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著公民李劲松
文|本刊记者| 石 勇 发自北京
时间已经过了2011年8月中旬。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劲松，还在操心曾经说过的要起诉不公开“三公”经费中央部委的事情。
“外交部已经给我打了电话，解释由于比较复杂，要推迟公开。”从5月8日发函向各个中央部委申请公开“三公”经费以来，几个月中，李劲松一直盯着中央部委的一举一动。
时光倒退3年，李劲松绝对想不到，自己的名字会与中国的“三公”经费公开这一政治文明进程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央部委以及各个省市的政府部门不能无视、也不好用官腔来打发的一个人物。
“公民的执著行动，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敦促，其实是在呼应政府进步的要求，上面的人也希望你这样做，只是希望你在法律框架下做，不走极端而已。”对于民间和官方存在良性互动的基础，李劲松有足够的信心。
“在危机面前，每一个人都应该挺身站出来，勇敢负起责任”
李劲松之所以“站出来”，以一个公民的名义向中央部委依法申请“三公”经费公开，最重要的因素，乃是受到了一个人的触动和感召。
他就是温家宝总理。
2008年，正是金融危机袭击中国，引发普遍的社会焦虑的时候。12月27日，温家宝总理一早就来到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在对科技人员的讲话中，温家宝强调，在危机面前，每一个人都应该挺身站出来，勇敢负起责任。
这一天，李劲松正在北京家中休息，闲着无聊看电视时看到了这一幕。他突然想到了他侄子所读书的中学发生的一件事。2008年3月23日晚上，这所佛山的中学一名学生在学校附近遭遇抢劫时被歹徒杀死。就在警察第二天晚上埋伏布控的时候，都还有混混出来抢。
温总理的话让李劲松猛然想起，万一那天晚上被抢的是他的侄子，那对他的伤害和打击就太大了。而这种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够防止，不可能有专门行侠仗义的好汉在晚上守候着保护学生，只有公权力起来行动才能解决问题。而要公权力履行它的基本职责，需要每一个公民行使自己的权利来敦促。
那一刻，李劲松感觉，温家宝总理的话，就是对公民权利、公民责任的一种感召。
2010年2月27日，温家宝在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与网民在线交流。在回答问题时，他表示，政府的“三公”消费必须管得住。最根本的是两条：是公开透明；民主监督。李劲松的理解是：当一个家不容易；温总理很清楚，如果不刹住“三公”支出的车，财政收入家底就可能被掏空。
2011年3月23日，温家宝关于治理“三公”消费的历次表态，终于有了时间表。这一天，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于6月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央财政决算时，将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纳入报告内容，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2011年5月4日，在离“三公”公开的时间表上只有一两个月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又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三公”公开。此次会议的用语有点不一样，明确指出应当保持“清醒”，财政预算透明离人民群众的期望有“差距”，并且，98个中央部委，在全国人大批准后，其“三公”经费必须全部公开，而且，要细化到“项”级科目。
这一幕给李劲松的刺激很大。他明显感觉到温家宝总理是在尽力敦促中央部委，而且已经把话说透了。
在李劲松看来，其他改革做起来可能比较难，但“三公”经费公开这件事却是有可能做成的。而要做成，离不开民间的响应和共同的推动。毕竟，不可能只是期待政府自我完善，单打独斗，政府并不是一个人。
这两年高层多次强调，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李劲松认为，在“三公”经费的公开上，其实就是在创造条件，你先公开了，民众有了知情权，下一步才有可能落实监督权。
5月8日，李劲松关于“要求行政机关依法公开‘三公’消费具体开支详情”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写好，从这一天起，他陆续以电子邮件、快递的方式，分批发给各个中央部委，以及北京、上海、重庆等直辖市的政府机关。他明确表示，这件事不是想不理睬就能过的，他会一直盯着。
当时他很有信心。“中央部委和各个直辖市的政府机关，如果不想让人落下口实，或不想捅出事情来的，都会回应”。“而只要有回应，就会形成一个‘势’，会给其它不愿回应，或不愿公开的部委造成压力”。
“有了痛感就应该喊出来”
盯住政府部门的“三公”经费公开，以及其它政府信息的公开，李劲松已有多次。“做得比较顺手，比较有经验了。”他说。
去年，李劲松依法向深圳市公安局要求公开“三公”消费，“出师告捷”。当时他申请公开的内容，比如一直到2008年买了多少车，盖了多少楼等，看起来要求还挺高，但没想到深圳市公安局都一一回复了。只是，有一笔钱说涉及保密性，不能公开。
李劲松对深圳公安局的反应非常满意，“我当时是以纳税人的名义，以公民的身份，协助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监督、落实中央的规定，这样，深圳市公安局容易接受，要拒绝也很难找到理由。”
