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经济如何走出“三上三下”影响
■社科院经济所课题组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环境呈现出“三上三下”现象。其对浙江经济的发展已造成重大影响,尤其是对浙江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影响逐渐加剧。
2011年“三上三下”走势如何?“三上三下”对浙江经济的影响会持续还是会减弱?浙江经济如何走出“三上三下”影响?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2011年“三上三下”走势
2011年,从总体上看,全球主要经济体逐步企稳并步入复苏期,但在结构上则表现出许多深层次的缺陷和失衡,因此国民经济的恢复还存在明显的脆弱性。由于宏观经济基本面和国际经济地位的差异,主要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调整中形成了多重选择和非对称性,加剧了全球经济形式的波动。
我国经济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得到了有效支撑,但复合式通胀压力已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具体表现如下:
—人民币汇率上行,升值幅度在5%上下
自2010年6月央行宣布重启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一路上行,截至6月15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升值5.5%。通过研究不难发现:人民币升值的最大推动力来自于国际上的压力。美欧等国将人民币币值低估与全球经济失衡划上等号,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不绝于耳。
2010年11月,美国实施了新一轮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超发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对美元贬值的预期增强,从而导致人民币等其他国家货币被动升值。此外,我国长期的国际贸易顺差与大量的外汇储备,也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在此背景下,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大,近日甚至有学者提出人民币一次性升值10%的观点。我们认为人民币一次性升值可能性不大,今年人民币升值幅度大体在5%上下。
—CPI上行,通胀形势严峻
2011年7月9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6.4%,创近三年来新高。这也显示出今年以来CPI一直处于上升趋势。我国农产品价格首先出现快速上涨,并带动一系列商品价格上涨。本轮通货膨胀显示出复合式的复杂特性。
美国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改善了美国实体经济的同时,对世界经济输出了通货膨胀。2011年主要国际大宗商品和化工原料的价格开始迅速上涨,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迅速上升。我国国内市场也受到直接的影响和扰动,形成成本推动性物价上涨,使得本轮结构性通胀演化为复合式通胀。
同时,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实施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短期内导致货币供应量过大,形成了过量流动性,诱发了货币性通胀,成为本轮复合式通胀的基础。随着CPI的快速走高,我国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开始形成。预期带来的通货膨胀会在短期内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投资选择和社会菲利浦斯曲线,从而给宏观调控和人民生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进而成为放大通货膨胀效应的“棘轮”。
—企业经营成本上升
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29748美元。此时,我国正进入一个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多种生产要素价格走势都出现拐点,成本推动的压力趋于加大。
价格的提升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土地、能源、劳动力价格上涨。当前,全国普遍出现“民工荒”现象。“民工荒”不是指目前中国没有民工了,而是指如果继续按过去的价格支付工资,有些工作目前没人去做了。为此,全国各省市都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其中,四川月最低工资上调幅度最大,达到44.4%,16个省市区上调幅度在20%—30%之间。由此表明:中国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格局已发生了变化,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此外,受国内外局势的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欧美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诱发的输入性通货膨胀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企业经营成本上升。
—投资增长率下滑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可见,近几年投资率下降,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节产业结构失衡、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必然要求。同时我国投资率确实偏高,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尤其是产业结构失衡,存在投资浪费、效率偏低、重复建设的问题,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协调发展很不利。因此,必须适当降低投资率水平。
