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容共”换“联俄”
以“容共”换“联俄”
1922年8月，李大钊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并与孙中山会晤，加入国民党。稍后他给胡适写了封信，告知后者“中山抵沪后，态度极冷静，愿结束护法主张，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县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洛阳(吴佩孚)对此可表示一致，中山命议员即日返京……”
如果真能照这样进行，孙中山和吴佩孚的矛盾、武力统一和联省自治的对立都将烟消云散。
1922年8月之前，共产国际和苏俄对中国的割据力量，倾向于支持其中两支，即北方的吴佩孚和南方的陈炯明。对孙中山陈炯明之争，见解虽因人而异，总体上却有利于后者。陈独秀还应陈炯明之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并在广州成立了中共广东支部。
四五月间，陈独秀前往惠州，劝陈炯明加入共产党，陈炯明却只主张各取所需。陈独秀说，干革命不能只靠军队，广大工人群众可以承担很大的任务。陈炯明说，现阶段只宜做劳工教育运动，最不好是拿劳工做政治本钱。这恶风气一开了头，往后将不可收拾。
另一方面，“六一六事变”前，马林、达林等人和孙中山有过接触，主要提出3个建议：接受苏俄援助，并与苏俄结盟；改变单纯的武力统一路线，对民众做宣传、组织工作；联合中共。孙中山表示有联俄的意向，留待以后再谈；对动员民众有兴趣，但仍以军事路线为主；中共党员个人可以加入国民党，但必须服从其领导。
“六一六事变”后，孙中山已经失去军队，短时间内没有武力可言；至于国共合作，他也同意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允许其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他默认了苏俄对中东铁路等利益要求，还同意考虑和吴佩孚结盟。
8月底，国共结成了联合战线。
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宣布建国主张；同日发表党纲，宣布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建国纲领。次日党纲和党章在上海的国民党改进大会上通过。12日，共产国际通过决议，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是国民党”，“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稍晚，越飞应孙中山之邀抵达上海。两人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包含以下四点：
一、孙中山认为共产组织、苏维埃制度，事实上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为中国没有可以使之成功的情况。越飞同意，并认为中国最紧要的问题是民国的统一和独立，俄国愿援助其实现；二、越飞向孙中山重申，俄国准备并且愿意抛弃帝政时代的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三、孙中山承认中东铁路的管理，目前只能维持现状。这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四、越飞宣称：俄国无意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中山因此认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以免发生北京政府无力防止的白俄反赤俄阴谋和抵抗行为。
两个月后，莫斯科决定援助孙中山100万美元。
就在越飞抵沪前两天，在拥护孙中山的滇桂军的进攻下，陈炯明通电宣告解职，离开广州。一个月后，孙中山回到广州，随后组织了一个大本营，自任大元帅。
10月6日，鲍罗廷带着苏联外交全权代表加拉罕的信，在两位军官陪同下抵达广州。信上写着：鲍罗廷同志的到来，将使事业得到更迅速的推进。
鲍罗廷和列宁等苏联领导人有着密切关系，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活动家。一到广州，他就发现孙中山健康状况不佳，而且被手下的大小军阀所困扰，因此力劝孙专注于扩大政治力量。孙中山决定再次改组国民党，鲍罗廷成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一个指导者。
11月底，孙中山向国民党员演说，说明改组国民党的原因。
最后他问道：“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
第二年年初，国民党“一大”开幕，孙中山主持并致开幕词，说，“我从前见得中国太纷乱，民智太幼稚，国民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所以便主张‘以党治国’。但到今天想想，我觉得这句话还是太早。此刻的国家还是大乱，社会还是退步，所以现在革命党的责任还是要先建国，尚未到治国。……我们必要另做一番工夫，把国家再造一次。”所以，“此次……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
