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1月，英国莱姆豪斯的中国革命俱乐部年轻人收到革命消息时的水彩画

孙中山之子孙科在父亲的画像前

孙中山

辛亥革命：革命军

　　辛亥之后，孙中山在南京与上海

　　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取道欧洲回上海，6天后，他从这里出发去往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共和之制，由此肇始。仅仅92天后，孙中山卸职临时大总统，又回到了上海。在这里，他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隐居生活，完成了最重要的思想遗产《建国方略》。如果说南京是孙中山的政治顶峰，那么，上海就是他的革命港湾。

　　记者◎魏一平

　　孙博士回来了

　　上海淮海中路是1900年法租界越界修筑的一条道路，最初叫西江路，后来又以法租界公董局总董宝昌之名，改称“宝昌路”。在淮海中路650弄，两座老式居民楼的夹道后面，一座3层高的花园洋房正在整修，深灰色嵌暗红色的外墙，每层都有8个拱门式阳台，背面墙上还有一幅宫廷画似的砖雕，气派非凡。工程虽然持续了一年多，但却少有工人知道这座建筑的来历，只有住在附近几十年的居民才了解，这里就是当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从海外回国的行馆。

　　1911年12月25日，圣诞节，孙中山乘坐的“地湾夏号”轮船抵达上海吴淞口码头。16点20分，他与同行的胡汉民等人乘汽车来到这里，当时的门牌号还是宝昌路408号。此后直到1912年1月1日起程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此居住了6天。虽然短暂，但却异常忙碌，为即将建立的新政府做准备。

　　只是，在抵达这里前，“孙博士去了哪里”，成为中外记者都迷惑不解的问题。

　　武昌起义事发突然，当时身在上海的革命党人毫无准备，设在爱文义路伍廷芳家的总部，整日人声嘈杂。伍廷芳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后来做过驻美公使，已经公开表示支持共和。只是，他当时整天闷闷不乐，背着手在起居室里大踏步走来走去。来自澳大利亚的新闻记者威廉·亨利·端纳，每天早晨都会到他家，协助处理对各国的交涉事务。伍廷芳曾对他说：“孙逸仙这位老兄究竟在哪里？他说他发动了这场革命，如果是，那么他在哪里？”他要求秘书每天发电报，直至找到孙中山并获得回音为止。

　　起义成功了，找谁来做领导人？恐怕这是辛亥革命最为怪诞之处。身在武汉的黎元洪被战士们从床底下强拉出来，硬安上了湖北都督的名号；从上海匆匆赶来的武将黄兴，就任战时总司令，却在一月激战后，以汉阳失守而返沪。身在上海的端纳也发觉，虽然各省宣布独立的报告纷纷传至上海，声称他们推翻了当地清廷政权，但对于如何成立新政府，却并无任何建设性意见。

　　“不管是黄兴还是黎元洪，选谁当总统，对方都不服，孙中山是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选择。”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向本刊记者分析，“加之，黄兴的极力邀请，孙中山当选也就顺理成章了。”

　　只是，孙中山当时选择了去访问英法。他去了纽约、华盛顿，又坐船到伦敦和巴黎。他解释说：“目前革命形势的成败关键不在于军事方面，而在于政治，尤其是外交方面。”在伦敦时，孙中山收到了来自广州的电报，“要求他担任新共和国的总统”。《泰晤士报》也对在上海召开的各省革命领袖会议做了报道，里面提到新政权将定都南京，并选孙中山为总统。但是，孙中山打电报给上海的《民立报》，说他闻知黎元洪将被选为总统而感到高兴，又说，闻黎有推袁(世凯)之意，“合宜亦善”。

　　1911年12月中旬，唐绍仪受袁世凯之命到上海议和，与伍廷芳谈判的那天下午，伍廷芳慎重地向各位宣布，有家报纸报道“孙逸仙在赴上海的途中，已与一些美国将军抵达新加坡”。屋子里开始猜测纷纭，这些美国将军是来干吗的？他们为何要与孙中山一起来？

　　12月21日，孙中山抵达香港，胡汉民、廖仲恺等迎接，并劝说孙中山留在广州，因为北方形势复杂。结果，孙中山反劝服了胡汉民，与其一起回上海。抵达上海时，按照端纳后来的回忆，当时无人知晓，所以没人在场欢迎。可是，据一位与孙中山同行的中国人张大椿回忆，船抵吴淞口，是沪军都督陈其美派了一艘小火轮前去迎接，船上还挂了代表新政权的五色旗。

