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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容共”换“联俄”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30日14:25  南方人物周刊

以“容共”换“联俄”

  1922年8月,李大钊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并与孙中山会晤,加入国民党。稍后他给胡适写了封信,告知后者“中山抵沪后,态度极冷静,愿结束护法主张,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县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洛阳(吴佩孚)对此可表示一致,中山命议员即日返京……”

  如果真能照这样进行,孙中山和吴佩孚的矛盾、武力统一和联省自治的对立都将烟消云散。

  1922年8月之前,共产国际和苏俄对中国的割据力量,倾向于支持其中两支,即北方的吴佩孚和南方的陈炯明。对孙中山陈炯明之争,见解虽因人而异,总体上却有利于后者。陈独秀还应陈炯明之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并在广州成立了中共广东支部。

  四五月间,陈独秀前往惠州,劝陈炯明加入共产党,陈炯明却只主张各取所需。陈独秀说,干革命不能只靠军队,广大工人群众可以承担很大的任务。陈炯明说,现阶段只宜做劳工教育运动,最不好是拿劳工做政治本钱。这恶风气一开了头,往后将不可收拾。

  另一方面,“六一六事变”前,马林、达林等人和孙中山有过接触,主要提出3个建议:接受苏俄援助,并与苏俄结盟;改变单纯的武力统一路线,对民众做宣传、组织工作;联合中共。孙中山表示有联俄的意向,留待以后再谈;对动员民众有兴趣,但仍以军事路线为主;中共党员个人可以加入国民党,但必须服从其领导。

  “六一六事变”后,孙中山已经失去军队,短时间内没有武力可言;至于国共合作,他也同意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允许其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他默认了苏俄对中东铁路等利益要求,还同意考虑和吴佩孚结盟。

  8月底,国共结成了联合战线。

  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宣布建国主张;同日发表党纲,宣布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建国纲领。次日党纲和党章在上海的国民党改进大会上通过。12日,共产国际通过决议,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是国民党”,“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稍晚,越飞应孙中山之邀抵达上海。两人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包含以下四点:

  一、孙中山认为共产组织、苏维埃制度,事实上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为中国没有可以使之成功的情况。越飞同意,并认为中国最紧要的问题是民国的统一和独立,俄国愿援助其实现;二、越飞向孙中山重申,俄国准备并且愿意抛弃帝政时代的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三、孙中山承认中东铁路的管理,目前只能维持现状。这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四、越飞宣称:俄国无意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中山因此认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以免发生北京政府无力防止的白俄反赤俄阴谋和抵抗行为。

  两个月后,莫斯科决定援助孙中山100万美元。

  就在越飞抵沪前两天,在拥护孙中山的滇桂军的进攻下,陈炯明通电宣告解职,离开广州。一个月后,孙中山回到广州,随后组织了一个大本营,自任大元帅。

  10月6日,鲍罗廷带着苏联外交全权代表加拉罕的信,在两位军官陪同下抵达广州。信上写着:鲍罗廷同志的到来,将使事业得到更迅速的推进。

  鲍罗廷和列宁等苏联领导人有着密切关系,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活动家。一到广州,他就发现孙中山健康状况不佳,而且被手下的大小军阀所困扰,因此力劝孙专注于扩大政治力量。孙中山决定再次改组国民党,鲍罗廷成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一个指导者。

  11月底,孙中山向国民党员演说,说明改组国民党的原因。

  最后他问道:“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

  第二年年初,国民党“一大”开幕,孙中山主持并致开幕词,说,“我从前见得中国太纷乱,民智太幼稚,国民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所以便主张‘以党治国’。但到今天想想,我觉得这句话还是太早。此刻的国家还是大乱,社会还是退步,所以现在革命党的责任还是要先建国,尚未到治国。……我们必要另做一番工夫,把国家再造一次。”所以,“此次……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

  对于“联俄”和“容共”的政策,一部分老国民党人一直是心存疑虑的。当5月31日加拉罕代表苏联,和北京政府正式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相互承认对方为合法政府时,这种疑虑就更显得合理了。同时,上海的国民党老党员积极搜集对中共不利的证据,在7月份提交了弹劾共产党案,他们强调:和李大钊在“一大”所说的“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加入的”不同,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其实保持了独立的、严密的党团形式。一时间,联名提交检控信和弹劾案的国民党人就有两千多名。

  孙中山虽然对苏联及中共承认北京政府相当不满,对“容共”政策推行后极大促进了国民党组织发展的事实却是看在眼里的,而且他始终不相信人数有限的共产党会掀起波澜。不过他还是决定在8月前后开会讨论弹劾案,应对党内的异见分子。

  8月19日,关于弹劾共产党案的讨论正式开始。孙中山说,他读了所有检控信和弹劾书后,发现根本问题在于反对共产党员的人根本不了解本党的主义,根本反对联俄容共的政策。当老国民党员张继表示异议时,孙中山勃然大怒道:如果我们连党都统一不起来,还谈什么统一国家!“党员应绝对服从自己的领袖和他的领导”,如果国民党员都只服从对自己有利的指示,“那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

