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在美国
限制公权 方可互信——社会信任在美国
文／龚小夏
他们假定，权力可能导致腐败，而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只有对权力进行限制，政府才能有公信力。
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建立起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其短短几百年的历史，可以说是各种语言文化、宗教信仰、民族种族的群体之间建立社会互信的过程。
当最早的欧洲拓荒者们在十七世纪初年前往北美时，这片土地除了个别探险家之外没有欧洲人来到过。这里的印第安人部落——传说中有五百个——还处于原始状态，部落之间只存在非常有限的互信，更谈不到组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来自欧洲的移民们尽管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和其他技术手段，但是如果不去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组织，那么最终那有数的几百人必定会被广袤的荒野所吞噬。
早期的移民为了生存与发展而订立了一批契约，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五月花公约》。
这份在1620年在航行途中签署的英文原文不到二百字的公约(中文译文大约三百字)，被认为是美国的立国基础。公约中指出，他们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推动基督教信仰，为了国王与国家的荣誉”才飘洋过海去建立殖民地的。公约称：“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下誓约，自愿结成一个人民自治团体(a civil body politic)。”每个签约者都保证遵从这个自治政府所制订的法律和法规。
这一法制性的自治政府的概念，并不是五月花号船上那102名移民的忽发奇想。他们中的主体，源自英国诺丁汉郡的一个主张与国教分离的基督教清教教会。
在十七世纪初，由于受到有王室支持的宗教迫害，该教会的成员逃离英国，到相对自由的荷兰去建立自己的宗教组织。这个人数不多的团体在荷兰已经形成了自治社会组织，到新大陆去是为了进一步寻找宗教的乐土。可以说，在离开旧大陆之前，五月花号上的移民已经是一个具有高度互信基础的群体。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移民虽然早已是亲朋好友，但是他们却是以契约而不是人际关系来作为新社会的基础。着眼于个人关系的社会必将导致人治，契约关系却导向法治，这正是《五月花公约》的重要性之所在。
以契约关系为基础建立的社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悖论，那就是为了建立一个人际之间存在高度信任的社会，人民必须对掌权者高度地不信任。他们假定，权力可能导致腐败，而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只有对权力进行限制，政府才能有公信力。
杰佛逊执笔的《独立宣言》，明确地指出了政府权力的来源：“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 ，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也就是说，政府存在的唯一目的，是保卫人民的权利。如果没有人民的允许，政府就没有合法性。
有人评价建立美国政治制度的国父们说，那是一批对掌权者——包括他们自己在内——有着近乎神经过敏般不信任的人。他们设计的现代历史上的第一个代议制共和国，是由各种各样复杂的制衡体系组成的国家机器，其中最重要的，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以及地方自治这两大原则。三权分立保证国家大权不会集中在一小撮寡头手里，地方自治则使得政府的权力更加接近人民。各州有独立的宪法，每个县市有独立的宪章。大多数与人民日常生活相关的事务，由地方政府管理，这也方便了公众对政府的监督。
由此而引申出来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悖论，就是有限制的政府却往往是更有权威的政府。政府的权力有限并且分散，大大地增加了政治的透明度，而透明度则赋予政府以更多的公信力，因此政府所制订的法制与法规也更容易推行。
一个比较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美国的学区。这里的公立中小学是由学区(school district)来控制和管理的，校董会(school board)是县市一级中独立的政府部门，校董由选民直接选举。在绝大多数的州里面，校董会有权直接征税。在笔者居住的弗吉尼亚州Fairfax县，十二位民选的校董掌握着每年22亿美元的教育预算。校董的选举每四年进行一次，竞争非常激烈，候选人要募捐几万甚至几十万去竞选。当选之后，这个职位并不付给工资，只有一点车马费，但是却决定着这个170万人的县的教育政策。每次校董会开会，按照法律都必须对公众开放。学区的经费开支全部对外公开，各位校董投票以及会议的记录也公布在互联网上。每次校董开会时还专门有让公众发言的时段。如果对教育或者对校董会决策有不满意的人，都有权到那里去发言，也可以通过各种媒体来表达意见。而校董会作出的决议，除非越出了权限或者有违反了法律的地方，否则政府任何其他部门——上至总统下至县市长——都不得干预。
