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天都在违法，走在刀尖上
窘迫
——一位精神病院医生说：“我们每天都在违法，走在刀尖上。”
有同样感受的，不只是病人。
在某城某区年初的城市规划大会上，精神病院院长坐在台下第二排，正前方坐着区卫生局局长，台上，区长意气风发地指点江山，结尾处说：“劳教所和精神病院也不能没有，就放在最边上吧！”
于是，精神病院与劳教所一起搬迁，放在了地图的最边缘。乘地铁至终点，然后坐25站公交，到达山下。
“情何以堪。”这位院长说。
身在市区中心的北京回龙观医院则实属“幸运”。20年前，这里也是北京最北郊，只是随着市区的扩大，这所医院才被逐渐包围，意外成为“社区中的医院”，提前实现了所有精神病院的理想。
实际上，这所“理想医院”也正深陷于窘迫的漩涡中，无法自拔。“连续亏损11年。”院长杨甫德说，前年，该医院开展项目成本核算，“66%的项目亏损。”
作为一家必须“差额预算”的三甲医院，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创收”却显得既不合乎现实也不合乎情理。“我们的病人都是弱势群体，大多家境贫困，不堪重负，不允许我们创收。”
同时，精神病医院还必须被迫“慈善”。大量病人拖欠医药费，“连伙食费每年都能欠上百万。”还有“三无”人员、老弱病残、无家可归者寄居于此，唯有医院，承担所有。
于是，希望全部寄托在财政拨款上，而财政拨款唯一能解决的仅是按照医务人员编制划拨基本工资。
编制定于1993年，多年未变。按照该院编制，医务人员总数为1150人，可实际上，随着门诊量和床位数的急速增长，该院已经超编近300人，这些人的待遇，由医院自行解决。
结果是：这所医院还在使用上世纪50年代的平房院，至今没有任何大型设备。
尽管一些随着医改刚刚被纳入公共卫生系统的二级、一级医院有了国家财政拨款的待遇，但也“仅仅是温饱”。王诚说，以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为例，财政拨款仅能解决102位在编人员的基本工资，剩下200多位不在编人员仍由医院负担。
况且，基本工资非常微薄，只能实现“最低保障”，奖金、福利都无从谈起。“津贴？我们有特殊岗位津贴，每人每天1元。”杨甫德对此哭笑不得。
“我们的待遇仅是综合性大医院的三分之一。”王诚很苦恼，拿着如此微薄的报酬如何招聘？“专科的都不来，外地的也不愿意来。”即使来了，按照入编要求，“本科以上学历、北京户口”，“他们也无法入编。”
在这所医院里，多数人是年轻的面孔，他们大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专院校，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他们很难考到“医师资格证”。
“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编制、没有发展前景，我们拿什么招人？”王诚很焦虑，“连人都招不来、留不下，如何提高科研能力和服务质量？如何发展？”他无奈地说：“就剩我们两个老家伙了，又有行政职务。”医院仅有院长和副院长两人是“专家”，拥有“副主任医师资格证”。
最让王诚头痛的还是“医闹”问题，“每死必闹”。精神病患者要同时遭受病痛、药物副作用、并发症的困扰，他们态度消沉，求生欲望很低，往往会早逝或突发性死亡。“很多家属长期不关心患者，不了解情况，突然接到病危通知或死亡通知就觉得很意外，事出蹊跷，然后就是无休止的‘医闹’。”
在附近的太平间里，还冷冻着一位患者的遗体，他已经在那里躺了整整一年。“他是心脑血管疾病致死的，还不到40岁，家属要求医院赔偿40万，又无任何说明医院过错的证明。”经历了无数个“拉锯战”的王诚很感慨，“他们连死后都得不到安宁。”
大多“医闹”都是缘于病患在综合病症下致死，家属认为精神病医院应承担责任。“这是最严重的制度不合理。”王诚和杨甫德院长一致表示，综合性大医院一直以“条件不具备”为由拒绝接收精神病患者，“只会诊，不处理”，“精神病患者得了高血压、心脏病、肿瘤，怎么办？”
“连医疗卫生领域都对精神病患者歧视、排斥。”王诚院长叹息。
面对现实，“非法行医”成为所有精神病院无奈的选择。按照规定，精神病诊疗医师是不能处理其他领域的医疗问题的，现实是，精神病院的医师早已被迫成为病患的“全科大夫”，处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所有问题。
