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政府”而无“军”
有“政府”而无“军”
军政府成立之初就处于矛盾状态。孙中山虽有非常国会支持，但在国会以外除了海军没有军队拥护——军政府有“政府”而无“军”，军阀有“军”而无“政府”。
孙中山是有先见之明的。
早在1916年5月写给日本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田中义一的信中就说，“南方形势，概如上述。总之，实力较弱，内部亦不巩固。反观袁派形势，仍较南方为强……当今形势下，即使袁氏退位，袁派势力仍将掌握政治上之中心权力……倘若此次革命不幸而以妥协告终，则中国政治上之黑暗依然不能除去，而东洋之和平依然无望。”
他计划在山东建立两个师团以上的军队。“事之成败全系于军火供应之有无，故已委托现在上海之青木将军设法提供两个师团所需之武器……据闻业已电告贵国政府……务望审度时势利弊，予以充分援助，至为盼祷。”
形势变得太快，两周之后众叛亲离的袁世凯死了。
6月13日，孙中山致电黄兴，“袁死，黎能复约法、召国会，当息纷争、事建设，以昭信义，固国本。兄见如何？”之后又分别致电黎元洪、段祺瑞敦促恢复约法、国会。
6月29日，黎元洪发布大总统令，确定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为当前要务。同日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半个月后，各省相继取消独立。
但孙中山显然对时局并不满意。他写信给受他委托筹款的美国人戴德律说，“如果当初我能有那笔急需的款项，我本可早在袁世凯死前就成立临时政府，而现在也不会有南北妥协的问题出现。”他遣戴季陶东渡，与田中义一“奉商已往及将来诸要件”；致函久原房之助，希望能共同兴办矿业，提出500万日元贷款——未果；通告中华革命党各地支部，“今后国中能一遵共和正轨与否，事未可知，而吾人则贵先事预防，有备无患”，所以要储备救国金；要求以国民党名义招人入党，手续则参酌中华革命党章程。
年底，孙中山致函参众两院说，辛亥革命过程中借募款项至今未还，反袁又借新债，加起来共借华侨170万元、日本商人100万元。共和国已经恢复了，如果不还，“在国家为寡恩，在国民为负义，故请求政府代为偿还，非徒以保个人之信用也。……前此所借，用之国事；今此之还，还之本人。文毫无所与也”。
第二年，他写了两本小册子。
2月写成的《会议通则》(后改《民权初步》)谈的是“议事之学”。他认为中国人一盘散沙是因为人民的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被清政府压抑了两百多年。民国建立之后，民权未张，所以回到帝制。现在民国恢复，前途如何全看民权是不是发达。民权包括选举官吏、罢免官吏、创制法案、复议法案四种——这样，国家才能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国民有统治权，但实行时要靠代表，第一步是怎么开会。中国欠缺开会的原则、条理、习惯、经验，所以他编写这本介绍议事之学的书，教国民行民权的第一步。
5月写成的《中国存亡问题》针对当时备受关注的是否对德宣战问题，主张中国保持中立，不为帝国主义充当苦力。主战派想借参战取消不平等条约，但这完全是中国应享的。中国不是“犯罪的囚徒”，在请求“宽免”之前“必先立功”。在此前后他还分别致电国会、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美国总统威尔逊，解释他的立场。
袁世凯死后这一年，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的合作，一直磕磕绊绊，此时终于因为对德参战案彻底决裂。“府院之争”引来张勋的复辟。十几天后，段祺瑞“再造共和”复任总理。而后冯国璋取代黎元洪任代理大总统。对旧国会，段总理早不耐烦，决定召集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组织法、选举法召集新国会。西南各省一致反对，南北分立之局便难以避免了。
7月中旬，孙中山抵粤，与省长朱庆澜、督军陈炳焜商议，将海军召集到广东，然后请国会议员们南下，拥护黎元洪(后来黎未到)在此组织政府。两天后海军总长程璧光——孙中山1895年广州起义前就加入兴中会的老交情，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率舰队由上海南下。汪精卫受程委托发表海军护法(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宣言。