—信贷投放增量收缩
为应对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2008年,中央果断启动了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为中国应对历史罕见金融危机的冲击起到了巨大作用,使得中国成为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小、经济复苏最快的国家。但从2009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过热苗头,特别是2010年7月份后,通胀率不断攀升,物价持续走高,中低收入者生活负担和压力明显增加。
面对热钱、流动性过剩、货币泛滥和通胀、投机炒作等,2011年,我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按照总体稳健、调节有度、结构优化的要求,引导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中小企业,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节能减排任务更重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披露,“十二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6%和17%。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做到调整经济结构、限制两高行业的发展,推进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节能减排产品的推广,实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推进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根据课题组的研究分析,未来一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劳动力成本将持续走高;CPI的高企有可能在近期出现,然后逐渐下行,年底可回归4%左右的区间;原材料的价格近期有趋稳甚至略有回落的迹象,但这并不改变其上行的基本走势;货币政策在未来一至两个季度里仍将趋紧。随着整体经济环境的变化及防止经济“硬着陆”,货币政策将在明年有所松动;节能减排的压力将持续。
“三上三下”影响下的
浙江经济
受“三上三下”影响,浙江经济增长出现了减缓的迹象。2011年一季度,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为2283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9.6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浙江一、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1%和10.8%。第二产业增加值3167亿元,同比增长10.8%,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7.8个百分点。
根据课题组的研究分析,第二产业在一季度出现增速回落的现象,与“三上三下”有着紧密的联系。
今年以来,浙江出现了普遍的“用工荒”、“用电荒”。“用工荒”导致浙江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受调查的企业中,近九成企业普工工资上升,其中近六成企业普工工资比上年同期涨了10%左右。虽然人工成本比去年平均增加20%—30%,但招工难照样存在。招工难使得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出现用工缺口,导致企业开工不足,进而促使企业发生经营困难。一季度浙江出口增速为25.1%,但从出口结构来看,1—2月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增速仅为4.9%。服装等行业出现出口疲软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人民币升值有关。
另外,电力供应的不足,使得许多地方开始实施“拉闸限电”措施。在缺电的情况下,企业购买发电设备自行发电来满足企业的用电需求,这也无形之中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
同时,2010年以来的原料价格上涨现象持续至今,绝大多数企业都表示受到了影响。一季度浙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同比分别上涨6.4%和10.1%,两者剪刀差为3.7个百分点,较去年四季度缩小0.9个百分点,表明上游产品涨价正加快向中下游传导。调查显示,45%的企业表示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是其最为忧虑的问题。国家上调成品油价格,国内期货市场钢材、铜、橡胶等大宗原材料价格也一直运行在上升通道之中,这些都印证了企业的担忧。
此外,受国际油价、粮价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与国内粮食等食品价格进一步上涨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CPI仍将高位运行一段时间。对于浙江省而言,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密集性行业、农业等领域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由周期性转化为持续性概率较大,核心通胀或将加快。未来一段时间浙江省物价指数可能将在高位继续运行。受此影响,趋紧的货币政策在未来一到两个季度不大可能出现松动。
央行自2011年6月20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央行今年以来第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此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了21.5%的历史最高点。2011年7月6日,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分别上调0.25个百分点,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础利率也做了相应的调整。至此,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达3.5%,一年期贷款利率达到6.56%。历史经验表明,每次货币调控,受影响最大的都是民营中小企业。在当前偏紧的货币政策下,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迅速恶化。2011年以来,温州70%的中小民营企业缺钱,即便民间借贷月息达到3分至5分之多,企业也很难借到钱;由于得不到资金支持,部分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
