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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孙中山辛亥历程:武昌起义后向美求援被拒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30日09:59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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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 1912年 旧金山华侨游行庆祝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048 1912年 旧金山华侨游行庆祝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在广州与家人合影 孙中山在广州与家人合影

身着军装的孙中山 (摄于1911年,南京) 身着军装的孙中山 (摄于1911年,南京)

  为什么革命 孙中山

  ◎李鸿谷

  辛亥革命推翻了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革命最为显赫的成就。百年之后,新的时空之下,再来回望那段历史,价值何在呢?

  革命是否应当发生?这是一种疑问。它饱含着强烈情感性的问题取向,隐含的疑问则是:如果不发生革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否会更顺利?可是,这样的疑问,看似强悍,而深刻的悖论在于,它无法论证。机会成本,如何讨论?因而,它只可能是一种自我价值的情感投射而已。“穿越”历史,“假设”史学,属于想象,并非严肃历史研究与探讨。

  对于后世读史者,革命,无论你是否喜欢,它已经发生。历史的本质特征是不可重复性,固此,研究它为什么会发生,才是正途。

  中国近代史,无论我们持革命史观(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还是用现代化史观(洋务—戊戌—辛亥),都无法绕过“革命”。辛亥这一年,当然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年代,非有足够的襟怀,即使百年之后,我们仍难逃机械刻板的解释。

  辛亥年为起点前溯,革命的直接动力,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已经隐伏。甲午战争的失败,在相当意义上是晚清朝廷30年洋务运动的失败;倾国之力而建成的北洋海军,一战之下,灰飞烟灭。那么,未来中国,路在何方?

  这一年,上书李鸿章而未遂的孙中山,将自己的志业转向“革命”,由边缘出发,从社会底层开始尝试中国变革;同样这一年,以“变法”为号召的康有为,考试未中,没能进仕……第二年,康有为终于进入仕道,获得了从权力中央“变法”并改造中国的机会;与此对应,孙中山则在广州打响了推翻清廷的第一枪。由此开始,我们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看到了两支竞争性的力量。如果将中国如何进入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性挑战,即使晚清朝廷愚顽,又如何能置身这一进程之外?看起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清廷改变不重陆防的军事思想,仅仅只是一种技术性变革,但任何军事技术的变革往往正是一种政治性经历。为着保卫清廷的“新建陆军”,在后来的历史进程里,虽然更为隐秘,却同样是一种促成历史逆转的力量所在。

  简而言之,甲午战争的失败,既是清朝中国以“洋务”之策进入现代化轨道的一次失败,同样也蕴含了未来改变历史的动力系统的发生。百年之后,我们放下利益衡量,更公允地看,无论是孙中山边缘集团的“革命”道路,还是康有为文人集团的“立宪”选择,以及军人集团和他们的代表袁世凯的种种“修补”,实为中国人探索如何将中国导入现代社会的努力。将他们视为辛亥革命的历史动力,并无不妥。他们既是中国遭遇现代化挑战的产物,同时,也是促成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当然,三种历史动力系统之间,目标皆为将中国导入现代社会,但表象却是彼此的竞争。在孙中山先生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之际,“举国舆论,莫不目予(孙中山)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结果16年后,却是孙中山革命性的“共和”道路最终胜出。

  这是历史自身的逻辑。当一个庞大的朝廷(政府),无力将它服务的国家在全球化的生存竞争里带至新境,它的崩溃,自是必然。无论这是以“革命”还是其他名目达成。只是,当这种转变,是以革命的行动完成,那么,我们由结果回溯当年的孙中山先生的理想与卓绝的奋斗,这位“先行者”,后人当然得奉献自己足够的敬意。

  推翻清廷,建立共和,以现代化的中国进程看,它只是一个开始。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这个“革命”的开始,造就了后来的路径依赖。那么,百年之后,我们去重寻当年,其目标,当然是通过历史来理解现在。