  无人再敢争辩。

  革命主义与革命方法

  殊不知革命主义为一事,革命进行方法又为一事。革命主义,革命政府始终尽力以求贯彻;革命进行方法,则革命政府不惮因应环境以求适宜。

  孙中山的情绪可能是受了两件事的影响:一是“商团事件”,二是苏联援助的军火正在运往广州的路上。

  为了维持庞大的军政开支,广东政府征收苛捐杂税甚繁,加上滇桂军留驻广州时常扰民。广州商团和市民对此很有积怨,又担心因广东“赤化”导致财产损失,因此组织武装自保。结果走私的军火被政府扣押后送到黄埔军校,他们就以罢市相胁。

  9月初江浙战争爆发,随后就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孙中山决定督师北伐。在9月9日写给蒋介石的信中他谈到了离开广州的理由:

  从根本办法,以练一党军而负革命之责任,此志正与兄同。惟广东一地,现陷于可致吾人于死之因有三:其一,即英国之压迫。此次罢市风潮,倘再多延一日,必有冲突之事发生,而英舰所注意者,必大本营、“永丰”、黄埔三处,数十分钟便可粉碎,吾人对彼绝无抵抗之力。此次虽幸免,而此后随时可以再行发生,此不得不避死就生一也。其二,即东江敌人(陈炯明军)之反攻……其三,则客军贪横,造出种种罪孽,亦必死之因。有此三死因,则此地不能一刻再居,所以宜速舍去一切,另谋生路。

  现在之生路,即以北伐为最善。……以战场为学校,必有好果也。……

  次日,孙中山在《告广东民众书》中说:

  ……文率诸军四周冲击,虽所向摧破莫能为患,然转输供亿,苦我广东父老昆弟至矣。军事既殷,军需自繁,罗掘多方,犹不能给,于是病民之诸捐杂税,繁然并起,其结果人民生活受其牵制,物价日腾,生事日艰。夫革命为全国人民之责任,而广东人民所负担为独多,此已足致广东人民之不平矣。而间有骄兵悍将,不修军纪,为暴于民,贪官污吏,托名筹饷,因缘为利。驯至人民之生命、自由、财产无所保障,交通为之断绝,廛市为之凋败。此尤足令广东人民叹息痛恨,而革命政府所由徨彷夙夜,莫知所措者也。广东人民身受痛苦,对于革命政府渐形失望,而在商民为尤然。

  随后他对“革命主义”和“革命进行方法”作了区分:

  ……殊不知革命主义为一事,革命进行方法又为一事。革命主义,革命政府始终尽力以求贯彻;革命进行方法,则革命政府不惮因应环境以求适宜。广东今日此等现状,乃革命进行方法未善,有以使然,于革命主义无与。若以现状之未善,而谤及于主义之本身,以反对革命政府之存在,则革命政府为拥护其主义计,不得不谋压此等反对企图,而使之消灭。……

  10月9日,孙中山致函蒋介石,要他“舍去黄埔一孤岛,将所有枪弹并学生一齐速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

  蒋介石没听他的,决定“死守孤岛”,理由是不可放弃广州根据地,只能用新到的俄国军火武装“一旅之众”渡此难关。

  孙中山搞革命几十年,一直没有自己的革命军。他深知只靠旁人的军队拥戴是不行的。1923年夏天他派蒋介石去苏联,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考察红军。回国之后,蒋介石受命筹备国民党的陆军军官学校,以黄埔原海军学校为校址。1924年5月学校开学,孙中山作演讲说,此前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革命不能完全成功。今天开始,革命事业就要以学生们做根本,成立革命军。

  10月14日晚,蒋介石商同尚可调遣的军队,加上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开始行动。次日,商团被包围缴械。事件至此结束,革命政府死里逃生,黄埔学生军完成了他们的“实习”。之后黄埔军校便用扣押的军火成立了一个教导团。当时滇军还想分取枪械,蒋介石强硬地说,“你们如果有本事,就来打黄埔,否则你们不要讲话。”

  北方局势也发生了戏剧性转变。因冯玉祥倒戈,直奉战争打了一个多月就以直系军阀大败告终。随后张作霖、冯玉祥邀段祺瑞、孙中山赴京商谈成立新政府事宜。

  孙中山接受了。

  革命家的弥留

  他向宋庆龄表示,死后愿参照朋友列宁的办法,以防腐材料保存遗体,放入棺内,安置在南京紫金山麓——当年临时政府成立地,以示不忘辛亥革命。

  11月12日,孙中山度过了他的58岁生日。第二天,他偕宋庆龄和一大批随行人员登上“永丰号”,离开了广州——在此之前他见了上个月派去日本的密使——后者可能坚定了他中途赴日的决心。船抵上海,他停留了5天,会见各界代表,谈得最多的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