　　宝昌路408号行馆原来是法国人屠榭的产业，抵达这里的第二天，孙中山就召集同盟会骨干召开会议，讨论选举和组织政府问题，并最终确定了总统制而非内阁制，推举孙中山和黄兴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候选人。第二天，又开会讨论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2月29日16点，同盟会本部在外滩汇中饭店，即今天的和平饭店南楼召开了欢迎孙中山大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传来了南京选举的结果，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7省代表中，他得了16票，还有一票投给了黄兴。

　　端纳回忆，当时他去行馆拜访，说起伍廷芳着急找他，才得知原来孙中山早就收到了伍廷芳发自上海的密码电报，但自己的密码本却落在了得克萨斯州，只好赶去取回才破译了内容。他迅即回了电报，奇怪的是，伍廷芳未得到回音，后来方知原来是伍廷芳的秘书私藏了起来。“部分革命党人并不希望孙中山发号施令。”端纳总结。

　　共和肇始

　　1912年1月1日上午10时，孙中山从上海起程，前往南京。辛亥革命前，虽然孙中山早已声名远扬，但他的行踪却并非完全公开和自由。为保障安全，有时还不得不乔装出行。可现在不同了，此次赴任，声势浩大。他搭乘汽车到上海北站，沪军都督陈其美、民政长李平书已在寒风中等候多时。孙中山的随行人员有专程赶赴上海迎接的17省代表汤尔和、王宠惠、宋耀如等，一时间云集万人。

　　据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副研究馆员王志鲜向本刊记者介绍，现在位于天目东路的上海北站，于1908年沪宁铁路通车时建成，是上海第一座火车站。孙中山一行抵达时，上海各军队已先期集结，擎枪排列。孙中山先与欢送者代表合影，然后登车，担任列车警卫的是沪军敢死队45名队员，由郭汉章任队长。11时，列车启动，鸣炮示庆，响彻上海上空。

　　现在的上海北站，已经成为上海铁道博物馆，西侧不远就是上海站。王志鲜告诉本刊记者，当年日军轰炸上海，北站遭袭，四层楼房只剩下一层，因此，在很多老上海人记忆里，北站就是一座平房车站。反倒是1987年“退役”后，又恢复了最初模样。那张放大的黑背景照片格外显眼，孙中山身穿黑色呢子大衣，戴平顶军帽，神情肃穆，两侧是持枪敬礼的战士，欢送人群紧紧簇拥在身后。

　　从上海到南京，1908年通车的沪宁铁路，由英国人修建，全长311公里，从上海北站到南京下关站，沿途共设37个车站。当时的火车行进速度只有30多公里，京沪线正常运行需10小时，即便孙中山的专列沿途不停，到达南京下关也已经是傍晚。

　　位于长江南岸的下关火车站，现在已更名南京西站，按当时统一规格“一等站屋”设计。就职专列抵达，军乐队奏起乐曲，长江江面上的军舰与江边狮子山炮台均鸣放礼炮21响，江浙联军部队各营举枪致敬。孙中山一行换乘南京城内的小火车，沿街军警密布，店铺悬挂彩旗，群众夹道欢迎。在两江总督署东箭道车站下车后，又坐上一辆蓝色丝绸绣花马车，从东门进入两江总督署，也就是现在的总统府。

　　在南京，位于长江路上的总统府旧址已经成为游客必去的标志性景点，即便工作日也是熙熙攘攘。总统府展览研究部部长刘刚向本刊记者介绍，人们记忆里的总统府，印象深刻的是那幅解放军部队插上五星红旗的照片，却少有人知道，现在大门上的“总统府”三个大字，是1948年蒋介石当选总统后才换上去的，当时的大门也并非如此。

　　总统府建筑群可追溯到明初，朱元璋统一全国后，在明朝宫殿西侧辟出一块幽静之地建汉王府。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当时称天京)后，在此兴建天王府，后来曾国藩攻破天京，放火焚毁，清廷拨款重修两江总督署。现在的总统府，是端方在任两江总督时开始修建的。孙中山抵达那天，南京天气阴冷，不时飘着阵阵细雨，大门前广场上华灯高照，各省代表和将领等候多时。孙中山从容地走下马车，一手持帽，微笑着和大家握手寒暄。针对当时有报道说他从海外带回了30万元巨款，孙中山则说：“文此次回国，身上是不名一文，文带回的是革命精神。”话音未落，顿时掌声四起。

