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称渤海油田溢油实属必然
随后，国家海洋局要求康菲中国停止在两平台继续采油。康菲中国没有令行禁止，而是在官方一再催促之下才停采。
进入8月下旬，油井附近再现数个新的溢油点。
8月25日，被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相关设备抓住“现行”后，康菲中国被迫承认，C平台附近海床又发现新的油污(含油基泥浆)渗漏点，前后共16个。
8月31日下午，康菲中国公关人员称，公司已经完成“两个彻底”，并向国家海洋局提交报告，B、C平台的溢油原因已经查明，同时彻底封堵了溢油源。具体表现为，B平台的天然断层已经永久闭合，C-20井已经用水泥塞永久封堵。
国家海洋局则表示，将立即组织现场核查和专家评估审查，核查结论及下一步监管措施会尽快向康菲公司下达，并向社会公布。
海洋部门何责？
溢油事故发生一个多月才向公众公布，国家海洋局难辞其咎；且溢油规模只由康菲公司单方面宣布，海洋局至今并未认同或批驳
溢油事故发生后，国家海洋局虽未有可见实效的实质性行动，但频频对康菲公司高调喊话，要求其道歉、赔偿，并称将发起公益诉讼，其姿态显得颇为正面。
不过，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到的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国家海洋部门也应就此事向公众道歉。
部分法律界人士认为，西方国家的政府职能部门，当其分管领域出现重大安全事故时，不论有无直接责任，首先就会向公众道歉，这是一种道义责任。迄今为止，国家海洋部门没有类似举动，更未见其反思自身责任。
此次事故中，国家海洋部门只启动了三级应急响应。然而，B平台事故发于6月4日，6月19日才基本控制，在此期间的6月13日，海面上油膜单日达到158平方公里。按照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溢油应急响应级别划分，海上溢油量10吨至100吨，或溢油面积100至200平方公里，或溢油点离敏感区15公里以内，溢油尚未得到完全控制时，应当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在采访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海洋专家认为，此次事故造成很大的海面污染，重要原因是处置不及时。
他为财新《新世纪》记者分析了两组数据：一组数据是B平台溢油长达15天，海面上油膜单日达158平方公里，C平台事故历经4天，油污带长13公里、宽100到500米；另一组数据是康菲公司公布漏油共3200桶，其中溢至海面上的为700桶。这位专家据此认为，如及时处置，700桶海面溢油不致发展成上述大规模的油污带。
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原副厅长、巡视员王诗成认为，海洋溢油处置的关键，应是在第一时间用围栏围住溢油，这就可最大程度地减少污染。
他近年一直向国家海洋部门建议，要在山东长岛县设立应急处置力量，因为长岛位于渤海黄海交界处的中间位置，距离蓬莱19-3仅40海里左右，比陆地上近很多。
事实上，溢油事故发生一个多月才向公众公布，国家海洋局难辞其咎。并且，溢油规模到底有多大，是监管部门应向公众通报的核心事实。但时至今日，该局并未对康菲中国单方面的数字予以认同或批驳。
此外，国家海洋局认定事故责任方为康菲中国。
但公众以及不少业内专家普遍认为，油田控股方中海油也不应置身事外。关于中海油究竟承担何种责任，至今未有明确说法。
不仅如此，国家海洋局在此前溢油事故中的表现，更令人诟病。
2010年5月13日，中海油天津分公司渤中34-1北区块实施钻井作业的南海一号钻井平台发生溢油事故，国家海洋局未对公众披露信息，更未代表国家向中海油提出海洋生态赔偿要求。
索赔障碍
未来民间索赔可能会遇到两大麻烦：一是渔民举证难，二是地方政府出于“维稳”需要，可能干预渔民索赔，甚至为法院立案设置障碍
8月30日，接受国家海洋局委托的四家律师事务所的相关律师，拿到了国家海洋局提供的相关书面资料。律师们未来的主要职责，是为国家启动的生态索赔提供法律帮助。近期，他们将开展污染取证工作。
但有民间环境律师分析称，国家海洋局如此高调宣称打官司，或许正是为了不打官司。
一般来说，国际上很少有跨国公司与一国政府真正对簿公堂。这类事件最终会演变为政治事件及外交事件，然后会有人居中斡旋，找到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然而，用所谓政治方式处理环境事件，最大坏处是环境损害成本被掩盖。
事实上，这正是民间环境律师的担忧之处。近些年中国发生的环境事件，最终多是政府出面与受损者调解赔偿金额，最后的赔偿金额总是远比真实的损害小。
最典型的案例，是2010年大连溢油事故。当时海洋部门并未对事故责任方中石油提出生态损害赔偿主张，当地政府甚至阻止受损渔民向中石油直接索赔。接下来经由当地政府协调的赔偿金额，比养殖户的实际损失小得多。养殖户无法接受，索赔陷入僵局。
面对民间的呼声，国家海洋局8月30日罕见地表态称，除了国家海洋局，其他有关方，包括沿海16个省市政府和当地的养殖业户、渔民个人，都有权利向事故责任方索赔。不过，目前看来，未来民间索赔可能会遇到两大麻烦。
一是渔民举证难。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振宇认为，此次渤海溢油事故中，应有不少养殖户受损。
例如，出现溢油油样的辽宁绥中东戴河浴场沿岸、河北京唐港浅水湾浴场和秦皇岛昌黎黄金海岸附近，均可能有养殖户。相对康菲公司、中海油这样的跨国公司、大型央企，这些单个养殖户或渔民处于绝对弱势，他们往往没有能力确定溢油污染与养殖业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面对此种情形，为了维护弱势者的权利，法庭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举证责任不在养殖户或渔民，而在于责任方。
