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力，何处施“力”？
决策杂志201107期封面
■本刊记者 徐浩程 实习记者 李亮亮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又是地方党委换届之年，党委、政府的各类调研活动将更加密集，也更为重要。那么，如何克服“被调研”、“浅调研”等现象，让调研更给力呢？就此，《决策》杂志专访了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上海市委办公厅秦德君博士。
“不必回到过去”
《决策》：由于政府调研活动中，客观存在一些 “浅调研”、“排演式调研”等形式主义，调研时不时受到公众质疑，我们应该怎么来看这种质疑？
辛鸣：首先，被质疑的调研活动中那些现象，不是针对调研本身。调研是中国共产党优秀的传统，也是决策必要的前置程序，调查研究具有必要性。为什么呢？因为领导干部下去后，除了摸情况之外，还能深入群众。
调研与深入群众虽是两个概念，深入群众更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调研是一种技术行为，但是它两者是相通的。领导干部可以通过调研来深入群众，深入群众其实也是在做调查研究，所以它们之间是相通的，只是侧重点不太一样。
《决策》：那是否意味着在调研方法方式上，应该回归到最初那种面对面的调研方式中去？
秦德君：调研客观上产生于情况不明、信息不畅的境况中。今天公共治理环境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已进入信息时代，信息技术方兴未艾，信息渠道日新月异，人们表达愿望的渠道日益丰富，政府获得信息的手段、渠道也不断拓展。传统的调研方式有重要价值，但简单地回归到过去的调研方式，既没必要也不可能。一切要从实际出发。
竹立家：现在社会形势和过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化之一就是资讯非常的发达。过去需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搞调研，是因为资讯不发达，交通不方便，信息传递也不畅通，信息多是单向传递。现在每天媒体、专家学者、各类调研组都在做各方面的调研，各方面的信息均能迅速地反馈上来。这时候，决策者并不是说一定要亲自到第一线去调研，而是要掌握大量的信息资料，掌握社会各方面反馈的大量信息。如此，我们就需要决策型的官员，而不是调研型的官员。领导的水平在于要学会决策，如果说过去以调研为主的话，那么现在环境发生了变化，变成以决策为主了。
《决策》：那这会不会导致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我们不需要调研了？
秦德君：不会。作为一种公共行政的方法，调研在现代政府运作中的作用可能会有所下降。公共决策前提是情况清楚，但这并不完全需要通过“一对一”的原始调研方式来获得。但调研的价值、调研的本质不容否定，调研这个命题永远存在。因为从本意来讲，调查研究就是为了摸清情况，是为了解决问题。调研功能出现某种式微，是基于信息渠道拓展和信息环境的巨大进步。中国现在很多地方信息还不畅通、不充分，很多信息还查阅不到，此外还存在信息部门分割、部门垄断的情况，这是应当注意的现象。
《决策》：那么，随着时代的变化，调研方式、方法是否应该改进？
辛鸣：调研随着时代的变化，在形式上也是有变化的。比如，现在网络上也可以了解民情。各级领导干部就是再忙，每天抽出一小时，在网上遛达一圈，也能知道目前现实的状况是什么了。
秦德君：要在原来传统的“面对面”、“一对一”调研方式之外，发展和运用更多的新型调研方式。一项真正有效的调研，要看调研主题、主旨、目的等具体取向。如果调研是问题取向，比如说要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这种调研可能要更多地运用传统的调研方式深入下去，到现场“摸情况”。当然在到现场“摸情况”的同时，也要采用其他多种方式，比如网上信息收集、文献书籍检阅等，这都属于广义调研范畴。应当直面一个事实：即今天所谓“调研”，不一定非得到了现场才算调研。到现场只是一种方式，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种方式。
观念问题还是方法问题？
《决策》：虽然调研的作用将逐步降低，但现在还是需要。那么应该如何来改进调研呢？是否采用更先进、更科学的调研方法，就能避免“浅调研”、“排演式调研”等现象的发生呢？
辛鸣：政府调研是要加些调研方法进来，要注意调研方法的科学性。但也要看到，如果立场不对、出发点不对，越科学的方法就越出现问题。
一个典型案例是，前段时间，某地委托第三方采用电话随机抽查的方式调研当地农村居民收入之类的民生工程问题。当地被调研点得知这个情况后，怕有些农村父母是文盲，就让当地小学生把调查问题的答案都背下来，再放半天假，回去教父母，接电话的时候应该怎么回答。
这个案例说明什么呢？这只能说明，再科学的办法，也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这与调研方法的科学性完全没有关系，再科学的办法都会有方法对付。
《决策》：这是下级对上级调研的应对，现在这种应对有的地方比较多，也是导致“浅调研”，导致领导调研活动“被设计”的主因。
秦德君：是原因之一，还不是主要原因。被调研者确实会用很多手段来“应对”上面的调研，甚至封杀信息。但如果调研者尤其是上级领导部门真的想搞清情况，想获得更多真实信息，一定是有办法的。关键看你是不是想玩真的，是否想解决问题。如果真想解决问题，自然有办法来突破种种“应对”和“封锁”。
辛鸣：领导干部对调研的重视程度，应该说大体上还是可以的。领导干部要做决策，他做决策时肯定不愿心中无数。所以说调研对领导干部本身来说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领导干部确实也需要调研，这种需要有时是发自内心的。