　　从大门进入，往前走没多远就是总统府大礼堂。当晚22点钟，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就在这里举行，各省代表、将领及各国领事等200多人参加。军乐奏过，山西代表景耀月向与会者报告了大总统的选举经过，然后高呼：“请大总统宣誓就职。”孙中山在大家注目下，缓缓走向前，用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大声朗读誓词：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

　　紧接着，致颂词、欢迎词，授大总统印，致答谢词，一系列程序完成后，孙中山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五项施政方针。位于南京北极个、狮子山的炮台鸣炮21响，下关江面的军舰拉响汽笛。在这个南京城的不眠之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制的国家政权诞生了。

　　“南京临时政权的价值，长期以来被历史学家低估了，虽然它的寿命很短，只有短短的3个月，但那毕竟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权。”张宪文教授向本刊记者分析道，“这个政权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选举，制定了第一部宪法，第一次提出了人民公仆的概念，第一次有了国家领土和民族团结的观念等等一系列的开创性工作，真正奠定了共和的意识。”

　　南京情结

　　孙中山在总统府的办公室叫西花厅，有别于其他中式建筑，有典型的西式风格，是当年端方出洋归来后仿建的西洋建筑，坐北朝南七开间，现在仍按当年的摆设陈列。从1912年1月1日到4月1日正式卸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的92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在这里，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剪发辫、废缠足、改服饰、改称呼、废跪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了保护私人财产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更重要的是，他主持了两项最重要的工作——筹款和议和。

　　在美国史学家韦慕庭分析看来，筹款一直是贯穿孙中山革命生涯的一个基本任务，无论对象是早期的华侨还是后期的外国政府。当时临时政府财政极其拮据，各地战事未断，军费开支浩大。当时的秘书长胡汉民后来在自传里记述，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急电中央索饷，孙中山朱笔一批，拨款20万元，可当胡汉民手持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才发现国库内只有10枚银元了。当年跟随孙中山一起回国的荷马李将军要回国，孙中山想发点薪金给他，可连100块钱都拿不出。

　　在巩固新政权的同时，孙中山一直没有间断与袁世凯及清廷的接触。据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部主任郭必强向本刊记者介绍，其实，孙中山在得知自己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就曾发电报给北京袁世凯，表示“暂时承乏，虚位以待”。谁能使清王朝逊位，谁就能取得共和国领袖的地位，这在当时已是各方共识。从郭必强他们偶然发现的一批电报来看，孙中山在南京就职的第二天，即发电报给外交部，让他们每日都要报告与北京方面议和的进展情况。

　　军权在握的实力派袁世凯，是民国政府和清廷都想极力拉拢的对象。后来，皇帝退位，眼看袁世凯就要上位，孙中山急忙提出三个条件，其中之一便是迁都南京。虽然此前从未到过南京，但孙中山却有深厚的南京情结。1910年，孙中山在与伍平一的谈话中强调了南京建都的意向：“金陵可以建都之外，尚有扬州大舰可以进入，民国首都，以交通为主，因无防于民之反侧，然终以金陵为历史上声威所系，将来宜于齐齐哈尔、蒙古等地置重兵(以固国防)。”民国政府刚刚成立的1912年1月6日，孙中山在南京与《大陆报》记者谈话时则表示：“南京将作为永远之都城。”

　　在张宪文教授看来，这种选择也是一种各方妥协的结果。武汉与上海各不相让，北京又是代表清廷旧势力的地方，反倒是南京，既满足交通、安全等需求，又因为是第三地而少了各方争执。只是，深谙中国政治规则的袁世凯怎么会放弃北京，为此甚至还发生了亦真亦假的兵变。后来孙中山自己也意识到这些，他在1914年4月18日致邓泽如的信中反思说，当时所任的临时大总统职位，只不过是一个木偶傀儡。

