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医院的输液室。大医院的各个病室总是人满为患

9月19日，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悬挂着为受伤医生祈福的条幅

同仁医院的手术室一天要完成近400台手术

受伤医生徐文

　　一桩血案背后的大医院印象

　　任何痛苦都不能成为施行暴力的理由，但如果这种痛苦更能被注意和理解，是否可能减少暴力的发生呢？但遗憾的是，在王宝洺这个案例里，所有后续的组织机构都失效了。大的医院，大的行政机构，大的司法系统，它们因为强大而僵化，因为僵化而失去了对个体痛苦的感知力，只剩下冷冰冰的谈判与程序。

　　主笔◎陈晓

　　9月15日16点多，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的喉科主任徐文被她曾经医治过的患者砍倒在诊室旁。一位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的同事“行者”如此描述他看到的景象：“徐文倒在血泊中，左臂上举，死命护着她的脑袋，左上臂的肌肉、肌腱、骨头全都露着，这是她最后倒在地上的姿势，她唯一能反抗的力量。满地是血，到处都是，诊室里，候诊区里，大片大片的血……”因为失血和疼痛，徐文休克了，血压70/40mmHg，失血量约1600ml。她身上有21处刀伤，头面部7处，双上肢10处，左下肢2处，左臀部及背部2处，导致肌腱断裂，颅骨、尺骨、胫骨骨折。手术后同事想给她按摩一下，都无处下手。

　　行凶者王宝洺，他的朋友们称他为“京城草隶第一人”。在好友万永庆的讲述里，有很多细节可以证明他在书法界的地位，以及罹患喉癌前的成功生活。“启功给他题字‘半步斋’，因此他号‘半步斋主人’。”“他走的是商道，比曾经的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炳森还先出书，是上世纪90年代北京第一批开上私家车的人。”他对徐文的连续斫杀，残忍却又冷静。一位同仁医院的医生告诉本刊记者，王宝洺尾随徐文穿过热闹的过街天桥，从一街之隔的同仁医院东区来到西区。东区由同仁医院购买的一家商务大酒店改装而成，因为酒店原有的房间格局不好改造，因此成为VIP诊区，保卫措施更为严密。而西区是同仁医院的老病区，一位在同仁医院工作30年的老医生告诉本刊记者，西区的内保以前只是由医院后勤部门的一些闲职人员担当，后来随着医患纠纷增加，才聘请了保安公司，但直到案发后两周，本刊记者看到，保安对医院秩序的震慑力仍然非常弱小。徐文工作的耳鼻喉科诊室在4楼，这位老医生告诉本刊记者，凶案发生时，四楼有两个保安，但都在距离诊区较远的位置。

　　杀机源于一次“失败的”手术。根据同仁医院公布的治疗经过，王宝洺因“持续声音嘶哑4到5个月”，来同仁就诊，被诊断为“鳞状细胞癌”，也就是喉癌。由于王宝洺的主业是办书法培训班，他以自己的职业需要为由，要求保留发声功能。主治医生徐文给他采用了“全麻支撑喉镜下CO2激光右声带扩大切除术”——这是一种既能保留其声带，同时也能通过灼烧方式杀死癌细胞的微创手术。同仁医院公布的治疗经过称：“根据术后送检标本的病理报告：外切缘部分区可见肿瘤细胞。据此推测肿瘤外侧切缘可能存在肿瘤组织，为避免复发，告知患者家属需进一步放射治疗，或行喉部分切除术。我院无放疗设备，遂转到外院治疗。”但显然后续治疗的结果并不理想，王宝洺最后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做了全喉切除手术。他失去了所有声带，无法继续从事书法培训，喉咙处还因手术留下一个洞，他不得不蓄起长胡须遮盖那个难看的创口。

　　如果按照同仁医院的讲述逻辑和自查结果，徐文的处理并无不当，这是一个病毒无限性超越医学技术有限性的病例。同仁医院的一位老医生告诉本刊记者，病毒的发展千变万化，尤其癌细胞的特点就是多变。有时候患者从病理检查到做手术之间的10天，病毒都会迅速发展或者变异。一位肿瘤医院的医生对本刊记者说，按当今医学的发展水平，早期喉癌一般不算疑难病症，首次手术不能完全切除病变的情况并不多，即便有所残留，通过放疗也能清除干净。“我们医院有的鼻咽癌病人就直接用放疗的方式治疗。”至于王宝洺体内喉癌病毒超乎常规的恶性发展，这位医生无奈地说：“有时候，这就是命运”。