他进一步认为，中国相关法院还应使用西方国家法庭中经常使用的“或然因果”原则，即责任方的溢油只要有可能导致养殖户、渔民遭受损失，就应承担相应赔偿义务。
另一大障碍，可能来自当地政府。基于以往各级地方政府处置环境事件的惯性，不少民间环保人士担心，随着事态发展，地方政府出于“维稳”的需要，可能干预渔民索赔，甚至为法院立案设置障碍。
财新《新世纪》记者8月28日在河北昌黎采访养殖户时就发现，当地政府目前并不十分支持渔民的索赔行动。
在昌黎县的新开口渔港，渔民李秀亭称，从6月中旬开始，他养殖的2万笼扇贝苗出现大量死亡，捞上来的时候发现有油花。如今，李秀亭和其他养殖户最关心扇贝苗死亡的真正原因，希望挽回一些损失。
昌黎县政府部门的报告显示，今年5月下旬该县海域发生大面积赤潮，直至7月上旬才消退，8月初再次出现赤潮迹象。
而根据国家海洋局通报，昌黎县黄金海岸附近7月18日发现了来自蓬莱19-3油田的溢油，以及其他来源的油污颗粒。昌黎县海洋局局长白海波表示，石油污染对扇贝养殖的影响程度还不能确定，需要专业机构进一步验证。
有媒体报道，昌黎县养殖协会会长王有祥与其他养殖户正在收集证据和联系律师，准备适时起诉康菲中国和中海油。
但王有祥8月29日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他已经不准备起诉了。“我图个啥呢？接待律师我已经花了2000多块钱了。再说局里县里都不让上诉，副县长找我不让接。”
8月24日，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和环保组织开研讨会，邀请王有祥参加。但该县养殖协会秘书长、县水产局局长李秀彬提出，让王有祥“以个人名义去”、而且“最好别去了”。最终，王有祥没有去开会。
此前承诺为养殖户免费代理的盈科事务所律师赵京慰表示，他们不收取律师费。尽管如此，养殖户还需支付来北京的交通、住宿等花销，以及后期污染评估和起诉的费用。
值得玩味的是，昌黎县政府部门的前述报告特意提到，要“积极做好信访稳定工作”，“防止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发生”。
重估溢油风险
由于没有美国、英国大型石油公司的深海采油技术，中国把大部分采油能力部署在水深很浅的渤海。目前渤海油井密布，事故迟早要发生
康菲中国将此次渤海溢油称为意外事故，但在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前副厅长、巡视员王诗成看来，渤海油田溢油实属必然。
“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将来极可能有更严重的。”他说。
自此次溢油事故被曝出后，王诗成一直在其微博上抨击康菲中国和中海油的处置不力。现年61岁的王诗成生于渤、黄海交界处的山东长岛县的砣矶岛，此处距蓬莱19-3油田仅40余海里。他拥有数年的渤海捕鱼经历，以及40余年的海洋、渔业部门管理岗位经历。
在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到的众多海洋专家中，多数人看法与王诗成一致。
王诗成说，在2010年美国墨西哥湾的漏油事件中，无论主角英国石油公司，还是作业平台拥有方，均是国际型大公司，专业技术能力不可谓不强。并且，美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较为完善，监管也很严格。这一事故的发生，表明海上采油没有绝对的安全性，中国自然不例外。
中国的海上采油起步较晚，技术落后，但近十几年步伐很快。由于没有美国、英国大型石油公司那样的深海采油能力，中国将大部分采油能力部署在水深很浅的渤海。目前渤海已油井密布，从概率上和技术水平上讲，事故迟早要发生。
王诗成介绍说，渤海上的油气田多数由中海油与外资公司设立，作业方多数为外资公司。这些油田的具体情况，以及环境评价报告，山东省海洋渔业部门并不知情，备案更提不上。而切身利益极可能受到影响的沿岸渔民，更是一无所知。这些情形，在西方发达国家不可想像，在中国却是事实。
断裂带隐忧
渤海海底有大的地震断裂带，一旦发生大地震，是否会引发级别远高于此次漏油的海底大溢油？
日本大地震引发海啸及核电站辐射事故后，王诗成开始担心渤海的安全。他说：“我不是地震专家，但我知道渤海下面有大的地震带。现在渤海的油井这么多，一旦发生大地震，会不会引发级别远高于此次漏油的海底大溢油？”
此次溢油事故，最棘手的即是B平台附近原本呈天然闭合状态的海底地层断裂带，在采油压力之下突然裂开，因此真正溢油点难以寻找，进而难以准确封堵。
中海油一位内部人士证实，郯庐断裂带的确从蓬莱19-3下经过。资料显示，北东向的郯庐断裂带活动较为频繁，曾在1975年引起海城地震、1668年引起郯城大地震。除郯庐断裂带，渤海底部还有另外一条著名地震带，即曾引发香河大地震的北西向断裂带。
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吕悦军研究员则对财新财新《新世纪》表示，在海上钻井平台的结构设计方面，参照了陆上的建筑物标准，一般可以满足结构安全要求；但是在地下勘查方面，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标准。
上世纪90年代初，王诗成曾经上书国家相关部门，建议先期主要开发南海、东海等开阔海域的油气资源，而把内海渤海油气资源作为战略储备留给子孙。他的理由之一即是渤海生态脆弱，只有确保万无一失时才能开采。
渤海溢油事故发生后，王诗成再次呼吁，中国应放慢海上油气开发步伐，重新检视海上油气石油战略，尤其是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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