　　原南京史志办副主任赵建中曾专门研究过孙中山在南京的活动。他告诉本刊记者，南京期间，孙中山曾登上城内最高点狮子山，观察长江两岸的防御形势；曾到过三牌楼的广东会馆参加同乡宴请；也曾在夫子庙的文德桥上即兴发表革命演说。但是，绝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总统府内料理政务。从西花厅办公室走出来，跨过太平湖上一座小石桥，不远处一座灰砖青瓦的中式结构二层小楼，就是他的起居室，门前一副对联是孙中山亲自所作——“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当。”虽然贵为大总统，但经历了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孙中山仍保持着极其简朴的生活习惯。不久，他的原配夫人卢慕珍也来到这里，亲自照料起居，每天的菜金不过4角。刘刚向本刊记者讲述了一个历史细节。有一次唐绍仪来访，孙中山留其吃饭，特意让人去买了一只卤水鸡，唐拿过来三两口便吃光了，孙只得说：“慢待了，没什么好菜了。”唐绍仪感慨：“我在家每天菜金10元，一只肥烧鸡，我一人一顿就吃完了，想不到总统府里只是这样待客。”

　　赵建中说，从史料记载看，孙中山从1912年4月3日离开南京后，并未在有生之年回来过。南京城的中山色彩，反倒是由于他的去世而更加明显起来的。孙中山在弥留之际曾吩咐要葬于紫金山。相传是因为，当年在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一天孙中山与胡汉民去钟山打猎，发现了这块风景秀丽的风水宝地。可紫金山在哪里？当时并没有几个人能说得上来，因为，大家只知南京有个明孝陵所在的钟山，后来，汪精卫还专门请历史学家写了篇《紫金山考》，送到各家报馆发表，这事才算最终定下来。

　　1928年，为了准备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大典，当时的南京特别政府专门在下关江边修建了新码头，并新修了一条直接到达孙中山陵园的大道。其中，自下关码头到鼓楼，是西北东南走向的中山北路，鼓楼至新街口一段为南北走向的中山路，再从新街口到陵园，是东西走向的中山东路。当年这条迎灵大道，现在仍旧是南京城市结构中的主干道，沿途繁茂的法国梧桐，构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1929年5月28日上午，运送孙中山灵柩的专列抵达南京浦口车站，当时还没有横跨长江的大桥，只能在浦口码头转乘轮船过江，在对岸下关码头登陆，直接沿中山北路运至现在位于湖南路10号(当时称丁家桥16号)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为期3天的公祭。而今，中山大道沿线的地名也多与孙中山有关，中山门、逸仙桥，南京城内还随处可见中山先生的印记。浦口车站虽然已经停用，但站前的拱形连廊还是典型的民国建筑风格，从浦口开往下关的轮渡，每20分钟一班，票价2元，每天都有很多人骑着摩托车、自行车登船往来两岸。船行江上，不远处的南京长江大桥如巨龙锁江，天晴时候，狮子山顶的阅江楼清晰可见。

　　革命港湾

　　卸任临时大总统，离开南京的孙中山，选择返回上海。他从这里出发，寻访武汉、南昌等地，北上北京，与袁世凯进行了13次会晤。自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以来，新闻记者端纳就承担起他的外交顾问角色。他很快发现，一生都在投身革命的孙中山，对于一个新政权的建设充满了理想化色彩。在他看来，袁世凯别出心裁设立“全国铁路督办”一职，聘请孙中山出任，月薪3万元，只是为了利用已经引退的他的影响力。可孙中山并不以为然，愉快并认真地接受了这一空头职务，并很快乘坐以前慈禧的专用花车，开始了全国铁路考察之旅。

　　一天早晨，端纳被早早叫到孙中山所在的花车车厢，只见孙中山已经坐在一幅中国大地图前工作，上面画满了密密麻麻的黑线条，把各个城市连起来。孙中山兴奋地告诉端纳：“我计划10年内修建20万里铁路。”一连几天，这位缔造了民国的革命领袖都沉浸在热血沸腾的梦想中。车到丰台站，孙中山要接受中外记者访问，并向大家介绍他的铁路救国思想，这让端纳很是紧张了一番。他提醒孙中山：“博士，绕过西藏那条铁路修不了，铁路经过的一些山隘高达1.5万英尺。”

　　“有的是路。”孙中山皱起眉头。

　　“没有路，博士。那是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直插云霄，陡峭不平，连强健的牦牛也爬不上去。”

　　“有路的地方就能修铁路。”孙中山态度温和，但却不可撼动。

　　结果，后来记者来到车厢，只是孙中山的地图却不见了。这时，一位秘书走过来俯身与孙中山交头接耳了一番，孙中山对记者们宣布：“很对不起，司机收到报告说土匪要来劫车，他说，必须马上把火车开走。”就这样，记者们纷纷离去。几小时后，孙中山的地图又奇迹般地回来了。很显然，防范孙中山过度理想化，已经成为端纳的职责之一。