  22日,他再度启程。段祺瑞于同日进京。孙中山等一行人又绕道日本并停留了一周——尽管受到民众的欢迎,日本政府和老友犬养毅却对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不热心,没和他会面。等他折回天津,段祺瑞的执政府已经成立,于12月2日由国务会议通过“善后会议条例”。12月9日,各国公使以尊重条约、不随意变更为条件,承认了临时政府。

  到天津后,孙中山和张作霖会面,张直率地说,“我是一个捧人的,可以捧他人,即可以捧你老。但我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我不辞流血。”后来他告诉汪精卫,“我以前以为孙先生是一个什么难说话的人,今日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温厚君子。只是北京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大概因为孙先生联俄。你可否请孙先生抛弃他联俄的主张?我张作霖身上包管叫各国公使都和孙先生要好的。”

  段祺瑞也派人来访。孙中山得知临时政府已答应尊重条约后极度愤怒:“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这时他已重症在身了。从神户去天津的十余日船程,因未带厨子,他用的是日本饮食,营养不够,气色已经不太好了。到天津后天气更冷,他一向不耐寒,身体更差,因感冒风寒触动肝病。12月底,决定前往北京医治,住在北京饭店。请了六七个医生,仍然没有起色。他遵从医嘱,不见客、不谈话,却仍然不得不思考应付时局的办法。

  因为病情加重,第二年1月26日他进了协和医院,入院3小时后就做了手术。医生告知,肝癌已到晚期,根治无望。但他自信体力、勇气足以克服不治之症。2月18日又自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改用中医,同样毫无效用。

  蒋介石、胡汉民、廖仲恺此时还在广州,那里的局势仍不稳定,随行国民党要员有汪精卫、孙科、张继等11人。进协和医院那天,孙中山指示在京设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并指定了委员。委员会首次会议,就决定请他立下遗嘱。

  2月24日,孙中山病势危重。医院告知家属、随行国民党要员:“诸位有什么话要向孙先生请示,现在恐怕已经到时候了。”于是公推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四人来到孙中山床前。

  孙中山从似睡非睡中清醒过来,“你们有什么话,不妨直说。”汪精卫很委婉地说:“我们固然知道先生有力量以抗病魔,只是想请先生趁着精神比较好,留下些许教训来,让我们10年20年后,仍然可以受用。”孙中山沉默良久,说:“我有什么话说呢!如果我能痊愈,要说的很多;如果不幸死了,由你们随便去做吧。还有什么好说的!”

  如此反复数次后汪精卫说,“我们现在已经预备了一份稿,读给先生听。先生如果赞成,就请签个字,当作先生说的话。如果不赞成,也请另外说几句,我可代为笔记。”孙中山同意了,于是汪精卫取出一张纸(国事遗嘱)低声读道: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点头,“好呀!我很赞成!”

  宋子文请示,“先生对党务已经有了训诲,对家属可不可以照这个样子,也说几句话呢?”孙中山同意了。汪精卫又拿出第二张纸(家事遗嘱),读道: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中山又点头,“好呀!我也赞成!”

  汪精卫本想请他马上签字,孙中山听到宋庆龄在门外哭,说,“你且暂时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命的。”

  3月11日午后孙中山向周围人说:“现在要分别你们了。”嘱咐汪精卫:“拿前几日预备的两张字来,到签名的时候了。”

  于是由宋庆龄扶起他的手腕用钢笔签了名。签完国事、家事遗嘱后,又用英文在秘书陈友仁和鲍罗廷商量后拟的《致苏俄遗书》上签了名。

  下午孙中山又和宋庆龄谈话,表示死后愿参照朋友列宁的办法,以防腐材料保存遗体,放入棺内,安置在南京紫金山麓——当年临时政府成立地,以示不忘辛亥革命。

  3月12日上午9时半,孙中山病逝。关于他弥留之际说过些什么有很多种记录。有人称,他低声连续叫蒋介石的名字;有人记得他反复说“和平”“奋斗”“救中国”;还有人说他要恢复青年时代的信仰,指示一位左派追随者“不要打扰基督教徒”;鲍罗廷则向莫斯科报告孙中山重申,“只要俄国人继续帮助……”

  似乎所有人都从他极度模糊的言语里听到了自己想听的话。

  3月19日,家人为孙中山举行了家庭式的基督教葬礼。连襟孔祥熙致悼词时强调孙中山对基督教义之虔诚,一如他对革命事业。接着国民党为他安排了盛大的公祭。环绕灵车的人中有追随他的国民党员,也有崇拜他的青年学生。引人注目的是,俄国大使馆人员也在内层,包括大使加拉罕。

  以后——1940年4月,国民政府将通令全国尊他为“中华民国国父”;共产党则将把他定义为“革命的先行者”。

  (参考:《孙中山全集》;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韦慕庭《孙中山 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桑兵《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白吉尔《孙逸仙》;林百克《孙逸仙传记》;李敖《孙中山研究》;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冯自由《革命逸史》;张国淦《北洋述闻》;李泽厚《告别革命》。感谢香港三联书店赐阅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丁新豹《香江有幸埋忠骨》、杨天石《终结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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