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  以革命安身立命

　　本刊编辑部

　　1891年，康有为借邱氏书室开万木草堂；1917年，孙中山征广东士敏土(水泥)厂建大元帅府；1926年，毛泽东在番禺学宫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如今万木草堂和农讲所的旧址都在一条路上——中山四路。

　　孙中山，一个以革命安身立命的人，连接起了两段历史。

　　他尝试进入政府，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他对好友陈少白说，“我们革命有两条路，一是中央革命，二是地方革命。相比地方革命，实行中央革命事半功倍。”1894年他上书李鸿章失败，之后开始了长达30年的“地方革命”。

　　他尝试和改良派合作。康有为始终不肯跟他见面，甚至说，孙某如欲订交，要先递上门生帖拜师。在日本他曾和梁启超把臂言欢、抵足而谈；梁去檀香山他还给哥哥写了介绍信。兴中会海外的人力和财源，后来却被康梁的保皇会截夺。

　　他尝试联合会党，鼓动华侨。据说，惠州起义最初的参加者，三分之一是基督徒，三分之二是三合会员。1900年以前，他的革命基础，在国外是华侨，在国内是会党，一个出钱，一个出力。他自己的表述则是：“海外同志捐钱，国内同志捐命。”

　　他尝试和外国人合作。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他曾向法国人提议：如果他们能通过越南为广西起义者运送军械，他将在那里建立革命政府，向广东挺进，进而威胁湖南、福建，迫使这些省份参加或承认一个华南联邦共和国；他也曾和香港总督卜力谋划说服当时的两广总督李鸿章，推动两广独立。

　　陈少白说，“孙先生在那时候(第一次逃亡日本)革命思想很厉害，碰到一个人就要说这些话，就是和一个买卖的人也会说到革命。”谢缵泰说，“孙念念不忘革命，而且有时全神贯注，以致一言一行都显得奇奇怪怪！他早晚会发疯的。”

　　请看，中山樵、高野长雄、陈文、陈载之、中山二郎、吴仲、高达生、杜嘉诺、艾斯高野、阿罗哈……这一长串化名，都是革命的遗产。

　　这是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前。

　　按照他自己的计算，他失败了10次。国民对于他的印象，则从乱臣贼子，更新为革命元首。

　　有学者曾计算，他先后在14个国家和地区旅行、活动和生活过。即使不算漫漫旅途上消耗的时光，也有31年在异国他乡度过——其中，亚洲21年零10个月(香港8年零9个月，澳门5个月，日本7年零10个月，南洋3年零10个月)，美洲9年零1个月(檀香山7年，美国大陆近两年，加拿大3个月)，欧洲1年零8个月(英、法、德、比等国)。只算流亡的时间，超过18年(包括民国后)。

　　算上“革命言论之时代”，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致力革命凡四十年”；而他在民国建立后虽四度执政，却总共只有四年多，而且多数时候只能算是南方的“盟主”，有时甚至掌控广东一省都危机四伏。

　　他当了3个月临时大总统，为和平创立民国让位给袁世凯；他当了9个月海陆军大元帅，被实力派军阀排挤出局；他当了14个月非常大总统，被自己下属的下属围攻总统府；最后，他又当了25个月大元帅，却在争取国家统一、独立的旅途上，溘然长逝。

　　他留下了三民主义的思想资源：民族主义，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免诸权。民权运动之方式，规定于宪法，以五权分立为原则，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民生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他也留下了当年看来不切实际，如今却已经或者正在成为现实的《建国大纲》。1913年，他立下了为中国建设10万公里铁路的雄心壮志；2010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9.1万公里，居世界第二。

　　他已认定——“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予之提倡共和革命于中国也，幸已达破坏之成功，而建设事业虽未就绪，然希望日佳，予敢信终必能达完全之目的也。”

　　可惜他壮志未酬。

　　他曾提醒国人，不要惑于“知易行难”的旧说，“中国事向来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则误于以知为易、以行为难也”，“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之事大有可为矣。”

　　如今，我们称他为革命的先行者。

　　1929年4月27日，孙中山去世4年之后，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傅孟真(傅斯年)说，“孙中山……比我们陈旧得多了。但他在安身立命处却完全没有中国传统的坏习气，完全是一个新人物。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中山肯‘干’，而我们都只会批评人‘干’。此中山之不可及处。”

　　胡适在后面加了一句：孟真此论甚中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本刊记者  施雨华

　　孙逸仙君与袁慰亭君

　　就任临时大总统当天，孙中山致电袁世凯，称他“北京袁总理”。此前革命军和袁世凯曾有密约：若劝动清室退位，即举袁为大总统。因此他对孙中山就任很不高兴，回电称他“孙逸仙君”，表示“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孙中山再复电，就称他“袁慰亭君”了。

