时还扬言要“报复”。

  “感激是很珍贵的。”王诚说。

  略感安慰的是,很多康复的患者都能够体谅他们的苦衷,就像小安和阿忆,已经和医生、护士成为朋友,甚至成为帮助、支持和保护他们的战友。

  小安的医生张莹经常要去重症病房查房,那里住的都是有狂躁和攻击倾向的患者,高大的小安总是默默站在身后,像山一样。

  张莹说,这份感动支撑着她,让她得以坚持到今天。

  精神疾病

  表现在行为、心理活动上的紊乱为主的神经系统疾病。

  轻性精神疾病

  患者思维的认知、逻辑推理能力及其自知力都基本完好,尚能控制自己的精神活动,能保持与环境适应的能力。

  ——神经衰弱、强迫症、抑郁症、焦虑症、  恐惧症等

  重性精神疾病

  患者对自身的精神异常表现没有自知力,不能控制自己的精神活动,丧失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等

欢迎发表评论我要评论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微博推荐 | 今日微博热点(编辑:SN047)

留言板电话:010-82612286

相关专题 中国经济周刊

更多关于 精神病  的新闻

新浪简介About Sina广告服务联系我们招聘信息网站律师SINA English会员注册产品答疑┊Copyright © 1996-2011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