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知识分子

　　无论按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还是按中国学者李喜所的统计，留日的中国学生曲线都呈一种陡峭形状：1896年入学日本13人；1899年过百达202人，1903年超过千人，而1906年则超过万人。10年之间，增长百倍。早期的留学日本学生中，有张之洞的长孙张厚琨，为了明显地表示友好与关切，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和日本外务省说服近卫公爵，同意张厚琨进入近卫掌管的贵族学校，并作为这个十六七岁少年的监护人。同时，京师大学堂辅佐总教习吴汝纶的儿子，鼓吹改革的黄遵宪的儿子、孙子以及表弟、侄儿都进入日本学习。

　　粗略估计，1898～1911年，至少有2.5万中国学生跨越东海去到日本求学，寻求现代教育。这一数据比之“二战”之后世界性的留学潮，当然不足自耀，但回到世纪初，其意义确需重新评估。更为认真的研究者马里乌斯·詹森提出了他的判断：“(中国的留学日本运动)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移民潮……到那时为止的世界历史上，可能是最大规模的海外学生群众运动。”

　　既此，那么，我们研究现代中国之演进，岂可忽视这一历史运动？

　　留学日本，以图中国富强，这当然是力促此事者的初衷。那么，回到具体的留学生，或者说中国所形成的近代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呢？史扶邻的观察是：“在东京，学生们更感到中国所处地位的卑微，而且不愿接受这一事实。”

　　最早能够接续这一即将形成新型社会力量的，仍是梁启超。“武装斗争”以及“勤王”不是康梁之长，但鼓荡舆论，其时却难有超越梁启超者。同样以媒体从业者的角度来观察梁氏办报，他自己说得清楚明白：“著书者，规久远明全义者也，报馆者救一时明一义者也。故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新民丛报》所刊《敬告我同业诸君》)简单来看，“以极端之议论出之”，是为梁氏办报的关键理念。当时的读者评价梁启超，多用“笔端恒带情感”——这与极端之论配合，梁启超当然迅速成为“言论界骄子”。如果我们取梁氏文章的受众角度观察呢？显然，正是兴起并且快速扩张的留日学生是其重要的读者来源；而到晚清中国，1901年(辛丑年)科举程式改变，废弃八股，改用策论，应考的秀才失去了揣摩的工具，康梁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就成为他们模仿与学习的榜样了，虽然清廷禁止，但国内却依然畅销。有此两端作底，梁启超自是声名大振。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兴起，其思想根基的培植，梁启超功莫大焉，这是实情。

　　将思想史的演变，简单成思想的响应与潮流来观察，或许更能理解那个时代。甲午战争之后，“变”成为潮流，而此际，梁启超另创新面，提出“国民”概念：“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由国民概念之起，导向的是“民权”概念的兴起与深入人心。那么，再往前推导：国家与统治者(清政府)并不天然是一体。忠于国家，未必必须忠于朝廷，甚至相反。

　　“救亡”中国，必须变法，必须兴民权，这是一种递进。其影响，金冲及论述：“爱国首先要从兴民权开始。他们还把‘国民’同‘奴隶’鲜明地对立起来，作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宣传对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直至五四期间的《新青年》中还可以看到：他们处处以‘国民’自许，反对形形色色的‘奴隶’道德。”由此可观，“民权”已深植近代知识分子根基。

　　既有民权思想引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是必然。这个时候的国家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义和团运动后遗症正在爆发。俄国作为八国联军的一部分，趁义和团运动之际侵入东北，之后在谈判处理时，却又别有居心提出单独解决。俄人先是挟制毫无权力的盛京将军私订一暂时协定，将奉天置于俄军控制之下；遭到反对后，俄方反而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不仅剥夺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且涉及华北、蒙古、新疆。消息传来，列强大为震动，警告清廷权臣不可接受，而清廷李鸿章倾向接受，张之洞等则断然拒绝……朝廷摇摆不定，将决定权交给中国驻俄公使杨儒全权处理。杨儒回电称，朝廷若无明确指示，他决不会签订。这种种纠缠，是义和团善后谈判最为棘手的事情。而清廷谈判代表李鸿章，被俄方代表威逼：如不签约，重贿将不支付(中俄密约谈判时许诺而未付之贿款)。直至李鸿章辞世当天，俄方仍来逼迫。