  历史自有其逻辑。读史只是去寻找、发现并理解它。之后,将我们理解并形成共识的历史逻辑,化为这个国家当下及未来走向的资源。本刊连续的辛亥革命报道,以为价值在此。■

  孙中山在美国

  13岁那年远渡重洋去檀香山的经历,使得孙中山第一次对西方文明、西方制度和西方历史有了了解。革命爆发前的最后两年,孙中山有超过一半时间都是在美国度过的。在整个东南亚不受欢迎后,他在北美找到了一个栖身场所。在所有西方国家中,他了解最多的,正是美国。这里既是他革命之路的起点,也是他革命源源不断的动力之一。

  主笔◎李菁

  革命中心之外的孙中山

  1911年10月12日11点左右,在旅馆吃完早餐的路上,经过走廊报摊时,孙中山顺便买了一份报纸。他打开一看,上面赫然印着这样一条简讯:“武昌为革命党占领。”他紧盯着报纸仔细看了两遍,才最终确信这个消息。

  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响起时,孙中山正在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旅途中。《孙中山全集》里记述,十几天前,他在途中接到黄兴从香港打来的电报。可是,“因行李先运送至此地(丹佛),而密电码本则置于其中,故途上无由译之”。

  10月11日晚上,孙中山与随行人员黄芸苏到了丹佛,住在丹佛市布朗宫殿酒店321房间—100年后,这个房间至今还被完整地保存着,酒店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是一个套间,房号是321,后来我们特意保留下来,并改成了会议室。”在这间房间里,还悬挂着原始登记记录的复印件、孙中山的照片及“天下为公”的题词。

  当时在酒店,孙中山从行李中找出密码本翻译出黄兴的电报:“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之后,孙中山拟电:“时予在典华(丹佛),思无法可得款,随欲拟电复之,令勿动。惟时已入夜,予终日在车中体倦神疲,思虑纷乱,乃止。欲于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时,再详思审度而后复之。”可是,还没等他第二日发出这份“令勿动”的电报,革命胜利的消息已经从大洋彼岸传来。多年梦想终于变成现实,孙中山惊喜交集的心情可以想见。他马上先给黄兴发了一封电报,“申说复电迟延之由,及予以后之行踪”。

  接下来一个重要问题马上摆在面前:下一步,应该做什么?表面上看,马上回国,投入革命第一线,似乎是最合理的选择——如果他即刻动身坐船,20日左右便可抵达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可是冷静下来,孙中山决定暂留国外。在他看来,在这关键时刻,西方列强对新政权的态度极为重要,所以外交活动是“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如果在中国驻有军队的西方大国为维护从清政府手中获取的特权,帮助清廷镇压革命,则可能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反之,如果列强能支持这场革命,则胜利的把握就更大。

  以孙中山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6个国家:美、法、德、俄、日、英。其中,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是反对革命的;“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

  孙中山于是取消了原定的旅行计划,立即驰往华盛顿。途中看到报上载有“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的文字,孙中山意识到,中国革命已为世界所关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在途中格外谨慎,避免会见一切报馆访员。可是10月15日途经芝加哥,那里的华侨已迫不及待为他举行了颇具声势的“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把孙中山当做促成这场革命发生的英雄来欢迎。美国报纸上不断刊出文章,预言孙中山将当选未来共和政权的总统。会后,有十几家西方报纸想采访孙中山,但都被他避开。尽管如此,“孙逸仙”这个名字已经频频成为这段时间外电报道的重点对象。其中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孙逸仙博士的信徒设在纽约的总部,昨晚挤满了人。据称,几乎每一个出席者都会讲流利的英语。墙上悬挂着孙逸仙博士的巨幅油画肖像,还有其他穿着革命军军装的士兵和海员像。大家都在谈论革命。”

  其实,早在1911年5月21日,孙中山就到过华盛顿,希望谒见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Knox),被拒绝。当时美国标榜“严守中立”。这一次,革命已然成功,孙中山希望美国态度有所改变。10月18日,他再次写信给诺克斯:“我曾经于上次访华府时,尝试拜访你,但没有如愿。今冒昧再致信你,希望和你作一次秘密会晤。”诺克斯认为孙中山是“欲推翻现存政府的领袖,不愿与之接触”,也拒绝接见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Homer Lea)。并且,当1911年11月孙中山在伦敦谋求西方援助时,诺克斯还曾指示美国驻伦敦的金融机构,不要向孙中山提供贷款。

