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艺60年：孤独而高傲
新民周刊2012年第23期封面
生鲜话剧
与电影、电视不一样，话剧是无法拷贝的手艺，每一次登台都有不同的气场和效果。把话剧做成影像，就会丧失原汁原味的鲜活感，弄出一坨腌制的陈货。在工业化时代，话剧的不可复制，恰恰让它变得更为珍贵，也让参与者的骄傲油然而生。在崇尚手工的当下，我们理应多多走进剧场，给放弃高额片酬的演员们一些鼓励。
当然，手艺也有高下，北京人艺的手艺一直令人钦佩。今年，她60岁了，美人迟暮，各种争议也扑面而来。要她去市场上卖弄风骚，争抢搏杀，似乎并不合适。北京人艺还是更适合被养在高阁，继续她的精致和品质。问题在于，如何才能让一个甲子的老剧院重新焕发青春和热情。毕竟，如今吃话剧这碗饭的人越来越多，见多识广的观众们，能否一如既往地追捧那些美好记忆呢？
观众需要怀旧，也需要创新。(钱亦蕉)
孤独而高傲：北京人艺60年
人们期待的是，在群星闪烁的戏剧天空里，北京人艺永远有熠熠发光的戏与人，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这也是北京人艺可以用来回报历史与命运特殊恩宠的最好礼物。
撰稿—水 晶
6月9日晚，一条新浪微博在网上被热转。大雨滂沱的夜晚，几位网友拍到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60周年之际，温总理来到北京人艺观看经典话剧《茶馆》，做一回普通的戏友。
在中国，领导人进剧场看戏并不常见。北京人艺大概是领导人来得最多的剧院之一。这个传统要追溯到周恩来，从1949年到“文革”前的17年里，北京人艺总共上演了100多部戏，周恩来几乎每一部都看过。有些广为流传的故事，比如“周总理帮演员找皮鞋”，说的是有一天他临时去看《武则天》，当天已经没有票了，为了不打扰观众，他勉强坐在副台看戏。演唐高宗的演员董行洁穿着戏里的厚底鞋不舒服，一下侧台就要换回自己的皮鞋，可那天怎么也找不到了，四个演宫女的小姑娘帮着他找，忽然发现多了一个人也在找皮鞋，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除了这种温情流的故事，另一个故事更意味深长：1961年4月周恩来看过《潘金莲》这个戏后，召集田汉、欧阳予倩等主创座谈。当时的话题包括：潘金莲算不算妇女反对封建压迫、武松算不算英雄。讨论结果是，如果潘金莲杀死的是张大户、西门庆这样的人，才值得同情。最后，这个戏停演了。
这些老故事，很生动地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北京人艺在中国戏剧乃至文化界的重要地位。它重要到一国总理亲自关心剧目的创作，也因为这种不同寻常的关注，北京人艺在国人心目中有了别样的光环。
起起落落
成立于1952年6月12日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并不是新中国的戏剧独生子。与之同一时代的，还有辽宁人艺、天津人艺、上海人艺等多家大型国有剧院。如今上海人艺已消失多年，辽宁人艺、天津人艺则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向电视剧领域转型，近年来除了主旋律话剧和经典作品偶有上演之外，作为一个单体剧院的持续创作和演出功能基本停滞。相形之下，北京人艺的“一枝独秀”，确实有其独特的历史机缘与血脉值得梳理和回顾。
古人说成功系于“天时、地利、人和”，“地利”于北京人艺而言自不消说。而“天时”与“人和”，在北京人艺的历史上，却有着几起几落。这从北京人艺历届领导的履任时间表上即可见一斑。
1952年6月12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宣布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曹禺为剧院院长，焦菊隐、欧阳山尊为副院长，赵起扬为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郭沫若、老舍、曹禺(人称“郭老曹”)为剧本创作主力，焦菊隐成为北京人艺事实上的总导演及没有“艺术总监”头衔的实际艺术总监，赵起扬作为一级党组织的代表，深谙与艺术家的相处之道，并且在行政与党务等方面为整体艺术创作保驾护航。北京人艺这几位最重要的开创者们，像父亲母亲一样，为这个新生儿赋予了优秀的基因和强健的体魄。即使是在建国初期文化艺术创作深受意识形态干预的情况之下，北京人艺仍然创作出了《龙须沟》、《雷雨》、《骆驼祥子》、《北京人》、《风雪夜归人》、《虎符》、《茶馆》、《蔡文姬》等一大批优秀的剧目。焦菊隐将斯坦尼体系思想与中国戏曲的美学原则融汇贯通于他的导演艺术中，形成了“焦菊隐学派”。这一代人为北京人艺留下的精神遗产和美学遗产，成为这个已有60年历史的剧团最宝贵的“镇团之宝”。