　　之后，因为国际形势不利俄国，俄方终于允许恢复中国在东北的权利，并决定俄军于18个月内分三期撤离。但是，条约仍似一纸虚文，第一期撤兵，俄军仅将奉天辽河以西部队退集南满铁路附近；而第二期撤兵，根本不理，又于1903年4月对中国提出新的要求。后世读史者阅读近代史，每每绕不开的就是俄国谋我国土，既急且狠。令人悲愤莫名，心痛不已。

　　东京报纸迅速报道了俄国的非分要求，其中俄国公使对记者的谈话直接而明确：“今宁断然取之，归入俄国之版图。”这个消息在留日学生里引发强烈震撼，纷纷集会，要求拒俄。这当然是出自本能的情感。拒俄学生组织了一个有130名学生参加的学生军，自愿回国充当驱俄先锋。学生们还派出两位代表回国，准备游说袁世凯出兵抗俄。结果学生们大失所望。当年上海章炳麟等主持的《苏报》揭露驻日公使蔡钧致两江总督端方的电文：“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这份报纸还载有清廷密谕：“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

　　这是中国近代史里外交导内政的典型案例。清廷面对事实上基于朴素国家情感“反帝”的留学生，以“革命本义”度之，并采用“严防死守”之策，结果对学生刺激之巨，倒真使原本没有“革命本心”的留学生们逆转，由“反帝”而“反满”。

　　当年7月出版的留学生刊物《江苏》，在一篇名为《革命其可免乎》里，揭示了这种逆转：

　　闻其密札有曰：名为拒俄，其实革命，夫革命竟革命耳，何借拒俄之词为？今既拒俄，则非革命固无疑矣。而端方、而蔡钧，必欲合并而混同之，务极倾陷以为快。呜呼，我留学生何万幸而遽邀革命之名乎？夫有拒俄之诚而即蒙革命之名，吾知自今以往，世人之欲忠于满洲者惧矣。然使昌言革命而徐图拒俄之计，吾不知彼满洲者于我将奈之何？是故余乃抚然慨息，悄焉累欷，以敬告于我留学生，并以谂同胞四万万黄帝之胤曰：呜呼！革命其可免乎？

　　有民权为根基的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经此一变，国家与清朝廷概念两分，不再一体，民族主义观念迅速上升。

　　在接近10年之后，孙中山先生以革命行动来完成的“民族主义”，开始在新兴的知识分子群体里悄然形成。边缘集团的反抗，时势相助，遭遇更具社会资源与社会动员能力的知识分子集团的兴起，他们能否以及如何达成合流，遂成关键。

　　激荡与演变

　　民权与民族，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之变，仅仅只是留学海外若干学生的觉悟？当然不是。拒俄事件刚刚爆发，18岁的留日学生邹容回到上海，出版了他所撰的《革命军》。这本小书，将民权民族等种种观念与思考，直接演化为两个字：革命。开头即论：

　　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嗓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

　　金冲及评论此书：“充满着炽热的革命感情，笔调又通俗明快，犀利有力，使人读了就像触到电流一样，无法平静下来。”很迅速，此书被广泛翻印。香港、新加坡、横滨都出了《革命军》，孙中山还将它拿到美国重印出版；而黄兴在湖北把它秘密散发给学生和陆军士官生。有统计说：这本书总共出了20版，达100多万册。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回忆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革命，由此渐成潮流。再回到思想史演化的脉络，10年之间，“变”之思潮，经民权与民族主义观念启蒙，此际，终于进展到“革命”一途。