当然，限制政府权力最有效的途径是民主选举。自立国开始，美国从联邦制各级州县市政府都经由民选。从参选的时候开始，候选人就对选民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当选，他们会将自己选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点他们也许不能完全做到，但是在做事上多数人还是相当谨慎，不会也不敢恣意乱来。而相对清廉的政府也比较容易做到令出必行，这对于经济与社会大环境的稳定和谐极为重要。
正如十九世纪的诗人和作家爱默生说过的那样：“相互之间缺乏信任是非常昂贵的(Our distrust is very expensive)。”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里，建立社会互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这个社会历来充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冒险家和投机者，直到最近还不断出现诸如安然、麦道夫等各种惊天骗局。
所以，有对选民负责的、透明的政府，是堵塞各种漏洞、推进社会互信的最重要的根本。
信任危机折射发展之痛
市场、政府、社会三个领域同时遭受信任危机，这是前所未有的。
受访者 杨团(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采访整理 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Q＝《中国周刊》
A ＝杨团
Q：当下中国出现的信任危机，它有别于以往的特点是什么？
A：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政府、市场、社会三个领域同时遭受信任危机，这是前所未有的。
从郭美美一条微博引发了一系列慈善公益负面事件，极大地损害了公众对慈善公益组织的信任。几乎同时期，恰逢铁道部刚刚耀武扬威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高铁速度全球第一，世界各国都向中国订购高铁，话音未落，就发生了铁路撞车和人员重大伤亡事故。还有，市场危机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提到危及人民生命安全的高度，还有居高不下的房价，农民大量失地、城乡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等等。这些问题相互影响，助长了公众的不信任情绪。
据观察，无论政府、市场还是社会三大领域的问题整体性尖锐化是在最近几年。如果有心人愿意用数据说明问题，我建议选择几份重要的新闻报纸，只看一版两版，或者社会新闻的头条、二条，做一个前三年和这三年的统计对比，可能会发现三大领域的问题出现频率大大地升高了。
从表面上看，这些事件的出现似乎没有什么相互联系，但本质上是有内在联系的，而且积累时间甚长，不过是集中爆发而已。但是，市场、政府、社会三方面在短时期同时遭受信任危机的现象以往没有出现过。
这表明社会弥漫着一种普遍的困惑和焦虑的情绪。而在困惑和焦虑的背后，是情绪的升级，有些已经发展成为愤懑和愤怒。社会情绪也会从最薄弱处打开缺口，因为信息不透明，因为大多数公众不知道真相，从而导致更加深重的信念崩溃。
Q：那您觉得，当下中国的信任危机，会带来怎样的危害？
A：不信任社会组织，不信任政府，不信任市场，不信任自己的社区，也不信任自己周围的人，不信任陌生人……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缺乏信任的氛围，这对社会的健康成长与发展是非常有害的。
市场缺乏信任，就没有信用可言，健康的市场竞争和创新就被扼杀，经济就会萎缩。政府与公民之间缺乏信任，政府的公信力一旦失去，政府的合法性就会遭遇挑战，从而使社会陷入混乱，运行成本大为增加，甚至出现不稳定局面。
还有，信任危机会直接影响未来，影响孩子。孩子失去天真、童贞、纯洁、活泼、诚实的天性，学生不再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民族的未来也堪忧。
现在社会上这么大的贫富差距，导致这个社会产生仇富、仇官心理。穷人看着自己和富人、有权人的差距越拉越大，没有归属感、没有安全感，一展望前途，大家都黯然失色。对生活不满意的人，比过去大大的增加，它会导致什么呢？
我觉得，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再这么蔓延下去，会出现更深重的政治危机。
Q：造成当代社会信任危机的原因是什么？