国会议员们7月下旬陆续南下，至8月中旬已有一百五十余人到粤。之后他们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组织军政府大纲，依大纲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孙中山当选为大元帅，9月10日就职，南方军政府便宣告成立了。9月26日，军政府承认与德国、奥地利处于“交战状态”。
此时，南北双方固然有明争，各自内部也有暗斗。军政府的两位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一直拒不就任。孙中山不承认北方政府，陆、唐只是不承认国务总理段祺瑞，对代理总统冯国璋没有异议。而实权却是在陆荣廷和广东督军陈炳焜等人手中。所以军政府成立之初就处于矛盾状态。孙中山虽有非常国会支持，但在国会以外除了海军没有军队拥护——军政府有“政府”而无“军”，军阀有“军”而无“政府”。
孙中山想再建立一支政府军。最初朱庆澜支持他，计划将20营省政府亲军改编为护法军直属于军政府，委任陈炯明为司令。不久他被排挤出了广东。孙中山又想将其改为海军陆战队，隶属海军，陈炳焜坚决不肯把部队交给陈炯明带。磋商再三，陆荣廷改让莫荣新代理广东督军。20营军队虽交给了陈炯明，但又命他带去援助福建，名为援闽粤军。军政府还是没有可靠的军队。
此后孙中山和莫荣新冲突不断。军政府卫队中有数十人，被莫新荣的部下逮捕，以“土匪”名义向莫报告，准备枪毙，军政府派人去保也没用。孙中山气得让海军向督军署开炮。他的左膀右臂程璧光也因为有意担任广东省长被刺杀。
1918年4月，非常国会取消大元帅，改为合议制的动议逐渐成熟。5月4日，孙中山辞去大元帅一职。非常国会随后改大元帅制为七总裁合议制，七人中公推一人为主席总裁。5月20日，选出了孙中山、陆荣廷等七位总裁。次日孙中山就离开了广州。
两次婚姻和一段恋情
孙中山送给新婚妻子的礼物，据说，是一把手枪和20颗子弹。
1918年10月17日，孙中山寄给康德黎(香港西医书院时的老师，孙中山被清驻英公使馆关押时他曾鼎力相助)夫妇一封信解释离婚的事：
从你们最近的来信，我发觉你们还没有获悉三年前我在东京第二次结婚的消息。我的妻子在一所美国学院受过教育，是我老战友兼故交的女儿。我现在过着新的生活，弥补了先前的种种缺憾：一个真正的家，和一位伴侣兼助手。
我的前妻并不喜欢外出，所以，当我流亡海外时她从未陪伴我。她想要与她的老母亲一同生活，总是劝我依照习俗再纳个小妾。不过，我钟情的女孩是个现代化女性，不接受为人妾侍的地位，而我自己又离不开她。因此除了同我的前妻协议离婚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孙中山第一次结婚是在老家广东省香山县(日后将因为他而改名中山)翠亨村，那年他18岁(或说19岁)，妻子卢慕贞比他小一岁，是同县人。婚后卢慕贞为他生下3个子女：长子孙科(1891)、长女孙娫(1895)、次女孙婉(1896)。孙娫出生不久，因为孙中山在广州起事失败，卢慕贞带着两个孩子移居檀香山，第二年孙婉在那里出生。孙中山没时间照顾妻子儿女，把他们托付给了哥哥孙眉。
或许可以这么说，孙中山和孙家命运的改变是从比他大12岁的哥哥孙眉开始的。他们的祖父孙敬贤起初薄有田产，因迷信风水，家境由小康而贫困。父亲孙达成曾到澳门做过鞋匠，回乡后为补贴家用还当过村里的更夫，迟至33岁才结婚。孙中山是家里的第5个孩子，他出生时姐姐孙金星和哥哥孙德佑已经夭折。
如果不是孙眉17岁那年跟人去了檀香山，闯出一片天地来，也许孙中山的命运就是在“躬耕数代”的先人后面再加上一代。他在檀香山、广州、香港断断续续接受的十几年西方教育都是哥哥出的钱。有学者统计，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哥哥前后投入数十万元。1907年，曾经拥有数千亩农牧场的孙眉破产，一家人搬到了香港，除了孙中山——1895年广州起义后，他就被香港政府拒绝入境。
1912年2月，卢慕贞来到南京和丈夫团聚。第二年初孙中山赴日考察时，她也去了，但似乎没有和丈夫同行。两人在大阪碰面，丈夫去看妻子，聊半小时就回自己住的饭店去了。几天后卢夫人和孙中山的秘书宋霭龄在东京因车祸受伤，宋耀如(未来的岳父)问要不要转道去探视。孙中山冷静地说，“不是医生的人到东京去有什么用，就是去医，现在也来不及了。”两年后，丈夫难得请妻子去日本，却是为了谈离婚的事。之后卢夫人回到澳门居住，85岁去世。