对于“联俄”和“容共”的政策，一部分老国民党人一直是心存疑虑的。当5月31日加拉罕代表苏联，和北京政府正式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相互承认对方为合法政府时，这种疑虑就更显得合理了。同时，上海的国民党老党员积极搜集对中共不利的证据，在7月份提交了弹劾共产党案，他们强调：和李大钊在“一大”所说的“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加入的”不同，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其实保持了独立的、严密的党团形式。一时间，联名提交检控信和弹劾案的国民党人就有两千多名。
孙中山虽然对苏联及中共承认北京政府相当不满，对“容共”政策推行后极大促进了国民党组织发展的事实却是看在眼里的，而且他始终不相信人数有限的共产党会掀起波澜。不过他还是决定在8月前后开会讨论弹劾案，应对党内的异见分子。
8月19日，关于弹劾共产党案的讨论正式开始。孙中山说，他读了所有检控信和弹劾书后，发现根本问题在于反对共产党员的人根本不了解本党的主义，根本反对联俄容共的政策。当老国民党员张继表示异议时，孙中山勃然大怒道：如果我们连党都统一不起来，还谈什么统一国家！“党员应绝对服从自己的领袖和他的领导”，如果国民党员都只服从对自己有利的指示，“那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
无人再敢争辩。
革命主义与革命方法
殊不知革命主义为一事，革命进行方法又为一事。革命主义，革命政府始终尽力以求贯彻；革命进行方法，则革命政府不惮因应环境以求适宜。
孙中山的情绪可能是受了两件事的影响：一是“商团事件”，二是苏联援助的军火正在运往广州的路上。
为了维持庞大的军政开支，广东政府征收苛捐杂税甚繁，加上滇桂军留驻广州时常扰民。广州商团和市民对此很有积怨，又担心因广东“赤化”导致财产损失，因此组织武装自保。结果走私的军火被政府扣押后送到黄埔军校，他们就以罢市相胁。
9月初江浙战争爆发，随后就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孙中山决定督师北伐。在9月9日写给蒋介石的信中他谈到了离开广州的理由：
从根本办法，以练一党军而负革命之责任，此志正与兄同。惟广东一地，现陷于可致吾人于死之因有三：其一，即英国之压迫。此次罢市风潮，倘再多延一日，必有冲突之事发生，而英舰所注意者，必大本营、“永丰”、黄埔三处，数十分钟便可粉碎，吾人对彼绝无抵抗之力。此次虽幸免，而此后随时可以再行发生，此不得不避死就生一也。其二，即东江敌人(陈炯明军)之反攻……其三，则客军贪横，造出种种罪孽，亦必死之因。有此三死因，则此地不能一刻再居，所以宜速舍去一切，另谋生路。
现在之生路，即以北伐为最善。……以战场为学校，必有好果也。……
次日，孙中山在《告广东民众书》中说：
……文率诸军四周冲击，虽所向摧破莫能为患，然转输供亿，苦我广东父老昆弟至矣。军事既殷，军需自繁，罗掘多方，犹不能给，于是病民之诸捐杂税，繁然并起，其结果人民生活受其牵制，物价日腾，生事日艰。夫革命为全国人民之责任，而广东人民所负担为独多，此已足致广东人民之不平矣。而间有骄兵悍将，不修军纪，为暴于民，贪官污吏，托名筹饷，因缘为利。驯至人民之生命、自由、财产无所保障，交通为之断绝，廛市为之凋败。此尤足令广东人民叹息痛恨，而革命政府所由徨彷夙夜，莫知所措者也。广东人民身受痛苦，对于革命政府渐形失望，而在商民为尤然。
随后他对“革命主义”和“革命进行方法”作了区分：
……殊不知革命主义为一事，革命进行方法又为一事。革命主义，革命政府始终尽力以求贯彻；革命进行方法，则革命政府不惮因应环境以求适宜。广东今日此等现状，乃革命进行方法未善，有以使然，于革命主义无与。若以现状之未善，而谤及于主义之本身，以反对革命政府之存在，则革命政府为拥护其主义计，不得不谋压此等反对企图，而使之消灭。……
10月9日，孙中山致函蒋介石，要他“舍去黄埔一孤岛，将所有枪弹并学生一齐速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
蒋介石没听他的，决定“死守孤岛”，理由是不可放弃广州根据地，只能用新到的俄国军火武装“一旅之众”渡此难关。
孙中山搞革命几十年，一直没有自己的革命军。他深知只靠旁人的军队拥戴是不行的。1923年夏天他派蒋介石去苏联，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考察红军。回国之后，蒋介石受命筹备国民党的陆军军官学校，以黄埔原海军学校为校址。1924年5月学校开学，孙中山作演讲说，此前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革命不能完全成功。今天开始，革命事业就要以学生们做根本，成立革命军。
10月14日晚，蒋介石商同尚可调遣的军队，加上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开始行动。次日，商团被包围缴械。事件至此结束，革命政府死里逃生，黄埔学生军完成了他们的“实习”。之后黄埔军校便用扣押的军火成立了一个教导团。当时滇军还想分取枪械，蒋介石强硬地说，“你们如果有本事，就来打黄埔，否则你们不要讲话。”
北方局势也发生了戏剧性转变。因冯玉祥倒戈，直奉战争打了一个多月就以直系军阀大败告终。随后张作霖、冯玉祥邀段祺瑞、孙中山赴京商谈成立新政府事宜。
孙中山接受了。
革命家的弥留
他向宋庆龄表示，死后愿参照朋友列宁的办法，以防腐材料保存遗体，放入棺内，安置在南京紫金山麓——当年临时政府成立地，以示不忘辛亥革命。
11月12日，孙中山度过了他的58岁生日。第二天，他偕宋庆龄和一大批随行人员登上“永丰号”，离开了广州——在此之前他见了上个月派去日本的密使——后者可能坚定了他中途赴日的决心。船抵上海，他停留了5天，会见各界代表，谈得最多的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
22日，他再度启程。段祺瑞于同日进京。孙中山等一行人又绕道日本并停留了一周——尽管受到民众的欢迎，日本政府和老友犬养毅却对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不热心，没和他会面。等他折回天津，段祺瑞的执政府已经成立，于12月2日由国务会议通过“善后会议条例”。12月9日，各国公使以尊重条约、不随意变更为条件，承认了临时政府。