据统计,一季度末小型、中型、大型企业每100元负债支付利息分别为0.66元、0.68元、0.42元,分别增长14.5%、15.2%、13.4%,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逐渐彰显。在银行信贷紧缩的情况下,不少企业转向民间借贷。如台州市今年前三月,全市人民币一般性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8.54%,而全市民间借贷加权平均利率为15.54%,同比提高了70个基点。
在通胀压力大、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不断上升,再加上当前货币政策趋紧的大背景下,浙江省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上升、利润下降,生存环境面临严峻挑战。但是,这也倒逼企业转变经营方式与增长方式,通过研发创品牌与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从而改变单纯凭借价格优势参与市场竞争的模式。如一季度,浙江省服务业重点工作有序推进,重点产业发展势头良好。随着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建设和服务业重点企业的培育,服务业企业对技能型工人、服务型工人的需求将会出现膨胀,从而改变目前企业传统的用工结构。
下一阶段,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经济内生动力将有所增强。
多重因素叠加
导致浙江企业进入困局
在浙江经济受到“三上三下”影响的同时,多重因素叠加导致中小企业经营成本上升的问题也日渐突出。终端产品价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传统的价格优势正在弱化,传统经营方式下的竞争力显现出不可持续性。压力之下,推动企业下决心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逐渐显现出效果。
在影响中小企业成本因素中,原材料价格上涨是主要因素。企业总成本增长中,原材料成本几乎占了一半,劳动力成本、汇率、融资成本等位居其次。企业成本中诸如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税赋等不同程度的上浮,也影响到企业成本的上升。
从原材料角度看,2011年4月浙江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为105.9,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为109.9,进出价格倒挂差值为4.00。企业普遍存在“高进低出”现象,对企业利润影响较大。从价格传导上看,各种原材料提价的压力向下游制品企业传导的趋势明显。以温州制鞋企业为例,鞋底所用的聚氨酯材料从每吨2.1万元升至每吨2.5万元,涨幅接近20%,胶水价格也涨了近一倍。而企业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远不及成本上涨的幅度。
尽管部分企业订单充裕,但企业苦于一线员工难找,开工不足,直接导致企业生产下降。新生代务工人员对工厂环境、用工待遇等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企业员工的流失率增高。另外,从工资水平上看,2011年浙江省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1%-8%,也加大了近期继续上调薪酬标准的预期。如台州一季度员工平均工资增长15%-30%,对于下阶段劳动力报酬的预测中,绝大多数企业认为还会进一步上涨。
在企业面临成本上涨、利润微薄的同时,还得忍受融资难、融资成本越来越高的难题。当前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为银行借贷和民间借贷。从银行借贷上看,一方面是基准利率大幅提高,央行贷款基准利率由5.3%提高到6.31%;另一方面,银行提高了企业贷款的基准利率上浮幅度,许多城市商业银行实行市场化定价利率,加上相关的担保、评估等中介费用,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进一步提高。从民间借贷上看,由于银行信贷规模收缩,许多中小企业在短期资金周转方面寻求民间借贷,推动民间借贷利率持续上扬,企业短期资金融通需求极为强烈。一季度,浙江工业每100元负债利息同比增长11.4%,增幅比全国平均的6.2%高出了5.2个百分点。
同时企业制造费用、销售费用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浮,尤其是电力供应不足给企业生产成本带来较大的压力。实施有序用电后,企业被迫购买柴油发电机发电,成本大大提高,因此出现了万元GDP能耗比去年同期上升的现象,节能减排任务依然艰巨。如今年台州等多数地方已经开始实施限电措施,少则“开六停一”,个别线路甚至出现“开一停一”。
企业的经营成本普遍上升,浙江的中小企业表现地尤为突出。这一方面是大环境的变化使然,也与浙江区域内的产业结构、金融环境、劳动力市场等因素有密切关系。
浙江省中小企业所处的产业大多为汽摩配件、塑料模具、船舶制造等传统产业。这些行业的原材料价格易受国内外局势的影响。如台州废铜、废钢等主要大宗商品,70%进口于日本。在此情况下,东日本地震特别是福岛核泄漏事故开始对浙江企业原材料进口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依附于这些传统产业上的企业也大多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产业层次低、产业链条短、技术装备和技术含量低,企业缺乏高附加值产品。这些企业很少有能力寻求利用信托公司融资等直接融资方式,而是长期依靠银行贷款;银根紧缩不仅造成了企业的融资难,还由于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门槛和贷款利率的提高,造成企业融资成本陡增。