送别卢夫人后一个月，孙中山和宋庆龄结婚。那一年，他49岁，宋庆龄22岁。两人签了婚姻誓约书，共3条：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三、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誉，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据台湾资深“外交官”陆以正回忆录《微臣无力可回天》透露，宋霭龄长子孔令侃告诉他，孙中山最初爱慕的是宋霭龄，但她听从父母劝阻嫁给了孔祥熙。1914年宋霭龄结婚后，孙中山的秘书由宋庆龄接任。直到宋耀如有意举家迁回上海，宋庆龄拒绝离开，两人的地下情才公开。宋家把宋庆龄押回上海，但她逃了出来，私奔日本，得偿所愿。
1917年底她随丈夫在广州首次公开亮相。三十多年之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两次婚姻之外，还有一个陈粹芬。
反清时期，“革命伴侣”陈粹芬常追随孙中山左右，给革命党洗衣做饭、印刷檄文、传递接送军火的消息。晚年她在中山县生活，当年同志刘成禺去探望，她说，我不做饭给你们吃已经48年了，今日下午请客！她亲送红贴，上书“孙陈粹芬”，说，“不像在横滨时街头买菜，而今请吃饭也有格式了。”又说回忆当年亡命受苦，简直就像一场大梦。她还保存着一块金表，表盖刻着“Y.S.Sun”。据说，孙家的孙辈称卢夫人为“澳门婆”，称宋庆龄为“上海婆”，称她为“南洋婆”。
1918年夏至1920年冬，孙中山蛰居上海，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整顿党务，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文深信吾党实系中国之存亡，使吾党弛而不张，则中国或几乎息；……故亟重订党章，以促党务之发达”；二是著书立说，发表《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后与《民权初步》合为《建国大纲》)两种著作。
《实业计划》意在做“物质建设”。他认为“一战”结束，“凡诸战争机器，一一可变成平和器具”，“以战争时之机器、战争时之组织与熟练之技工”，各国可着力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解决战后资本剩余、消费紧缩、工人失业等等问题。“自美国工商发达以来，世界已大受其益。此四万万人之中国一旦发达工商，以经济的眼光视之，何啻新辟一世界？而参与此开发之役者，亦必获超越寻常之利益，可无疑也。”
《孙文学说》意在做“心理建设”。他认为党内人士对革命宗旨、方略信仰不笃而奉行不力，主要是因为有“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错误思想而懈怠。“中国事向来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则误于以知为易、以行为难也”，故而“以予构思所得之十事，以证明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之事大有可为矣”。在最后一章中，孙中山回顾了民国前革命党的10次失败，从“几为予一人之革命”到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不数月而十五省皆光复矣”，证明“有志竟成”。
来也陈炯明，去也陈炯明
孙中山蛰居的这段时间，中国兴起了停战和议的风潮。然而和会开开停停，不但南北双方未谈到一处，各自内部也产生了新分裂。1920年北方发生直皖战争，皖系大败，变成奉直对立的局面。至于南方的军政府，除了派系之争，还有地域之争。
当年8月，陈炯明的援闽军进兵广东，3个月后，桂系主导的军政府瓦解。
10月29日陈炯明的粤军攻下广州。孙中山欣喜不已，当天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他期望陈能成为民国元年前的黄兴、民国二年后的陈其美。他也将以当年对黄兴和陈其美的信任，对待陈炯明。“我所求者，惟期主义政策，与我一致，即我所谓服从我三十年来共和主义，而岂若专制之君主，以言莫予违为得意耶？”
陈炯明是“老革命”、黄花岗起义的幸存者，自然认同共和制，但的确不是什么都听孙中山的，有时还在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保留意见”。