到天津后，孙中山和张作霖会面，张直率地说，“我是一个捧人的，可以捧他人，即可以捧你老。但我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我不辞流血。”后来他告诉汪精卫，“我以前以为孙先生是一个什么难说话的人，今日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温厚君子。只是北京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大概因为孙先生联俄。你可否请孙先生抛弃他联俄的主张？我张作霖身上包管叫各国公使都和孙先生要好的。”
段祺瑞也派人来访。孙中山得知临时政府已答应尊重条约后极度愤怒：“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这时他已重症在身了。从神户去天津的十余日船程，因未带厨子，他用的是日本饮食，营养不够，气色已经不太好了。到天津后天气更冷，他一向不耐寒，身体更差，因感冒风寒触动肝病。12月底，决定前往北京医治，住在北京饭店。请了六七个医生，仍然没有起色。他遵从医嘱，不见客、不谈话，却仍然不得不思考应付时局的办法。
因为病情加重，第二年1月26日他进了协和医院，入院3小时后就做了手术。医生告知，肝癌已到晚期，根治无望。但他自信体力、勇气足以克服不治之症。2月18日又自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改用中医，同样毫无效用。
蒋介石、胡汉民、廖仲恺此时还在广州，那里的局势仍不稳定，随行国民党要员有汪精卫、孙科、张继等11人。进协和医院那天，孙中山指示在京设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并指定了委员。委员会首次会议，就决定请他立下遗嘱。
2月24日，孙中山病势危重。医院告知家属、随行国民党要员：“诸位有什么话要向孙先生请示，现在恐怕已经到时候了。”于是公推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四人来到孙中山床前。
孙中山从似睡非睡中清醒过来，“你们有什么话，不妨直说。”汪精卫很委婉地说：“我们固然知道先生有力量以抗病魔，只是想请先生趁着精神比较好，留下些许教训来，让我们10年20年后，仍然可以受用。”孙中山沉默良久，说：“我有什么话说呢！如果我能痊愈，要说的很多；如果不幸死了，由你们随便去做吧。还有什么好说的！”
如此反复数次后汪精卫说，“我们现在已经预备了一份稿，读给先生听。先生如果赞成，就请签个字，当作先生说的话。如果不赞成，也请另外说几句，我可代为笔记。”孙中山同意了，于是汪精卫取出一张纸(国事遗嘱)低声读道：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点头，“好呀！我很赞成！”
宋子文请示，“先生对党务已经有了训诲，对家属可不可以照这个样子，也说几句话呢？”孙中山同意了。汪精卫又拿出第二张纸(家事遗嘱)，读道：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中山又点头，“好呀！我也赞成！”
汪精卫本想请他马上签字，孙中山听到宋庆龄在门外哭，说，“你且暂时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命的。”
3月11日午后孙中山向周围人说：“现在要分别你们了。”嘱咐汪精卫：“拿前几日预备的两张字来，到签名的时候了。”
于是由宋庆龄扶起他的手腕用钢笔签了名。签完国事、家事遗嘱后，又用英文在秘书陈友仁和鲍罗廷商量后拟的《致苏俄遗书》上签了名。
下午孙中山又和宋庆龄谈话，表示死后愿参照朋友列宁的办法，以防腐材料保存遗体，放入棺内，安置在南京紫金山麓——当年临时政府成立地，以示不忘辛亥革命。
3月12日上午9时半，孙中山病逝。关于他弥留之际说过些什么有很多种记录。有人称，他低声连续叫蒋介石的名字；有人记得他反复说“和平”“奋斗”“救中国”；还有人说他要恢复青年时代的信仰，指示一位左派追随者“不要打扰基督教徒”；鲍罗廷则向莫斯科报告孙中山重申，“只要俄国人继续帮助……”
似乎所有人都从他极度模糊的言语里听到了自己想听的话。
3月19日，家人为孙中山举行了家庭式的基督教葬礼。连襟孔祥熙致悼词时强调孙中山对基督教义之虔诚，一如他对革命事业。接着国民党为他安排了盛大的公祭。环绕灵车的人中有追随他的国民党员，也有崇拜他的青年学生。引人注目的是，俄国大使馆人员也在内层，包括大使加拉罕。
以后——1940年4月，国民政府将通令全国尊他为“中华民国国父”；共产党则将把他定义为“革命的先行者”。
(参考：《孙中山全集》；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韦慕庭《孙中山 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桑兵《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白吉尔《孙逸仙》；林百克《孙逸仙传记》；李敖《孙中山研究》；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冯自由《革命逸史》；张国淦《北洋述闻》；李泽厚《告别革命》。感谢香港三联书店赐阅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丁新豹《香江有幸埋忠骨》、杨天石《终结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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