　　从政治巅峰上走下来后，孙中山在上海开始筹划铁路救国。后来赴日本考察实业，惊闻宋教仁被刺，于1913年3月24日返回上海，仍住宝昌路行馆。在这里，他策划发动了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可惜很快失败，只能再次流亡日本。

　　时隔3年，1916年5月1日，孙中山再次返沪。所不同的是，这次，紧接着抵沪的还有新婚妻子宋庆龄。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是孙中山早年的革命伙伴，至今在上海的东余杭路还有一栋普通的两层楼房，就是当年宋耀如在上海建的第一座房子。从南京卸任后，孙中山在上海就寄宿在宝昌路491号宋耀如家，直到二次革命失败这段时间，只是当时并未对外明确公布。这次返沪，由于袁世凯的追捕行动并未撤销，两人秘密入住法租界环龙路63号寓所，直到袁世凯死后3个月，才对外公布了孙宅的地址。

　　这栋深灰色的二层小楼房，位于现在的南昌路59号，王志鲜前些年找到这座建筑的时候，已经被住户改装得几乎不能辨认。对面就是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所，一来孙中山可就近领导革命工作，二来也可保障安全。在这里，孙中山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完成了《民权初步》(又名《会议通则》)的创作，并开始着手用英文撰写《实业计划》。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孙中山与唐绍仪、廖仲恺等人紧急磋商，于7月8日乘军舰离沪赴粤，成立护法军政府，开始护法运动，环龙路寓所的使命由此结束。遗憾的是，1999年，这栋房子被拆除，在原址上建起了科学会堂大楼。

　　1918年6月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重新回到上海，在法租界的大马路码头登岸，随后与迎接他的汪精卫等人一同乘车驶抵莫里爱路29号，也就是现在位于香山路7号的孙中山故居。铺满深灰色鹅卵石的外墙面，在梧桐树的掩映下，呈现一种英国乡村式的风格。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研究室主任李丽告诉本刊记者，当年的莫里爱路，是取自法国作家莫里哀的名字，这栋房子是四位加拿大华侨集资买下赠与孙中山的。一生奔波革命的孙中山，终于在他52岁的时候，拥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故居的一楼是餐厅和会客室，二楼则是书房和起居室，加起来也不过400平方米。美国友人林百克先生对这栋房子详加描述一番后，认定它是“一个最安适而不华贵的住宅”，适合于孙中山与宋庆龄简朴的生活。楼前的小花园，是他与夫人经常打槌球的地方，一位经常造访的朋友描写道：在打槌球的时候，孙博士总是用力挥动木槌，在他获得了第一个机会时，就把球送到离孙夫人很远的地方去。每当此时，而且预测到最坏的遭遇，孙夫人总是站立在边线地方转向我们，突然大笑大嚷：“看住那个布尔什维克！”

　　在这里，孙中山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他开始尝试着从激烈的革命斗争中走出来，反思一生的革命经历，总结自己的革命思想。从1918年6月到1920年11月这段时间，孙中山在上海几乎过着一种退隐般的生活，主要精力转向了写作，完成了一生最重要的思想遗产《建国方略》(包括《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也是在这里，他会见了苏联代表越飞和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开始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

　　宝昌路上的行馆和宋宅、环龙路63号居所，莫里爱路的家，都位于当时的法租界内。据考证，从1894年上书李鸿章途经上海算起，孙中山一生共27次来过上海，这可能是他到访次数最多的一个城市。在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熊月之看来，因为上海是当时的全国舆论中心、革命策划基地，交通便捷，利于对外联络，舒适的环境切合了孙中山多年的欧美生活，而且安全比较有保障。不止一次，孙中山告诉友人，自己家门口就有两个法租界巡警在巡视保护。从1912到1924年，辛亥革命后这段日子，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和两次护法战争，每遇挫败，上海就成为他的革命港湾。现在这片区域，已经成为洋房密布的老城区，粗壮的法国梧桐遮蔽了整个街区的道路。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部队推翻曹锟军政府，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19日，从香港北上途经上海的孙中山，在莫里爱路的家里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此次北上的目的，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回家。翌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参考书目：《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孙中山上海史迹寻踪》、《我在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身边的日子》、《袁氏当国》、《国比天大：宋庆龄》、《总统府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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