1914年冬，陈炯明从巴黎来到新加坡，主张缓进。“二十一条”交涉时，他响应黄兴倡议参与联名通电，宣告停止革命一致对外。他和李烈钧(时在马来西亚槟榔屿)认为沉迷革命不足以救国。对孙中山他们表示爱戴；但对中华革命党“未敢妄从”，“总之宗旨既同，异途同归”。后广东发生水灾，他们以组织水利公司为名派人到各处募款，中华革命党筹饷工作因之受到影响。
反对新党、自筹款项，这是当时最令孙中山不快的事。他前后几次写信给陈炯明，陈还是不肯去日本。所以他说陈炯明、李烈钧“自树一帜”，认为“二人皆极有大志，大概此次办事，非总统莫属”。“若彼肯出此资，兄可签押，许以竭力运动同志举彼为第三次(革命)成功之总统也。”他写信给人说，“陈竞存(陈炯明字竞存)于本党所为，多所抨击，此人险诈，难与共事，所谓通融者直诳语耳。”
后来为何又通融了呢？
据许崇智说，孙中山南下护法前，陈炯明到上海来，“已幡然觉悟，认识到革命唯有服从中山先生领导才是正确的道路，经向先生表示竭诚拥护，故先生邀之同行，将来抵粤，当有用处”。
可惜一时用不上，陈炯明去了福建。自“五四”之后，他在漳州提倡新文化，革新政治，颇得社会各界好评，“左倾”的北大学生去考察后称之为“闽南的俄罗斯”。
这次，粤军回粤算是用上了。
11月初陈炯明出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月底孙中山回到广州重组军政府，召开政务会议。几经流转迁移的非常国会也再度会集广州。此时军政府能够控制的只剩下广东一省，孙中山提议取消军政府，选举总统，设立正式政府——这样更方便外交，特别是向外借款。4月7日，非常国会议决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
当时很多人反对这件事。孙中山就任前曾致函章太炎请他南下，章“闻孙公就选，以为非法”，不肯来。少数国会议员也认为，“护法事业，其根本在合法。兹以不足大总统选举法法定人数之国会议员而选举大总统，恐人将议其后。若不用大总统名义，出革命方式，任何名义，均可采用。”陈炯明，甚至蒋介石，也反对他在这时候出任总统。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同时致电北京政府的总统徐世昌，请他“即日引退”。
6月粤桂战事又起，粤军一路打到南宁，平定了广西。次年2月，孙中山在桂林誓师北伐。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效仿欧美联邦制谋和平统一，至少能保一省之境，安一省之民，所以对北伐“消极抵抗”。
孙中山决定借道湖南进兵北伐，当地政府百姓不愿湖南再成战场，于是此路受阻。后负责筹措军费的粤军参谋长邓铿被陈炯明部属暗杀，部队的补给又成大问题。蒋介石等主张回师讨陈。
4月16日北伐军抵达广西梧州，致电陈来召开军事会议，陈没去。孙中山决定改道韶关北伐。4月20日，他准陈炯明辞去粤军总司令及广东省长的职务。陈炯明辞职去了惠州。蒋介石建议北伐军“留粤缓发，先清内患”，力主消灭陈部。孙中山没有听取，仍去韶关督师北伐。
这时，孙传芳通电主张徐世昌、孙中山“南北两总统同时退位”，请被张勋逼走的黎元洪复位，召集旧国会制定宪法，得到吴佩孚等人响应。黎元洪以各督军解除兵权、还政于政府为出山条件，6月11日通电：“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候国会开会，听候解决。”孙中山则提出了“工兵计划”，说直系要表示诚意就先把半数军队改为工兵，否则还要把护法旗帜打下去。
5月8日，陈炯明部下叶举等率军回到广州，要求恢复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及广东省长职务。6月1日，孙中山率卫士回总统府，6月15日晚，遭叶举军围攻。
孙中山由总统府逃出后来到海军司令部，此后便以几艘军舰和叶举军相持，以待北伐军回师救援。陈炯明几次派代表来尝试和解，但始终不肯答应恢复总统府的要求：“护法已达目的，总统非可力争，应请力劝孙公丢去，再从选举设法。”
直到8月9日，孙中山才乘坐一艘英国炮艇离开广州。
这一次，英国人总算帮了他的忙。
把“金子”分成不止一份
孙中山曾告诉他的顾问、美国人林百克，在他很小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回来的侨商，给他讲了一个他终身难忘的故事：那人漂洋过海，来到有很多金子的地方，可是那里也有杀人越货的强盗。他总是把自己的金子分作两份，一份放在容易看见的地方，强盗来了任由抢去；另一份藏得很秘密，仍然可以保存下来。他的几个同伴把所有金子都藏起来，结果被强盗杀害了。