　　曾经的“启蒙者”，“尊皇”而决不将国家与清廷分离的康有为梁启超，此刻遭遇挑战。章炳麟在其《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里，以论战方式阐述了革命的意义。康有为称人民道德低下，不配革命；章炳麟则用具体历史事实来论证：“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恃革命以开之。”康有为认为革命会引发社会紊乱；章则指出：革命不只是破坏，同时也是建设，“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康有为将光绪皇帝说成尧舜以来所未有的“圣明之主”，而章炳麟对此，颇为挑衅，直斥“载湉小丑”——这实在过于戏剧性。传统中国的戒律之一，即皇帝名讳不可讲，可章氏竟直称小丑，无论顽固派、中间派还是革命派，无不震撼，传播因此广泛。也由于如此大不敬，章炳麟与邹容入狱。而这一事件更加大了章邹两人言论的传播广度。欧洲报纸不仅报道此事，还将《革命军》节录刊载。

　　这种论战，后来一直持续，而名目变得简单，“革命党”与“立宪派”之争。

　　拒俄事件另一后果，则为中国内地革命团体风起。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等在湖南建立了华兴会；吕大森、胡瑛、曹亚伯等在湖北建立了科学补习所；蔡元培、陶成章、龚宝铨等在上海成立了光复会；柏文蔚、陈独秀等在芜湖成立了岳王会；杨庶堪等在四川成立了公强会。

　　“革命”风潮下，这些革命团体创立后，其所循路径，竟一如当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后的起义——直接行动。史扶邻描述说：“他们不是把自己关于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不实用的言论变为实际的政治方案，创立一个组织去争取群众对这些口号的支持，而是遵循早期兴中会的更加冲动的榜样。他们甚至在自己所写的动人宣言墨汁未干之时，就开始制造炸弹了。”

　　离拒俄事件仅仅过去一年，黄兴在湖南成立华兴会后，即着手准备于1904年11月16日慈禧寿辰当天起义。黄兴是秀才家庭出生，据说他幼年除读古书之外，还学了乌家拳，有一手好功夫。后来在湖北武昌两湖书院读书，颇受重视；他还曾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未被当局发现；1901年被官府派去日本“考察学务”。他是因拒俄运动而被推派回湖南做“运动员”，这时他成立反满的华兴会。可惜，由于起义前，两个会党成员被捕，事情败露，黄兴逃亡日本。稍后，华兴会的会党成员马福益计划在湘西发动另一次起义，黄兴和刘揆一又返回大陆。结果，起义军在长江厘卡同卡弁相遇，引发枪战，马福益被捕；黄兴再次逃亡日本。按薛君度所著《黄兴》里记录，为着起义，黄兴与刘揆一借了5万元以应付开支，起义未成，而这一债务却使他们破产了。

　　显然，充满激情的留日学生革命团体，比如黄兴，迅速发现激烈的革命行动，意欲达成结果，并不容易。如果与早期广州起义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当年孙中山起义，有华侨的钱(虽然不多)与会党的力两者集合，即便如此，成功却总是无望。而后来的革命者，其实连这两者资源都不充分。革命，空有热情，无可成事。

　　回望那个历史当口，后世读史者可以想象的是，分散而资源严重匮乏的各个革命团体，集合资源，由分散而集中，或是未来必须做的选择，也是各个革命者的向往所在。

　　孙中山的日本追随者宫崎滔天，在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颇为“烦闷而懊丧”，于是安静地回到日本写了一本自传《三十三年落花梦》，记录自己的浪人生涯。这是一本奇特而传奇的书，它于1902年在东京出版。这本书对早期孙中山革命生涯有较为具体的描述，这一切并不为中国人所知，而且，他以极其肯定的语气判定：孙中山是中国未来的杰出领袖。这个判断出自“有骑士气概的日本冒险家”之口，那些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很难不表示出钦佩。一年后，章炳麟在上海出版了《孙逸仙》的节译本，迅速销畅；稍后，又有全译本在上海出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正是拒俄运动、留日学生民族主义勃发之际。那个过去在他们视野之外的，也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英雄，终于浮出水面。