　　但这仅仅是一个有关命运的悲剧吗？王宝洺的仇恨，强烈并清晰。他对徐文的砍杀，刀刀见骨，但并不伤及他人。当医院的同事反应过来，上前阻止后，他把凶器扔到地上，不紧不慢地从楼梯离开现场。一位三甲医院专门处理医患纠纷的医务处处长对本刊记者说，按照他对医患纠纷的处理经验，患者和医院、医生处于对立状态很常见，但仇恨发展到这么强烈的地步，“他身上一定还有故事发生”。

　　同仁血案是近年来紧张医患关系背景下的一个极端事件。要追溯这些积怨的源头，或许要从30年前说起——仿效农村联产承包制的医院承包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强调对医院断奶断粮，让医生自己养活自己。医生这种职业是以道德和信任为基础的，但医院承包制之后，合同层层传递，院方承包，科室承包，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被改变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对本刊记者说。他将此称为医院“冲击道德底线的原始积累期”，出现了一系列潜规则：高价药，大检查，送红包……也孕育出了一些超大型医院——它们的规模、技术与病源相互递增，成为奇货可居的社会资源，但也因行业道德信任基础的缺失，遭遇更多的拷问和质疑。曾经担任过北京市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的陈志华律师告诉本刊记者，大医院的医患纠纷数量远远多于小医院。一方面是因为病源高度集中的庞大基数，另一方面或许是在“冲击道德底线的原始积累期”形成的大医院印象。这些印象有的来源于普遍的现实，有的来源于不良医生的个体行为，有的则来源于患者对这个专业性极高的行业缺乏了解的想象，但都被固化，并成为医患纠纷中负面的催化剂。

　　一种印象是有关技术的。“当道德信任没有了，就只剩下技术信任。”袁钟对本刊记者说。庞大的病源可以让医生专业分类更细，北京的大医院都有自己的招牌科室，同仁医院就以眼耳口鼻科名声在外。甚至一种病和一个医生之间形成稳固的联系，这在全世界都很罕见。袁钟给本刊记者讲了一个事例。协和医院有一位医生，被别的医院邀请去会诊一名红斑狼疮的病人。书上的激素用量是500个单位，但这个医生毫不犹豫地建议先使用1000个单位攻一下。这是一个超越规则的冒险举动，也是这位协和医生在接触过海量红斑狼疮病人后的经验选择。西医学是建立在解剖、生理、药理基础上的科学，但每个病人的个体差异又决定了医学的不确定性和艺术性，这正是医学的魅力所在。大医院的医生更能体会这种艺术性和魅力，也更要面对不确定性和盛名之下的风险。“我们是奔着你这个医院去的，你是全国知名的医院，我们就是想在你这医院里看病，我们就是要看好，你能给我们看好就看好，看不好你给我们说出所以然来。”王宝洺的姐姐王劝就这样对记者说。

　　但缺失道德基础的技术信任，将病情好坏成为衡量医生治疗行为的主要标准。陈志华对本刊记者说：“医患关系的一个特点是知识不对等，我在华西医科大学读了9年，但遇到一些专业病例，连病历都看不懂。”普通患者更无法真正理解医生的行为，当治疗结果不理想时，一些世俗的行规和医生的态度，更可能是他们的观察角度。万永庆告诉本刊记者，王宝洺上世纪90年代曾在和平里医院的工会和病案室工作，自认为了解医院的潜规则。手术前，他曾经准备了1万元的红包，但恰逢徐文出差，又遭中间人的劝阻，红包没送出去。这成为王宝洺和朋友们认为徐文后来态度冷淡，甚至敷衍行医的一个原因。“红包没送出去，坏了规矩。”万永庆对本刊记者说。

　　当医患纠纷发生时，哪些是医学技术无法尽如人意的合理部分，哪些是因为医德缺失而导致的事故，需要一个中立机构的仲裁，但这通常是一个过于漫长的过程。陈志华说，医患官司是所有案件类型中耗时最长的，“几乎都以年计算”。迟滞的司法与大医院是稀缺资源的现实结合，形成了对大医院的另一层印象——强势的权力部门。万永庆对本刊记者感叹：“同仁太‘硬’了。换家别的医院，早就告下来了。它是副部级单位，以前是东城法院的定点医院，法院能判医院的不对吗？”但实际上，同仁医院属于北京市卫生局主管，在行政级别上是处级。而且，在以往的医患官司中，同仁医院在东城法院败诉的概率并不低。同仁医院的常年法律顾问金小兵告诉本刊记者，他代理的同仁医院医患官司，被判败诉的概率大概是50%～60%。