这一在全国的“三公”公开上属于首例的“成功经验”，对李劲松的启发很大。他坚定了这样的判断：在中国，根据法律和制度的规定，其实政府部门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知道的，但如果你不去说，基于他的利益和惰性，他就不会去做。在政府信息公开、“三公”经费公开这件事情上，如果没有人站出来，实际上就相当于“公开”这样的事情并不存在。
这一认知不仅来自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经验，还来自自己当年的切身感受。从1982年起，一直到1993年，李劲松在行政机关呆了12年之久。他太清楚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了。
1982年，17岁的李劲松高中毕业，那一届，他们班的同学没一个人考上大学。他没有复读，而是进了当时江西省吉安地区遂川县税务局工作，成了一名收税干部。一天晚上，有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来敲他的门，点头哈腰，说要请他吃饭。这位老大爷在街上摆摊卖东西，要和李劲松他们打交道。李劲松心里非常难受，一个人居然要来求一个和自己儿子一样年纪的人，活到这种份上，人生的意义何在。而让一个人没有尊严的，并不仅仅是权力的“合法伤害”能力，还有老百姓对政府部门权力认识的一个误区。
这一误区就是，民众总是认为政府工作人员就代表政府甚至国家。其实并不是，他们的行为如何，是受到法律限定的。一旦不履行职责，或权力滥用，民众不和他较真，他就没事，真和他较真，没人保他的时候，他就根本保不住。
李劲松认为，行政机关的那种“只听领导的”定位，培养的那种权力观，极易转变成权力私有化和对公民的侵害，而公民如果有了痛感不喊出来，而是默认它的合理性，不懂得伸张自己的权利，只能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毕竟，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反过来也如此，两者是互动的。
“用公民责任呼应政府的理性力量”
在李劲松看来，这次中央部委进行“三公”经费公开，尽管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已经开了一个好头。
而在他眼中，从治理“三公”消费来说，中央部委并不是重点，真正的“三公”消费腐败治理重点是权力金字塔的中层和底层，尤其是底层，它们太大了。但是，中央部委必须起一个示范和带头作用。如果中央部委公开了，那么无论从法理、情理上，省市和基层政府部门，就没有什么理由不公开。整个权力系统和社会也就能够形成这种具有巨大力量的共识：公开是政府的法定义务。
“要改变一样东西，总要先有人站出来坚持、坚守。如果法律人都没站出来，那就没有了，因为他们最为顺手。不要管其他人，你自己先做了，就有一点光，而且大家会看到。”
“顺手”、“责任”这类词语，往往被李劲松用来解释自己的很多行为。他不说的其实还有一个词——“理性”。
2011年1月9日，在温州钱云会案陷入僵局的时候，李劲松给温州市政府发去信息公开的申请，要温州市政府依法公开和这一案子有关的108个相关问题的信息。温州市政府很快回复，说信息由公安局掌握，政府难以提供。
对于李劲松来说，他当然不能指望这一点。但是，在权力已对事件形成封锁之际，借政府信息公开，此举启动了法律程序，使对事件的关注、追问合法化。
“我做事的时候，其实是很少主动冲在最前面的，基本上都是有一个阶段性的结果出来，我觉得是不公平的，或主流媒体已经不发出声音的时候，才主动出来。”李劲松承认，从2005年自己在北京开办了律师事务所并任主任后，他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简单来说就是从过多地强调和践行公民权利，到更多地践行公民责任。
“做了律师事务所主任之后，才发现，‘当官’还是比较辛苦。视野不同，想的和做的，就有了一点变化。不能只从下往上看问题，也应考虑从上往下看问题。”
他确立的一个原则是：只做建设性的批评。“如果我批评一件事，我一定是基本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做才对，才批评。如果我也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肯定不会批评。也就是说，如果我公开批评你一件事，那肯定是你错了，而且，正确的方案你应该知道，而且我告诉了你，你都不做。”
他一次次地感受到，民间和官方其实都有两种力量。一种是理性的，一种是极端的情绪化的，后者对于官方来说就是集权和保守，民间的则是为打倒而反对。官方的理性力量，就是依法治国，促进政治文明，民间的，则是在强调公民权利时，也强调公民责任。他相信，这两者是有重叠共识和共同利益的。
曾经和北京市公安局一位局级官员的一次深入交流，李劲松感触很大。“站在他的角度，他认为自己通情达理，给你让步，但你步步紧逼，逼得他没路走。因为你知道哪些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如果他和你讲法律程序，讲不过你，你自己又得寸进尺，不懂得约束，那就会把这个事情推到一个没办法解决的地步。这样就可能导致他撇开法律，采用强力，形成恶性循环。你本来是要履行公民权利，却变成在官民之间鼓励一种极端的力量。”
在李劲松眼中，这次以公民的名义向中央部委和几个直辖市的政府部门申请“三公”经费公开，是以公民责任，来让政府变得理性，具有政治文明，从而避免在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极端化的重要实践。
就“三公”公开来说，中央部委这一层已基本结束。原则问题得到突破，技术问题和监督问题逻辑地置于前台。而从权力架构来说，接下来，轮到各省市登场了。
“如果只是期待我李劲松一人做这件事，那么，13亿年也不会有什么进步。”这是李劲松说了不知多少次的话。他认为，只有真正到了省市这一级，对于政府是否真心继续推进政治文明，公众是否能焕发出公民责任意识呼应，这两者的结合能不能撬动中国前进的考验，那才真的来了。
因为只有在基层，才能极大地焕发出公民的监督力量，更好地维系社会的稳定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