　　同持民族主义的边缘集团与近代知识分子集团，有了融合的可能。

　　一年后，亦即黄兴计划起义时间的慈禧寿辰。清廷为了庆祝寿辰而大赦了造反者，但有3个人被排除在外，其中就有孙中山。清廷此举，不啻为孙中山提供了“著名革命者”的一种证明。孙中山终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让他的中国同胞尤其是知识分子集团知道了他的名字。清廷另外排除在外的两个人，分别是康有为与梁启超。

　　1905年，游历各国而重新回到日本的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等见面；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分散的革命力量终于集结。这样，中国有了一个初步具有现代政党一切特征的党——一个等级制的结构、一个纲领、一个宣传机构和一个行动计划。尤其有了一个公认的领袖：孙中山。在同盟会会刊《民报》的发刊词上，孙中山将他的全部革命主张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并且强调“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孙中山颇有信心地写道：只要实行这三大主义，就可以“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使中国臻于独立富强之境。

　　这一年，在中国国土上的日俄战争结束，君主立宪国家日本战胜强大的俄国，清廷于是采“立宪”制度，康有为与梁启超多年的呼吁鼓荡，终于结出正果。很遗憾，只是他们仍为通缉犯，被排除在外，未被体制吸纳。

　　未来中国，两条道路，革命与立宪继续竞争。

　　另一种历史潜流

　　在《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里，史扶邻记录：“同盟会一成立，孙中山便在横滨印刷了200万票面1000港元的债券。他还在英国和法国印刷可望欧洲人认购的其他债券，但没有见到有人认购的记载。”很显然，资金一直是革命最为急需也最为缺乏的资源。

　　1903年9月底，正当孙中山的名字开始被传播声誉渐起之际，他向朋友借了200元的盘缠，离开横滨去往夏威夷。他的这次第二次环球之旅，一则为了收复被保皇会康梁夺走的夏威夷“阵地”，再就是寻找革命的资金。在夏威夷，面对被保皇会争取过去的信众，以及他们所拥护的“君方立宪”，孙中山言辞直接、铿锵。“痛骂汉人之无资格，不当享有民权。夫满洲以东北一游牧之野番贱种，亦可享有皇帝之权，吾汉人以四千年文明之种族，则民权尚不能享，此又何说？……可见彼辈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已彰明较著矣。由此观之，革命保皇二字，决分两途……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孙中山的问题很有力：假如汉人没有资格成为共和国的公民，那么满人又为何有资格当皇帝？收复失地，不成问题。资金方面，虽然他也迅速还了在日本的朋友借给他的200元盘缠，但进展有限。

　　之后，孙中山去旧金山，在致公堂大佬黄三德陪同下，开始全美旅行，寻找革命成员以及资金，但当他们跑了洛杉矶、新奥尔良、芝加哥、亚特兰大……几十个城市后，一无所获，两手空空地到了纽约。这时已是1904年的冬天，黄兴的起义业已失败。在纽约，他接到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的邀请。这个时候，孙中山未必知道，他已经成为留学生们寻找的英雄了。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朱和中回忆说：“我辈至今群龙无首……正可乘机觅孙逸仙。”

　　边缘集团与新兴知识分子集团，打开了融合的通道。1904年12月，孙中山赴伦敦。

　　很显然，孙中山征服了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之前，他们更信任读书人出身的康有为与梁启超，而康梁将孙描述为目不识丁。结果，留学生们发现，“这是一个有才华的人。穿着跟欧洲人一样，而且对西方最新的政治潮流是熟悉的”。但是，学生们与孙中山的聚谈进入深度沟通时，虽然对他在理论上的阐述明显地感到满意，但却未必同意他的策略。