  失望之下,考虑一番之后,孙中山决定立即归国。1911年12月25日9点45分,“地湾夏号”邮轮缓缓靠岸。在黄兴、宋教仁和陈其美的迎接下,孙中山走下轮船。此前,很多媒体都在猜测这位常居海外的革命者带来多少资金回国——《申报》就数次报道他购买战舰、兵舰带回的消息。所以孙中山一上岸,许多记者就纷纷询问他:“您这次带了多少钱来?”孙中山回答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

  13岁少年的新大陆

  夏威夷是美国著名的度假所在地,其州府所在地火奴鲁鲁(Honolulu),因为火奴鲁鲁早期盛产檀香木而被华人习惯称为“檀香山”。檀香山国际机场候机大厅里,有一个仿照岭南园林建筑风格设计的中式花园,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公园正中央,矗立着一尊孙中山雕像。因为孙中山的关系,这一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的2006年,夏威夷市政府将中国城旁的一座公园命名为孙中山纪念公园,里面还有香港著名雕塑家朱达成创作的孙中山铜像。2011年初,夏威夷檀香山市全体市议员一致通过,今年为檀香山“孙逸仙年”。

  1879年,一位穿着长衫、头上盘着辫子、戴着红顶绸布瓜皮帽的13岁中国少年,怯生生地下了船,以好奇的眼光打量周围。这就是刚从蒙昧中国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乡村少年孙中山。

  孙中山的出洋,与其兄长孙眉关系甚大。比孙中山整整大12岁的孙眉因家境贫寒,只读了4年书便辍学做工。16岁,孙眉随同乡亲友赴檀香山做工,经过几年打拼,经营的农牧业因成效显著而受到夏威夷政府的青睐。那时,夏威夷糖业生产发展迅速,急需大批劳力,孙眉因此得到了夏威夷政府的特许状:“多招华人来檀香山大兴垦务。”1878年,孙眉回到家乡,与同乡姑娘谭氏结婚,准备招一批乡亲们前往檀香山。孙眉设立了移民事务所,与人合股接管一艘航海巨船,作为移民之用。

  孙中山也想随哥哥一起去国外闯荡,遭到父亲孙达成的坚决反对。孙达成的两个弟弟均死于海外淘金,不愿意小儿子也走上这条充满艰辛之路。

  第二年,孙眉的同事雇一条约2000吨的英国铁壳汽船“格兰诺克号”,到澳门载运中国侨民。再三恳求下,父亲终于同意。这年5月2日,13岁的孙中山随母亲,先乘帆船到澳门,再由澳门乘英轮赴檀香山。孙中山后来在给别人的一封信里提及此行对自己的影响:“13岁随往夏威仁岛(注:当时译名),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这时的夏威夷还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叫夏威夷王国(Hawaiian Kingdom)。1894年7月4日,夏威夷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Hawaii)成立,欧瓦胡岛上的火奴鲁鲁为其首府。这里处于中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最前沿,也给少年孙中山带来最初、也是最强烈的思想振荡。

  到檀香山不久,思家心切的杨夫人先返回故土,孙中山则被安排到孙眉在茂宜岛茄荷蕾(Kahului)开设的商店当店员,学习记账、珠算和当地楷奈楷人的方言。孙中山很快发现自己对呆板的买卖毫无兴趣,遂向哥哥提出上学的想法。孙眉虽然只在家乡读了4年私塾,仅粗通文义,但他对教育极重视,因而对弟弟的请求欣然应允。

  这年秋天,孙中山进入火奴鲁鲁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意奥拉尼学校(Iolani School),入校时的名字还是父母为他最初起的——“孙帝象”。创办于1862年的意奥拉尼学校是夏威夷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如今也是夏威夷最有名的私立学校。意奥拉尼学校原本的目的在于栽培原住民,特别是王室或部落酋长等贵族的子弟。由于西方人、中国人、日本人大量移入夏威夷,这所英国与美国传教士所办学校,很自然也招收部分移民者的小孩。孙中山1879年9月入学,同年有10位中国学生在该校就读。学校教师几乎全为英国人,收费也高于其他学校,每年学杂费150美元,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孙中山在这所学校读了3年,连同生活费用自然是笔不小的开支。