是否真有人给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不管怎么说，把金子分成不止一份的智慧，孙中山是学到了。
1920年底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后，他一如既往地争取各国承认和援助他的政府。
他已经把英国视为巨大的殖民帝国。至于香港政府，最让他恼火的是，竟然在他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时下令禁止当地华人庆祝，稍后又禁止为他的军事讨伐捐献资金。事实上早在他1913年讨袁失败后，香港总督就曾奉英政府训令宣布永远禁止他去香港。不过，以后他仍然不得不经常跟他们打交道。
巴黎和会之后，他对日本政府看法有所改变。在他写给《朝日新闻》记者的信中，日本对青岛的侵占，被比喻成一个弟弟加入强盗团伙抢劫了哥哥。1920年7月，他致函田中义一(此时已是日本陆军大臣了)，敦促后者改变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但他也没忘记委托老友宫崎滔天为他寻找愿意去广东投资的日本资本家。
对“一战”结果发挥决定性影响、已经成为第一流大国的美国，自然使孙中山萌生期望。但美国人回报他的只有失望。在他隐退上海时，负责中国事务的美国官员并不认真看待他的作为；他在广州建立政府，他们又把他看作分裂中国的势力。美国始终只认北京政府，和他的接触限制在领事一级。
1921年5月把军政府升格为民国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孙中山给美国总统哈定写信说，中国的南北战争并非地域之战，而是共和主义与军阀主义的战争，爱国者与祸国者的战争。希望美国政府重申门户开放的精神，维护中国独立自主的地位，承认和支持新政府。
美国国务院甚至没有把这封信转给总统。
8月，美国政府请北京派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孙中山致函美国国务院说：南方政府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所以会议代表应该由南方政府选派。如果接受非法政府的代表，将来议决的结果在中华民国“绝对不能发生效力”。
可是美国认北京政府为正式、广州政府为非法。
孙中山的另一份“金子”，是埋藏了一年后才被公诸于世的。
1922年的“六一六事变”之后，廖仲恺的保险箱被陈炯明军发现，其中有几封孙中山指示阅后即焚的信和电报。此后越南和香港的报纸先后披露这些信和电报，称它们可以证实，孙中山通过德国前驻华公使辛慈居间联络，筹划建立中-俄-德联盟——当然“中”指的是广州政府。香港《士蔑西报》将中文原件和英译印成小册子，加引言说，“中俄德将以布尔什维克理论作基础结成三国同盟。”
从这些函电来看，孙中山曾在1921年7月派遣密使朱和中前往柏林。次年1月1日和3月1日，朱和中两次汇报他在德国的活动情况，称德国前驻华公使辛慈熟悉中国情况，又曾担任驻俄大使馆武官，和俄国人关系也好。此人本就主张中、德、俄联合，“与钧旨暗合”。与朱接洽后，辛慈表示以后将专注于此事，两个月后，就向德国总理请命来华。
孙中山致函廖仲恺和曹亚伯时附上了朱和中的函电，指示“此函阅后付丙(烧掉)”，“辛慈之事，愈密愈佳，如非万不得已，则政府中人，亦不可使知之也。”
在这些函电公开之后，德国政府发表官方声明，表示对此事一无所知。辛慈也称他没有为三国联盟进行过活动。
孙中山的上海秘书处没有否认函电的真实性。但他们说，孙中山认为说他有布尔什维克理想是愚蠢的。中国还没有产生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和经济条件，孙中山也从未想过使中国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看他写的《建国大纲》就知道，他想的实在只是切实发展和利用中国不可限量的自然资源，而这必须有外国资本和技术参与进来。而且他曾屡次向美国、英国等吁请这类合作。
孙中山特别提到德国和俄国，认为在德国解除军备、取消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俄国有苏维埃崛起之后，他们对中国来说已经不再是侵略国了。中国当下最重要的是以对等和完全主权国身份，等待列强的帮助。他赞成一种以与德国、苏俄更亲善为目的的政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