　　这是一场超长时间的争执，史扶邻记录：朱和中坚持认为革命不能撇开知识分子(意思是学生)。他指出，策反新军(它的许多军官都是归国留学生)为革命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他的朋友吴禄贞成功的鼓动是一个足以说明问题的例证。但是孙中山坚持认为，有功名的人和军官搞不成革命。他为会党辩护，认为应当优先考虑他们，并把他们作为革命的骨干。朱和中以1900年唐才常汉口密谋的失败教训为例进行反驳。他和其他支持这个密谋的人们(包括梁启超在内)一样，认为哥老会在政治上完全不可靠，他们的兴趣仅仅在于抢劫。他还提醒孙中山，过去所以失败就在于缺乏知识分子的支持。在争论了“三日三夜”后，孙才决定给予学生和会党以同等的地位。孙中山最后接受了学生们的意见，凡为留学生中全心全意献身于革命者，均可做领导人。

　　新军，更为隐秘的一种力量，此刻才被同持民族主义的孙中山与留学生们共同意识到其价值。但是，似乎他们仍只被当做如会党一样，可以借用的革命力量而已。

　　所谓历史动力，换言为历史条件，亦无不妥。但是，长期以来，以纯粹的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这一狭窄路口进入，由结果寻前因，甚至有“武昌首义”不过事发偶然之结论，因为它很难导入同盟会直接领导的名目之下。如果忽略新军这一历史动力，那么我们将无可理解袁世凯之篡权以及后来北洋军阀之混乱时期，他们当然是“革命”的动力与遗产；而同时，也正因为有后来的军阀混战，这一历史动力更难认定。新军价值由此沉为历史之潜流而未为人知，历史也由此失真。

　　有意思的是，如果回到历史现场去寻找辛亥何以革命，其三种历史动力：起源于边缘集团的孙中山，发迹于权力中央的康有为及其文人集团，主导者为政府的新军(及其领导人袁世凯)——所谓军人集团，皆为回应甲午战争失败，寻找现代化中国出路的选择。动力既已隐伏，历史只需等待它们各自成型、演变以及最终的时势安排。后起的知识分子集团，当他们介入其间，社会动员则告开始。

　　甲午战争前30年，重海防而轻陆防，结果北洋海军一败涂地，于是有了赶练新军之议。1895年，中央政府控制的胡燏棻练“定武军”，复将以能战知名的聂士成部改为“武毅军”，均驻天津附近。同年，张之洞创“自强军”及陆师学堂于江苏，次年立“护军营”及武备学堂于湖北。稍后，袁世凯上书论兵，于是获得督练定武军之职，名为“新建陆军”，戊戌政变后，袁的这支军队人数增至1万人。而日俄战争，再次促使新军扩张。面对在中国国土上进行战争的两个国家，清廷被迫采取预防措施，以保证东北边疆的安全，部分北洋军移师长城以外，将袁世凯常备军第一镇(师)开拔到山海关附近的永平府。与此同时，清廷下令立即增设实力与编制相仿的两个镇。辛亥前夕，全国一共有14镇(不包括禁卫军)组建完毕，实际战斗兵力大约达19万人。

　　“军事教育和军事技术的剧烈变革往往是一场政治性的经历。”这已为政治学的基本共识，经常我们会以此来分析诸如中东国家剧变的军人集团作用，那么，为什么不可能以此来分析当年中国的革命？很显然，受过专门训练的新建陆军，将与正在形成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集团一样，更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衰弱。他们会像知识分子集团一样做出反应吗？

　　回到中国的历史现场。那个年代，当兵未必值得夸耀，为吸引有出息的年轻人进入新军，清廷规定：新兵经过去3个月的见习，将被豁免30亩土地的地赋银。无地赋银可免者，则准予享受通常赏赐给有功名书生的免税权。而且，他们的家属还得到相应的保护，以免受到地方官与土匪无赖的骚扰。军人的家眷一旦卷进诉讼案件，将由代理人在公堂上为他们申辩。当然，当军人退伍或被开除，这些特权也将失效。而且，新军的俸饷也很丰厚。标统月给俸饷500两……正兵月饷4两5钱，副兵月饷4两2钱。若与清朝传统的荣誉军队比较，便可见其不菲，八旗马甲月饷3两，步甲月饷1两5钱；绿营马兵月饷2两，步兵月饷1两5钱。