A：从根本上说，是发展思路出了大问题。四十多年来，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被西方引上西方现代化之路，即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以现代化为主要理论基础，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途径，以英美为赶超对象。这是一条为了高收入必须付出高消费和高能耗代价的道路。GDP、国民收入、全球国家排列、中等收入陷阱等等概念，全属于这一套话语体系。
正是这种追赶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思路一直引领着中国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道路。铁道部修高铁就是一例。拼命地追求建设的高速度，争世界第一，借了巨额国债，在相当长的时间还不上。实际上有什么必要非要这样去做呢，不争第一有什么了不起呢？
从社会风气还可以看出发展思路的问题。曾几何时，社会变得中国人都不认识了。一切向钱看，有理没钱莫进来。相当一部分人的获利是依靠权力，权力成为公开的买卖筹码。权钱交易批判了这么多年，越批规模越大，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社会的弱势群体，几亿农民还有两亿多农民工，社会的地位日渐低下。公权力对于他们的社会保护经常缺位，国家的法律不能保护社会公平，甚至一些地方的公权力还会联合资本进行“圈地运动”。平民的被剥夺感从未如此强烈，仇富、仇官的情绪在蔓延。
现在的问题如果仅仅归结为体制、政策、制度，都嫌小了，窄了，体制、政策、制度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形成的根子何在？这些不搞清楚，解决任何问题都是奢谈。
Q：有人说，信任危机的原因，是中国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这个过程中，旧的、传统的东西被打破，但是新的东西没有建立起来，您怎么看？
A：打破传统是肯定不对的。传统的东西里头有很多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应该保留的。比如说儒学，里头有很多东西是好的，不能丢掉的。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比如“言必信，行必果”等等，这是我们民族文化上千年的传统，但是现在被一些人弃之如敝帚。
有人说，问题在制度规范不够，要制度创新，要制订好的法律。
可制度是什么？是政策的固化。要有制度你先得有政策方案，有了政策方案，你把它稳定下来，才能形成制度，但是政策方案从哪儿来呢？来自你的执政思路和思想。关于中国发展的思想才是最最重要的。30年来的这种现代化发展，这种被称之为中等收入水平的富裕付出的是怎样的代价？我们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条路上跑了很远了，到底遇到了哪些问题，受到了哪些损害，至今其实并没有很好地厘清。所以我觉得，并非是简单说说制度出了问题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的，现在是基本思路都没理清楚，新出现的意见、政策、口号还互相打架。所以我说根子在于发展的思想。
Q：今天我们如果想重建信任的话，应该怎样做？
A：重建信任，首先要厘清思想。中国走什么路？要走多元化、自主化、本土化的发展之路。要鼓励和支持社会中间力量，助力中国自己的公民社会成长，这就是鼓励、支持公民和公民团体与政府，以及企业界同舟共济，共同来承担社会责任，共同来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以公民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精神为动力，推进社会的稳定成长。
要克服信任危机，就要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开放和信息透明。不光红十字会、中国字头的非营利组织要这样做，国营企业、股份制企业、我国政府都更要对公众透明。今天已经进入了微博时代，在几分钟之内，信息就会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和迅速传播，这种信息的传播力已经构成了公民的一种新权利，这是前所未有的。它严重制衡着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权力。在今天，你想不透明化，几乎都做不到了。政府只有对这一种新权利有透彻的了解，对于郭美美引起的网络事件有深刻的解读，顺势而为才有可能走出危机。
我不认为现在需要谈什么特别具体的政策和建议，现在还不是时候。现在群众心里所积攒的不满、焦虑是必须释放的。用什么样的方式，怎么来释放？是目前该讨论的话题。
30年前，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的大讨论，成为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先声和标志。要我看，今天很有必要再来一次大讨论。在思想上明辨大是大非，才能真正有益于下一步的改革。而下一步改革的主题，就是从社会改革启动，渐行渐进地推动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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