　　1911年10月11日晚，孙中山来到美国丹佛市。十几天前，他在路上收到黄兴从香港发来的电报，因事先托运了行李，密电码本不在身边，这时才有机会译出电文：“居正由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他本想回电说，现在没法弄到钱，先不要动。因为旅途劳顿、思虑纷乱，决定先睡一觉，第二天再说。

　　第二天11点，他去旅馆餐厅吃饭，从报上看到一条消息：武昌已为革命党占领！

　　如果立刻动身，二十多天后他就能回到中国参战。他首先想到的却是阻断外国对清政府的借款。密会美国国务卿的请求石沉大海之后，他又去了英国和法国。

　　兜了一大圈，12月25日，孙中山终于来到上海。第二天为他接风时，黄兴等人在席间密商推他为总统，分头去向(起义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各省代表示意。计议已定，先在《民立报》“唤起舆论”。晚上同盟会重要干部在孙中山寓所开会。孙主张采总统制，宋教仁主张用内阁制，黄兴劝他也不听。两人吵得面红耳赤，差一点不欢而散。

　　12月29日，《民立报》刊登“转孙中山先生鉴”：“今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行选举临时大总统典礼，先生当选，乞即日移驾来宁，组织临时政府……”

　　当天，孙中山向袁世凯致电：“北京袁总理鉴：文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两天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争取袁世凯的同时，孙中山并没有忘记备战，他开始了紧张的筹款。

　　1月8日，他批准发行军需公债1万万元，但发行后只售出七百多万。

　　1月26日，他致电广东，表示“合议难恃，战端将开，胜负之机，操于借款”，想以抵押广东铁路的办法借外债，未果。同日签订《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草约》：“公司股本中日各半”，“由公司借政府500万元应付现金若干，其余作为政府向三井购买军装(英文本作“购买武器军火”)之需”。《借款合同要点》声明，中华民国若对外国出让矿山、铁路、电力等权利，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让予三井(签署合同之日方公司)。

　　2月12日，清帝退位。

　　次日，孙中山辞职，向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但他提出3项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解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治章程。

　　临时约法3月8日才通过，11日公布。为了防止袁世凯背叛共和，变孙中山曾主张的总统制为内阁制，把大总统弱化为不负实际责任的国家元首。

　　14日，南京参议院意外通过了迁都北京的决议。孙中山和黄兴怒不可遏，限令次日中午12点前必须改正过来。

　　15日，孙中山率各部及将校赴明孝陵——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的合葬墓——行祭告典礼，并致电袁世凯告知当选消息。

　　借着2月底发生的北京兵变，3月袁世凯还是留在北京就了职。4月1日孙中山解职。

　　此后袁世凯屡屡请孙中山、黄兴北上。8月24日，孙中山入京。他在北京那3周，和袁世凯晤谈了13次，有时谈到夜里两点后。看起来两人颇有相见恨晚之意。孙中山对人说：“袁总统才大，予极盼其为总统十年，必可练兵百万，其时予所办之铁路二十万里亦成，收入每年有八万万，庶可与各国相见。”

　　孙中山抵京第3天那次盛宴是个例外。第二道菜刚送上来，西南角上就有人开始吵嚷，大致是说“共和是北洋之功”，骂同盟会是“暴徒乱闹”。随后东南角开始响应，说“孙中山一点力量也没有，全是大话，是孙大炮、大骗子”。东西两排北洋军官都站起来呼喝乱骂。孙中山从容如常，坐在他旁边的秘书宋霭龄也不理会。军官们闹了半小时，行动似乎很有序。袁世凯和段祺瑞始终没有制止他们。

　　9月，袁世凯授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每月由交通部拨3万元作为经费，公司用人权政府不干涉。此后孙中山开始周游全国考察，为10年修建20万里铁路筹划(2010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9.1万公里，居世界第二)。

　　1913年2月，孙中山赴日考察。3月20日宋教仁被刺时他还在日本。5天后，他回到上海，和黄兴、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商量如何应对刺宋案。

　　当时黄兴认为，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至大局糜烂。孙中山10年后回忆当时情景，“于是一般同志问我有何办法。我谓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

　　一个月后，袁世凯未经国会通过与五国银行团订立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同属于国民党的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湖南都督谭延闿都通电反对政府违法借款。6月，柏、李、胡相继被袁世凯免职。