　　经现代化训练的新军，作为一种集团，在晚清不多的岁月里，迅速崛起。

　　对这一集团，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1910年发出的报道描述：在近代中国可以觉察到的最大变化，或许是以往受到轻视的军事职业现在得到了尊敬……军人现在要求得到跟他权威地位相称的待遇。军官乘火车坐头等铺位，士兵不再愿意像牲口般地挤在无盖的货车里，他们现在要求坐进客车车厢。莫里循甚至断言：“文官与武官的相对官秩已经颠倒过来，现在武官的地位已经优于文官。”

　　但是，也正在莫里循发出报道的差不多时刻，美国来华的传教士W.J。卡尔奥在给国务卿的一份急件中概括了当时的局势：在难以获取陆军“士气”及军纪状况可靠情报时，有一点是不会令人感到意外的，即有朝一日土耳其的革命模式在这里重复的话，真正的革命将由中国下级官佐发动。

　　果然，卡尔奥言中。而且时间仅过一年。

　　辛亥到来

　　军队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集团，它不那么容易被外界认识，而这一集团自身的种种变化，又被当事人视为当然而内部消化。只是，在华的外国人，更敏感更希望知道点什么。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寄回国内的文件里最早记录了这一事实：“1907年，杭州许多军校生和教习割辫，但当地驻军的官兵还没割辫；在安徽，少数几个军人割去发辫，其他军人将发辫盘在帽子里，听任其他部位的头发生长，因此当他们戴上军帽时，看起来好像辫子已被割掉了。广州的陆军小学堂中有25%的学生割去了辫子。未曾听说过军校生和士兵因割弃辫子而受到严惩的事例，这表明军事当局同情割辫运动。”中国报纸也有注意这一事实的，《民立报》1911年1月3日报道说：黎元洪非但宽恕剪辫行为，而且还为某些士兵断然剪去辫子而感到高兴。

　　清朝中国人留辫，是民族臣服关系里至关紧要的象征所在。相比于清人入关后最初百年里的严厉控制，这个时刻，情势已经逆转。较早研究辛亥革命里的军人集团的澳大利亚历史学者冯兆基，在其所著《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里论述：“在中国人看来，割去辫子的真正意义远远比这种行为本身来得重要。”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先后组织各地起义，但仍未有成功。1908年，方向转向运动新军。

　　回到首义之地湖北。1910年2月以来，整个长江下游地区雨水巨多，漫延至中游，这年武汉的水位“实际上已超出人们记忆”。之后，米价由每担5000文，一月之间涨到8000文。这个时候却传出武昌政府将削减新军费用的消息，果然，各级军官俸银减少40%。当年由吕大森、胡瑛、曹亚伯等在湖北建立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此刻，已演化成完全是新军系统内部的革命组织“文学社”，由蒋翊武领导。另一由孙武领导革命团体“共进会”，开始尝试并完成与“文学社”的联合。准备，已经就绪。历史条件，业已具备。

　　辛亥，1911年，终于到来。

　　1919年7月，孙中山指定胡汉民创办一份杂志。胡汉民原欲将其命名为《改造》，结果未获孙中山同意。他说：“建设为革命之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杂志遂定名为《建设》。革命是为了建设，知易却行难。

　　广州起义90年后，1985年，学者陈德仁与安井三吉研究当年孙中山逃亡行程，检索孙中山登陆日本时的所有报纸，并没有发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的报道。这次起义只有《神户又新日报》报道，但称当事人为“广州暴徒”。那么，据此以观，中国“革命”一词，源自于此，未必准确——翻检日文报纸，“革命”与孙中山名字相连的，在1898年，宫崎滔天翻译并连载孙中山的《伦敦蒙难记》，其题即为：《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当然，“革命”一词虽然未必源出神户，但这是孙中山先生一生的写照与志业，却是无疑。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他的遗言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革命。继续革命。成为革命者必须继承的遗志。■(所需资料得到实习记者张冉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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