  孙中山入学时,课已开过了两星期,并且他完全不懂英文。细心的老师将他安排在课堂里旁听一段时间,并单独辅导他英文字母和语法知识。孙中山很快就可以读英文课本和用英文写作文了,他对数学也很感兴趣。

  3年后中学毕业时,他获得全班英语语法第二名。1882年7月27日,学校在圣安德鲁大教堂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当时夏威夷的国王卡拉卡瓦(King Kalakawa),王太后爱玛(Queen Emma)和公主莉莉奥库兰尼(Princess Liliokalani)皆出席,孙中山在典礼上接受了国王亲自颁发的奖品。这也被当地华侨视为一个极大的光荣。

  意奥拉尼是所教会学校,《圣经》是必修课,早晚两次祈祷,星期日则要去圣安德鲁教堂做礼拜。孙中山受基督教影响很大,从中领悟了许多道理,这对他日后提出平等、博爱、天下为公等思想有深刻的影响。而西学教育和当地良好的社会秩序,在少年孙中山的人生观形成中播下了民主思想的种子。

  意奥拉尼学校的读书经历,是孙中山对西方历史及西方制度的第一次体验。在意奥拉尼学校的大教学楼前,还有一座少年孙中山铜像。学校也以出了孙中山这样一位伟人为荣,校方说:“我们很愿意和学生讲孙逸仙博士的故事。”

  从意奥拉尼学校毕业后,孙中山先回到大哥的店铺帮忙。几个月后,又按捺不住继续求学的心思,经孙眉同意,1882年秋天,他再次去火奴鲁鲁,进入美国人办的欧瓦胡学院(Oahu College, Honolulu)的大学预科班。孙中山在这里读了两个学期,学校至今还保留着他当时缴纳的55美元学费的记录。

  进入欧瓦胡学院时,孙中山仍使用“孙帝象”这个名字,以至在后来很长时间内,学校并不知道孙中山是他们的杰出校友之一。“也是最近几年,我们才知道,孙帝象原来就是孙中山。”校方人员介绍说。有趣的是,出生于火奴鲁鲁的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读过的普纳荷学校(Puhahou School),前身即欧瓦胡学院。而孙中山当年读书时的两层小楼至今仍在使用。“孙中山在这里读书时,普纳荷全校只有158个学生,他所在的班级共有32人,其中有3名中国人。”孙中山的同学中,包括当时的夏威夷王子库伊奥(Kuhio)。

  普纳荷校园里有一棵酸子树,如今已长至两层楼高。果实的外壳似花生,但比花生大。剥开,里面漆黑发黏,其味酸中带丝甜意。当年孙中山就是坐在这棵树下,把酸子当零嘴吃。回国时,他将其种子带回乡,种在自家院前。如今种子已长成大树,叶密苍翠,仍守候在故居旁。

  叛逆的17岁年纪的青少年孙中山,很自然地与兄长孙眉发生冲突。在意奥拉尼读书期间,孙中山就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被基督教影响,很虔诚地参加各种教会活动,有了受洗礼入教的念头。但这遭到孙眉的强烈反对。孙中山还将孙眉挂在厅里的关帝画像扯下来,告诉农场职工,关云长只不过是三国时代的一个人物,死后怎能降福于人间,消灾治病呢?生了病应该请医生治才是。气恼的孙眉于是暗地里通报父亲,要把弟弟送回家,严加管教。1883年7月,未满17周岁的孙中山心有不甘地从欧瓦胡学院退学回国,结束了第一次海外学生生涯。

  在檀香山的4年多的西方教育,已经在这个少年心灵深处,埋下了日后为民族前途奋斗的萌芽。孙中山在夏威夷的同窗钟工宇1932年曾向《纽约太阳报》记者戴维斯介绍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在课外常用方言交谈……他告诉我,他想知道,何以英美政府和人民相处得这样好?……有一天晚上,他问我:为什么满清皇帝自命天子,而我们是天子脚下的蚂蚁?这样对吗?我当时无法作答。”

  从13岁到17岁,正是一个少年价值观与世界观形成的最关键时期。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讲演时曾这样提到这段经历:“忆吾幼年,从学私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于课暇,辄与周围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类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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