“文革”十年，北京人艺的创作几近停滞。“文革”结束后，1978年刁光覃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及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导演，直到1984年退休。他先后导演了《日出》、《小巷深深》、《小井胡同》、《狗儿爷涅槃》等剧目，并组织了《龙须沟》、《茶馆》、《雷雨》等经典剧目的恢复上演。使得十年浩劫中被中断的艺术创作和表演训练重新被恢复，观众也找回了对北京人艺的热情与挚爱。
第三个高峰是改革开放之初，1984年3月28日于是之被任命为北京人艺第一常务副院长。同年，林兆华被任命为北京人艺副院长，1998年退休。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戏剧乃至中国文化界整体狂飙突进的年代。1982年，林兆华导演的《绝对信号》在北京人艺一个排练厅里吹响了“实验戏剧”的号角，这个戏当初的创作环境和外在压力，绝对不比他的前辈们在建国初期时遇到的小。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大量的西方剧目开始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出现，《屠夫》、《贵妇还乡》、《推销员之死》、《洋麻将》等西方世界的当代剧目，与《车站》、《野人》、《夜店》、《红白喜事》这样的中国本土实验剧目一起，为北京人艺的创作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曾经困境
进入2000年之后，随着整体戏剧环境的变化，民间和其他院团的戏剧作品越来越多，相比之下，北京人艺的创作步伐却慢了下来。导演的青黄不接，演员向影视剧的流失，市场的喧嚣与浮躁，都为北京人艺带来了众多的争论。我印象中非常深刻的是2002年北京人艺50周年时，喜庆气氛中，有许多对北京人艺的批评之声。
而大量老艺术家的离去，也确实成为北京人艺最痛的短板。2007年“中国话剧百年”，也是北京人艺55周年，人艺著名老演员蓝天野说：“1992年人艺40周年院庆时，我数过，有92个元老还活着；50周年时，恐怕不到一半了。”的确，2007年“话剧百年”时能找到的可以交流的人艺老演员不过10余人，导演中仅余93岁的欧阳山尊。
在微妙而低迷的时刻，2003年4月12日，濮存昕被任命为北京人艺的第一常务副院长。据说他决定接受这个任命的唯一动机是，他可以有更多机会帮助林兆华排戏。而当他上任后在人艺内部会议上提出让林兆华当“艺术总监”却无人赞同时，他就立刻踩着自行车去北京市委组织部递交了辞呈。此时的北京人艺，无论是创作层面还是内部的人心稳定，都处于低谷期。2006年，濮存昕干脆在《南方周末》大放悲声，声称“‘人艺’的现状实际上是一锅粥，濮存昕你跳到这粥里去搅和，就会被这锅粥淹死。你想把这锅粥的汤倒了，重新煮，根本就不可能”。
除了大声疾呼之外，他也抓住时任北京市长王岐山考察北京人艺的机会建言，说“北京人艺就该有张和平这样强有力的领导来才行”。这种“愣头愣脑”的发言，被王岐山认为是考察过程中听到的最务实的建议。2007年11月23日，张和平被任命为北京人艺院长。他1997年参与创办了紫禁城影业公司，首提“贺岁电影”的概念，推出了《甲方乙方》、《没完没了》、《不见不散》，他又被称为“金牌策划”，参与策划过主旋律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张思德》、《建国大业》。
有人评价张和平“是一位抓主旋律和市场两手都很硬的人”，而他来到北京人艺后，显示的是另外的两手。一手是抓艺术创作，另一手是重整人心。他在北京人艺除了整治之外，推出的重头项目是2009年的《窝头会馆》，林兆华导演，濮存昕、徐帆、宋丹丹、赵立新、何冰五位明星主演，刘恒度身打造的剧本，成为建国60周年的献礼作品，也为北京人艺创造了一个新的票房奇迹。在当时戏剧市场各路作品纷纷以“票房”说事儿时，北京人艺靠这个“金窝头”扳回一分，证明了主旋律戏也一样可以有票房。
也是在此之后，戏逍堂之类出品的与北京人艺品质和定位不符的租场类剧目开始逐渐被“清退”。北京人艺越来越注重长周期的剧目生产与营销，除了以自己创作生产的剧目为主之外，也开始尝试用“精品戏剧邀请展”这样的方式主导引进港澳台及国外剧目，像香港导演毛俊辉的《情话紫钗》、去年来自契诃夫国际艺术节的《暴风雨》等，都是邀请展中的佳作。北京人艺与首都剧场这两块“前店后厂”的品牌，终于开始整合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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