但是在面对有些调研乱象时，调研者或者一些领导心里也很清楚，如果说直面下面一些真实的情况、真实的要求，他们可能解决不了，或者说他们的决策里不能充分地体现。这个决策能够影响到什么程度、解决多大范围的问题，他们是心里有数的。所以有时还不如“我装作不知道，把这个程序走完，这样大家皆大欢喜”。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调研是否被扭曲，关键还是看领导的观念，是想真调查还是假调查。
《决策》：那是否可以说，调研乱象是一个观念问题，而不是方法问题。其解决的办法应该是重在从观念上转变，而不仅仅是方法的科学化？
辛鸣：可以这么说吧。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要求，看是不是真正做出了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决策，是不是真正做出有利于解决具体问题的决策，而不是仅仅把做决策当成个样子或者当成个形式。那样，领导干部就会有足够的主动性和激情下去调研。所以，说白了，领导干部有没有责任感在起着关键作用。
竹立家：它还不完全是观念的问题，而是制度。社会公正的实现是靠公共政策的公正性来实现的，调研也是如此。
系统中的“子问题”
《决策》：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建立一套更为严格、更为完善的调研制度？
辛鸣：你把解决办法归到根上是建立一个更完善、更严格的制度，这个我承认。但是还要把制度再往深挖掘一下，这个制度背后又是什么？
《决策》：那在制度建设的背后，我们还能挖出什么？
辛鸣：我们也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制度上。我们能指望可以制定出一个与目前制度完全不一样的制度吗？不能。因为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在这里现实的存在，这是各种制度形成的现实基础。在现在这个利益关系下，怎么可能形成不一样的制度呢？所以不能老是说制度。改变制度就意味着改变我们自身。更多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制度背后的利益关系。不改利益关系怎么改制度？调查研究是一个很小的侧面，把这个问题都反映出来了。
秦德君：说起来，调研是一个“悲壮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问题要根本性扭转是很难的。但是又不能弃之不管，必须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为什么它很难从根本上改善？因为它是系统问题中一个子问题，不可能独立地解决。
《决策》：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对调研很无力？没有办法去改善它？
秦德君：解决调研存在的问题，不能只从“技术方法”上找原因，要多从“思想方法”上找原因。我参与过大大小小各种调研起码有三百多次。当年为搞清闵行“四大金刚”(上海四个特大型国企)技术人员严重流失的情况，在每个厂里蹲点吃住，找一线技术人员、工人谈，一点点摸清情况。四个厂子住下来已两个多月。真正有效的调研是必须求真务实，玩不得假。今天尤其要遏制调研中的形式主义，因为很多是“无问题调研”、“亮相式调研”、“关怀式调研”、“作秀式调研”。
很多调研没很好解决问题，或者说解决问题成效不大。与其作秀式调研，还不如不调研。调研的本质是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的调研，或者说非问题取向的调研，要坚决遏制。
另一方面，一切调研都得从实际需求出发。在信息机制完整的情况下，要适当降低政府部门“调研”的频率。你看发达国家政府部门有多少“基层调研”？它情况照样很明了甚至一清二楚。还是那句话，现代信息条件下，很多信息获得不需要那种原始性的、现场一对一的方式来获得。这种调研有好的一面，也有很大局限性。同时，真正必要的调研一定要做好。要提倡“问题取向”调研，没有问题不要调研，尤其不要搞“华丽的”兴师动众的调研。既然调研了，就一定要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问题要问责，要反思这个调研为什么解决不了问题，问题在哪里，一定要有一个结论。不能是出去转了一圈，回去写个报告，就完事了。要以解决问题的效率和结果，来检验调研的实际效果。
辛鸣：所谓“调研力”，这个“力”体现在哪？就在于一个决策力和一个执行力，“调研力”就是要把这两个力结合起来。
什么叫决策力，就是认真对待调研这个环节，而不是把调研当成形式。只有认真对待调研，将调研看做是决策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前期的调研才会给力后面的决策。但在这一点上，只能靠领导干部自身来践行，没有任何其他制约的方法。在执行力方面呢？主要就是要提高调研能力，不要由于调研能力的缺失，导致调研力的降低。
调研的“力”就这两个力，这两个力虽然看似都没有抓手，但其实只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决策力在其中支撑，也就是说领导高度重视，发现问题严厉追究，那么执行力就不会差到哪儿去。
所以，调研要真正的给力，关键还是决策力这块，关键是看如何让领导干部真正把调研当回事，做到“不调查研究就不决策、不真正调查研究就不敢决策，如果不调查研究做决策了就要承担责任”。如果形成了这样的制度安排或者规范，再将社会学、人类学那些田野调查的方法借鉴过来，那么，政府的调研才会真正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