　　从起诉同仁到举起菜刀，王宝洺走了3年。在我们采访过程中，除了亲人和朋友，其他与王宝洺接触过的人，大都对他印象模糊，只是“有点秃顶”，“没什么特别”。在诉讼过程中，金小兵和他见过几面，也没觉得异常，除了“发表意见时，因为说话不方便，他的话都需要妻子重新翻译，情绪显得比较激动”。但在深夜一间静寂的咖啡屋内，听到万永庆模拟王宝洺说话，我们才能有些许了解“情绪激动”后隐藏的痛苦。那是一种哽噎在喉的气音，浑浊微小却揪心。在全喉切除后，王宝洺接受了食道发音训练，但能听懂他表达的人，只有妻子和最亲近的朋友，他也因此失去了自己绝大部分社交圈。万永庆说王宝洺最怕上火，经常吃牛黄解毒丸。这种对一般人来说很普通的小病症，对全喉切除的他就是一场灾难。“你试着用手揪住喉咙两分钟，这就是他的感受。他一直难受着，这难受分分秒秒跟着他。”

　　任何痛苦都不能成为施行暴力的理由，但如果这种痛苦更能被注意和理解，是否可能减少暴力的发生呢？袁钟说：“医疗是什么？有时是治愈，经常是帮助，但总是抚慰。”当技术进步以及病源与医生数量的巨大落差，导致在中国的大医院，生物医学模式成为主导时，更为中立的组织本来应该化解偏见，澄清想象，弥补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知识差距，在维持社会公正的同时，达到一种新的抚慰。但遗憾的是，在王宝洺这个案例里，所有后续的组织机构都失效了。大的医院，大的行政机构，大的司法系统，它们因为强大而僵化，因为僵化而失去了对个体痛苦的感知力，只剩下冷冰冰的谈判与程序。王宝洺案耗时3年还未进入鉴定环节。他自己固执的不信任或许是原因之一——因为他质疑医院提供病历的真实性，鉴定中心无法展开鉴定，法庭调查因此迟迟没有进行。我们在采访中接触的一些法律专业人士认为，这确实是个考验法官智慧的难题，但如果法院与其他各方的沟通互动能更积极一些，这未必就是个无解的问题。血案发生前的当天中午，王宝洺在电话里从代理律师处得到的信息是，该案仍然不能开庭。

　　经过3组手术，9个多小时的抢救，徐文脱离了生命危险。9月30日，同事在微博上贴出她最近的照片，徐文用一个手麻科同事制作的玩偶遮住了脸，倚坐在床头，一台紫红色的笔记本也已经摆放在病床上。但血案的震动显然并没有结束。在同仁医院东区外侧，有拉起安全线的特警岗。穿着天蓝色安保制服的保安，冷冷地端坐在诊室门口的长凳上，或者提着黑色警棍，镇守在候诊大厅的楼梯口旁。即便如此，在王宝洺闯入医院后约一周，同仁医院一位眼科医生在门诊被患者踢了一脚，护士长被咬。但当事人都选择了回家休假，不向外界做任何解释。患者的戾气造就了普遍的恐惧，恐惧又导向消极。在这次采访中，时常听到不同职业的采访对象相同的假设：如果某件事情这样做了或者不这样做，那被砍的人或许就是我……

　　另一种讨论也在进行。袁钟说，血案发生后，微博上有一群医生邀请他讨论西医学医徽的含义。“图案是一条蛇缠绕着一柄权杖。权杖代表着医学技术的权力，但这个权力太大了，因为它涉及人的生命。所以蛇代表对这种知识和权力的约束。技术是需要约束的，当我们没有掌握运用这种技术的人文智慧时，最好不要推出这种技术。”

　　这是医生行业的自省。袁钟说，在一些大医院内部，已经开始通过科室调整的方式，探索医疗模式的改变，由技术当道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向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医学模式。但平衡医学权力的人文智慧不仅包括行医过程中对患者的沟通、抚慰，更包括当误解或事故发生后，具备权威和中立性的确认处理机制。消除对医院的技术万能印象、潜规则印象以及权力印象，重建医患之间的道德与信任基础，这是一个超越医院范畴的社会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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