同时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还极易受到劳动力情势的影响。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江西、安徽等主要劳动力输出地在接受浙江温州等沿海城市转移产业后,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壮大,工资水平差距逐渐缩小,由此造成浙江沿海企业对内地工人的吸引力下降。同时,新一代农民工在公平、平等、维权等方面的意识日渐强化,对诸如子女教育和社保等企业福利待遇、以及自身的职业发展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企业无法满足其条件情况下用“脚”走路。这些原因造成了目前浙江沿海地区出现普遍的“用工荒”现象。
据调查发现,不同行业的不同企业对“三上三下”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分化。
具体而言,对大型企业冲击不大,但是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型企业压力陡增。浙江省出现的工业企业利息支出增加主要表现在中小企业。一季度浙江私营企业利息支出增加45.5%,而国有企业仅增加1.7%。调研数据显示,台州近75%的中型企业认为原材料价格上涨降低企业利润,85%的小企业认为原材料价格上涨降低企业利润,这也反映了小企业在面对成本上升时面临更大的压力。
成本上涨倒逼企业加快转型升级,迫使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有实力和规模的企业加快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加大科研投入。调查结果表明,部分企业认为“三上三下”对企业的影响不大,甚至有的企业利润反而出现了增加的情况,这说明企业通过多种途径,最大限度地消除了成本上升对企业的影响。这些企业或是通过技术改造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或者通过提高价格转嫁企业成本,或者采取多元化的经营分散企业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和风险。
浙江经济应对
“三上三下”的对策
基于上述分析,“三上三下”对浙江经济、尤其是企业的压力短期内不会有大的缓解,未能及时转型升级的企业将面临一个较为漫长的“冬天”。要想迎来“春天”,必须在倒逼机制的推动下,下决心调整浙江经济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
当前浙江省已初步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初级阶段,此时应顺应工业化的趋势,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培育和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通过海洋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产业结构,实现由劳动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结构跨越。
2011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推动实施海陆统筹战略,这不仅有助于海洋经济示范区的建设、加快浙西南山区发展、促进海路联动区域协调,更是解决当前浙江省企业成本上升的有效途径。应鼓励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源与产业合作,引导沿海无污染企业向浙西南欠发达地区转移,同时开展劳动力区际的转移合作。通过联动,有助于浙江企业就近利用浙西南优势,突破要素制约。据调研显示,当前浙西南山区劳动力成本约1000元左右,明显低于东部沿海地区,在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方面,仍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结合城市化进程,将杭州、宁波建设成面向全球的生产性服务集聚中心,同时加快发展小城市和中心镇服务业,加快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建设,加大培育服务业重点企业。加快三次产业结构,挖掘产业结构节能潜力,使三次产业结构升级成为“十二五”节能降耗的主要途径之一。其中加快发展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文化传媒、金融保险、会展以及旅游业等新型第三产业、培育一批三产支柱产业,从而提高三产比重。在此过程中,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加强对技术人员的培养,改变企业传统的用工结构,缓解目前结构式“用工荒”,加速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
针对目前浙江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着融资困难的问题,应多方面拓宽金融支持渠道。首先加大直接融资的比例,引导、帮助成长性好、科技含量高的中小企业、借助中小企业板地创业板市场实现直接融资。同时,探索建立浙江省内各个区域内具有特色的综合产权交易市场,搭建产权、债券、股权三大交易平台,重点推动民营中小企业股权转让与交易,并逐步发挥融资功能。引导一些资信良好、实力较强的中小企业进入债券市场,支持它们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多种形式的融资券,支持中小企业通过银行系统发行集合债券,积极发展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基金。此外,还应积极推动新型金融组织建设,重点培育小额贷款公司,发起设立或参与社区银行、贷款公司、消费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探索民间融资阳光化道路,将民间资本有效地转化为产业资本。
同时对于部分中小企业进行直接的重点扶持。成立中小企业担保扶持专项资金,特别是对浙江省内科技含量高、有发展前途的企业给予贷款贴息支持。此担保扶持要简化担保手续流程,降低相关评估登记费用。在有必要的时候,出台鼓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研发的财税政策,例如建立重要技术的研发费用补助金制度,对创办科技型中小企业给予一定的财政补助。对创新型、科技型中小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 (观察记者陈海兵整理自浙江省社科院课题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