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碎墓碑才能重建信任
“墓碑上刻上越来越多的名字，正在闪闪发光。你想把它遗忘，可是没有人会遗忘，只有把墓碑大张旗鼓地敲碎，重新竖一块正义的碑。”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北京报道
10月21日凌晨，佛山女童小悦悦终因抢救无效而离世。8天前，2岁的小悦悦相继被两辆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最后只有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对“小悦悦案”评价道：墓碑在闪闪发光！
“墓碑”一说，最早源于何兵对于南京“彭宇案”的评论。去年9月底，何兵在“燕山大讲堂”中，将“彭宇案”称之为“墓碑式判决”：“将人往沟里推，给人送葬的判决。”
几乎整整一年过去，据公开报道显示，天津、湖北、江苏、山东及福建等地都曾上演“一方称好心助人，一方称对方肇事扶人”的翻版“彭宇案”。
对于出现如此之多的翻版“彭宇案”，以及背后折射出的公众对于法律的不信任感，何兵向《中国周刊》记者表示：必须把原来的墓碑大张旗鼓地敲碎，重新竖一块正义的碑。
·一·
2007年9月3日，宣读完一审判决书上最后一个字，南京鼓楼区法院法官王浩长出一口气，敲响法槌，转身离去。
他留下的判决，后来被无数次诟病：事故双方均无过错，按照公平原则，彭宇赔偿徐寿兰损失的 40% ，共45876.6元。
然而，“彭宇”案并未像王浩敲响法槌般一锤定音。
2008年的十一假期，根据省领导要求，江苏省高院和南京中院的领导加班加点的研究，结果是彭宇和徐寿兰“案外和解，当天撤诉”。
有媒体对此评论说：“对于这个本来就没有赢家的官司，和解，也许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尽管，唯一不能和解的是真相。”
“双方也感觉到，这案子弄下去就是消耗战。如果最后做出一个撞了还是没撞的结果，必然会对其中一方构成伤害。”南京方面相关负责人表示。
不可回避的是，尽管四年过去，“伤害”似乎从未离去。
南京市雨花台区南路的邓府山村，曾是徐寿兰的住处。在“彭宇案”之后，徐寿兰干脆搬到别的地方居住，躲一阵“风头”，才又“潜”回家居住，因为“天天有人按门铃，天天被打扰”。
据物业公司负责人表示，2010年，徐寿兰搬走了，将房子出租。在徐的邻居看来，这“可能是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
彭宇的辩护律师高式东则“隐藏”了，很少在媒体上露面。《中国周刊》记者两次联系高式东，高表示不在南京，在外出差，自己“不愿再谈，也无法提供任何帮助”。
实际上，这位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律专业的年轻律师，曾因“彭宇案”而风光一时，也曾将“彭宇案”作为其办理的代表案例向外界“推销”。
可是一审判决之后，有人质疑其辩护能力，理由是“事实清晰的案子最终输掉了官司”。也有人为其打抱不平，“这案子，哪个律师也无能为力”。
备受关注的彭宇则彻底消失在公共视野中。案子结束之后，他更换了手机，有人称其“已经离开了南京”。
据媒体报道，高式东现在还和彭宇有联系，那一次官司让两人成为了朋友，“有时在一起打球”。可对于彭宇的新联系方式，高式东拒绝向《中国周刊》记者透露。
主审法官王浩则被调离法院，被安排到距离法院10公里之遥的鼓楼区挹江门街道办。据悉，调离之前，王浩任职的部门是该院知识产权庭。
事实上，王浩并没有坐在街道办的办公室里。街道办的一名负责人称，王浩到街道办后被安排在了挹江门司法所。
“不管如何，彭宇案本身对法官王浩的影响和冲击是巨大的。”江苏省某法院一名法官曾向媒体表示。
受到巨大影响与冲击的何止是王浩一人。彭宇案后，公众认为“判决结果让国人的道德观倒退了50年”，司法的权威性受到质疑，甚至动摇了公众对于法律的信任。
而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看来，“彭宇案”传递出的信号让人感到恐怖。“正义被埋葬。没有证人证明我没撞的情况下，就算我撞了。彭宇案是墓碑式判决。”何兵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二·
“墓碑上刻上越来越多的名字，开始闪闪发光。它不断挑战你的良知，你想把它遗忘，可是没有人会遗忘。”何兵如此评价“彭宇案”判决的影响。
这是一份让人感到沉重的事实罗列：在重庆，八旬老翁倒地无人扶；在东莞，一位老太太倒地，旁边一排人站着，无人敢上前；在济南，一老人晕倒在路上，百余辆车从旁边经过，无一施救……
今年夏天，在“彭宇案”发生的南京，一名老人在公交车上突发脑病，公交司机没有将车开到医院，更没有对老人实施救助，最终老人因发病时间过长死亡。
也有成功自救的故事。也是在南京，一个老人从车上摔下来之后，周围人都看着他，不敢上前施救，老人意识到了问题出在哪里，就大喊“是我跌的，你们不用担心”。这才有乘客上前救他。