无论是医生本人还是医院，都非常清楚“违法”的后果，“吊销执照、民事责任、刑事责任”，一位老医师说：“我们每天都在违法，走在刀尖上。”
最让医院和医生们痛苦的是，“仁心”无法得到理解。患者和家属都常常认为，医院不够尽心尽力，医生不够尽职尽责。
院长只有经常在职工大会上安慰大家：“好人有好报。”
坚持
——很多康复的患者都能体谅医生的苦衷
一位狂躁症患者突然失去控制，在病房中大声喊叫，挥舞着拳头，瘦小的护士长刚到门口就直接被扑倒，她紧紧抱着患者的头，劝慰着：“宝贝，乖……”然后拍打着他的背，等待他逐渐平静下来。他们蜷缩着躺在地上，犹如一对母子。
半个小时后，护士长用冰块敷在肿胀的脸上，淡淡地说：“贵在坚持。”
“没有一个医生、护士没有挨过打，受过伤。”陈大春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他是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一科主任医师，从医多年，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就在几天前，他的同事张保华在病区查房，一位患者上来就是一巴掌。“一声没吭，继续干活。”
悲剧随时可能降临，五年前，一位医生被病患戳瞎了左眼，医院承担了医药费，仅此而已。
一位刚入行，只有24岁的年轻医生告诉我，为防止病人突袭，可以站在45度角，以便自卫，尽量站在靠墙的地方，保护后背……然而，当进入病房，面对一群患者的时候，所有的理论和经验都失去了可行性。
最让他感到挫败的是，由于精神病诊断缺乏参数明确的客观标准，他经常要与病患和家属“斗智斗勇”，饱受质疑和威胁。
精神病诊断属“信息诊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病史和症状，病史主要靠亲属提供，症状主要靠心理测试和观察。
因此，如果病患家属不配合，病患本人模拟症状，就会有“诈病”的可能。“我们简直要像警察一样，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争取做一个合格的测谎仪。”这位年轻的医生自嘲说。
在很多精神病医院里，医务人员的年龄分布都极不均匀。“要么就是40岁以上的，专家型，担任很多行政职务。要么就是20出头的，刚毕业，满怀激情和理想。”一位老医生说，“中坚力量都跑光了，青黄不接的。”
对于一个医生来说，成就感主要来源于两方面，攻克病症难题和患者的感激。可是，这两点对于一个精神病医生来说，都是奢求。
目前，精神病的治愈率很低，尤其是重症患者，每一项都是世界难题。因此，几乎每一个医生都在经历内心的煎熬，看着一位年轻的患者走进来，在病情反复中失去亲情，逐渐丧失自我，百病聚集，几十年过去，突发死亡……
一位患者依靠在门口，王诚院长摆手叫他过来，说：“我们认识多少年了？”患者说：“三年了吧！”王诚院长没有说话。
当王诚还是个住院医师时，这位患者就在这里，二十年过去了，王诚已经成为了院长，时常招呼他说说话，可他总也不记得。
王诚说，他最害怕的事是在“外面”遇见曾经的患者，“因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坚持服药了，是不是正常。”
前不久，王诚在动物园遇见一位曾经的病患，第一句话便是：“你坚持吃药了吗？”好言哄走了病患，背上的衣服都湿透了。
很多病患在住院期间都闹着要出院，但他们大多还未康复，或者家属不来接走，导致病患对医院和医生都产生了埋怨的心理，甚至在出院时还扬言要“报复”。
“感激是很珍贵的。”王诚说。
略感安慰的是，很多康复的患者都能够体谅他们的苦衷，就像小安和阿忆，已经和医生、护士成为朋友，甚至成为帮助、支持和保护他们的战友。
小安的医生张莹经常要去重症病房查房，那里住的都是有狂躁和攻击倾向的患者，高大的小安总是默默站在身后，像山一样。
张莹说，这份感动支撑着她，让她得以坚持到今天。
精神疾病
表现在行为、心理活动上的紊乱为主的神经系统疾病。
轻性精神疾病
患者思维的认知、逻辑推理能力及其自知力都基本完好，尚能控制自己的精神活动，能保持与环境适应的能力。
——神经衰弱、强迫症、抑郁症、焦虑症、 恐惧症等
重性精神疾病
患者对自身的精神异常表现没有自知力，不能控制自己的精神活动，丧失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