　　7月12日，奉孙中山之命，李烈钧在湖口起兵讨袁。3天后，黄兴在南京誓师。据说他曾让章士钊游说湖北都督黎元洪和浙江都督朱瑞，两人都没有响应。黄兴也很犹豫，从上海去南京找人商量。会还没有开完，南京的大街小巷已经贴满了讨袁独立宣言。加上当时有传言说他被袁世凯300万元收买，黄兴已没有退路。

　　随后安徽、上海、广东、福建、重庆等地先后独立又先后取消独立。到9月12日，“二次革命”历两个月而止。

　　10月15日，北京政府通缉孙中山、黄兴等人。此时孙中山逃亡日本已有两个月。1895年广州起事后缉拿他的悬赏是1000元，现在他的头值10万了。

　　孙先生采急进说

　　“民党……所抱持之主义，生死以之，求其目的之必达。前者虽仆，后者复继。……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支那不能以一日安。”

　　日本政府原本不想接纳这位流亡者，因为其日本友人的努力，终于让他留了下来，惟“严加监视，不准其以我领土为据点策谋邻国动乱”。

　　1913年8月底，孙中山和黄兴见了一面，把他大骂了一通，此后两人创痕日深。那段时间，他们共同的友人宫崎寅藏(当年孙和黄结识就是他牵的线)忙坏了，时常要往来两者之间做调解。

　　后来他给哥哥宫崎民藏写信说：

　　“孙先生采急进说，黄先生取隐忍论。……孙先生的态度有这种味道：‘其他的中国人都不行，只有我一个人行，我是中国的救星，服从我者请来。’连对始终奋斗到底、最后亡命的李烈钧，他也是如此，所以引起李的反感。……黄兴批评他说：‘孙先生是疯子。’”

　　“当然，孙、黄之间，并没有敌意。”

　　“……张继叹息说：‘孙先生的人格理想我很敬佩，但我想不能实行，老实说，我没有盲从他的勇气。’他又说：‘黄先生重实践，说干就干。不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干。’”

　　“而日本方面，无论当局或民间的同情者，都认为即时要从事第三次革命是胡来。”

　　孙中山一直想说服日本政府援助自己的革命事业，理由是中国的盛衰，直接关系到日本的浮沉。他曾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解释日本为什么是他首选的合作者：

　　顾革命军以自力而无助，则其收功之迟速难易，或非可预期。以言破坏之际，得世界一强国为助，则战祸不致延长，内免巨大之牺牲，对外亦无种种之困难。日本与支那(指中国)地势接近，利害密切，革命之求助以日本为先者，势也。以言建设之际，则内政之修善，军队之训练，教育之振兴，实业之启发，均〔非〕有资于先进国人材之辅助不可。而日本以同种同文之国，而又有革命时期之关系，则专恃以为助，又势也。

　　中国的回报，“则开放全国市场，以惠日本工商”。此外他还吁请日本帮助中国修正不平等条约。

　　孙中山开始筹组中华革命党。他认为国民党失败只因组织不纯，所以这次“择人不求其多，只求矢志实行”。

　　入党誓言为：

　　立誓人(姓名)为救中国危亡，拯民生困苦，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目的，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死生。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籍贯姓名)(指印)(日期)(中华革命党党部印)

　　为此，黄兴等人和他争论日烈。争论最多的，一是入党誓约规定“附从孙先生”，一是署名下须盖指模。

　　1914年5月29日，孙中山给黄兴写信，希望他禁止部下对外人宣称“中国军界俱是听黄先生之令，从无听孙文之令者。孙文所率者，不过一班无知少年及无饭食之亡命者耳”。他认为二次革命失败全因不听他号令。

　　所以，“今后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

　　6月30日，黄兴赴美。7月8日，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召开，孙中山就任总理。20天后，“一战”爆发。不久，日本援引英日同盟对德宣战，开始进攻青岛。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北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想要令中国沦为其事实上的保护国。北京政府努力抵制，暗中向外界泄露内容。在美英等国施压下，日本被迫撤销最险恶的第5号要求。5月25日，两国签署了《中日民四条约》

　　(并非 “二十一条”)，包括《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以及13件换文。

　　当年12月，袁世凯称帝。月底，唐继尧、蔡锷等人宣布云南独立，开启了护国运动，南方各省纷纷响应。

　　得知消息后孙中山致电各地革命党部署起义。日本也开始行动了：1916年2月20日到4月27日，以久原矿业株式会社社长久原房之助的名义借给孙中山至少5笔、共140万日元借款。革命党在广东和山东牵制了袁世凯的兵力。

　　5月1日，他本人也来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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