这是一个城市的伤痛。彭宇案过后，留给南京市民一个“被公认”的道理——有了这个前车之鉴，多数人觉得在这个城市里“不是自己的事少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彭宇案”之后，影响最为广泛的是发生在天津的“许云鹤案”。2009年10月21日，车主许云鹤和王秀芝老太之间，发生了与“彭宇案”极度类似的故事。
2011年6月16日，天津市红桥区法院一审判决许云鹤承担40%的民事赔偿责任，赔偿王秀芝10.8万余元，而判决书并没有认定许云鹤是否碰撞王秀芝的事实。
这样的判决与“彭宇案”何其相似：同样是40%的责任，同样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审判决后，许云鹤曾经对媒体表示：“我不相信世界是这样的。但这件事情以后，我要助人为乐一定会三思而后行。”一位一直关注此案的网友在自己的微博中写道：“如果这是真的，我不敢转给孩子看。”
相对于至今无法认定的事实，“许云鹤”案的影响却十分清晰。
媒体人石述思披露了该案件二审结束后的一幕：王老太一家打算打车回家，却在门口遭到众人的围堵，咒骂声和怒斥声不绝于耳。不久，王老太家属打到一辆出租车，但当司机师傅知道这件事后，声称怕被碰瓷，而选择了拒载，并且说不怕拒载被告，挨罚我也不怕。
有舆论认为，从彭宇案到许云鹤案，无疑又给几近崩溃的社会道德体系一记狠狠的鞭笞：1990年代以来主宰公共空间的经济学，把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论假设，普及成一条伦理戒律。凡此种种前因后果，推动中国跌入一个伦理道德空白的深渊。
“人们开玩笑说，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何兵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从司法环境看，在基层法院，类似彭宇案、许云鹤案这种“和稀泥”的审判方式并不鲜见。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季卫东也提到，“司法系统往往不是追求一个正确答案，而是各打五十板，或者按照四六分成”。
因此，有舆论将矛头指向事件背后的法院，甚至法律：无论双方如何各执一词为自己辩护，最终作裁决的都只能是法院。但法院遇到类似这种各执一词又没有证据的案件，在审判时要慎之又慎，在事实真相无法判断的情况下，在依法作出审慎判决同时，是不是应该考虑对社会公共道德体系的维护？是不是应该重视公众对于法律“信任感”的维护？
·三·
2011年9月6日，卫生部发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提出：不要急于扶起，要分情况进行处理。
《指南》还提出，“发生跌倒均应在家庭成员或家庭保健员陪同下到医院诊治，查找跌倒危险因素，评估跌倒风险，制订防止措施及方案。”
而就在《指南》发布4天之前，湖北省武汉市一位88岁的老人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菜场门口迎面摔倒后，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一个半小时后才被送医院救治，老人终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
因此，有人担忧：《指南》的发布是否会为见死不救的“冷漠”提供了新的借口？到底如何扭转“相救不敢救”的社会现实？也有人将此归咎为“彭宇案”的“墓碑式”判决。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季卫东对媒体表示，将“想救不敢救”的社会局面归咎到“彭宇案”或者是某一名法官，固然有失公允，可要避免悲剧重演，重要的一点就是改变“彭宇案”的判决思维。
“在双方证据都不充足的情况下，法官没有依照‘谁主张、谁举证’这个基本标准，而是在疑点重重时，就根据所谓‘常理’和‘社会情理’对彭宇的过失进行了可能性分析，当然难以令公众信服。”季卫东表示。
季卫东担心，“彭宇案”的这种判决思维正在形成某种定势，公众在救人时不仅担心被被救者“讹”上，更害怕的是连法官都不会支持自己。
10月21日凌晨，近来牵动无数关注目光的佛山女童小悦悦终因抢救无效而离世。这引发网友广泛热议。
值得关注的是，在小悦悦离世3天前，广东省政法委、社工委等十多个部门开展“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大讨论。会后，省委政法委在官方微博上发布信息，问计于民，征求救济机制、奖惩机制方面的意见与建议，意见或会成为广东省制订相关政策的依据。
对于可能到来的“立法告慰”，何兵对《中国周刊》记者表示，其效果高下有待检验，要想破解“彭宇”困境，恢复重建公众对于法律的信任，首先要做的是“把墓碑敲碎”。
“把原来的墓碑大张旗鼓地敲碎，重新树立一块正义的碑，并且不断宣传，”何兵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最高法院在类似的案子里，重新做一个判决，放到司法解释里，才能把墓碑敲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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