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瞭望杂志第13期封面

　　与信仰对话

　　当一系列的社会恶性事件烛照出我们社会的真相种种，一定有人追问，人心有恙否？信仰可安在？

　　信仰，对一个人而言，是生命的炽热和灵魂的追求；对整个社会而言，是坚守德性、敬畏制度；对于一个党而言，则是传承光荣、永葆先进。

　　如今，当我们愿意从这个心灵的源头来审视自身的时候，信仰这条轨迹对于我们这个国家而言，并不是“来无踪”，也不容许“去无影”。它的重建之路，必然要承载光荣的历史、坚守道德的阵地、重归理性的轨道，偎贴在社会大众一言一行之上。

　　寻：信仰的踪迹

　　文_本刊记者   叶茂

　　无畏时代：离地三尺的神明哪去了？

　　有人说，中国最精彩的电视节目，不是各种电视剧、娱乐秀，而是“质量万里行”。食品凶猛、药品凶猛——色香味俱佳的背后，充满凶猛的化学添加剂或转基因，从三聚氰胺到瘦肉精，从洗虾粉到苏丹红，从地沟油到染色馒头、皮革制果冻，以及最近被曝光的胶囊铬超标，企业把用废料“蓝矾皮”生产的工业用明胶用于药品生产……这些恶性的药品食品安全事件让人们陷入了一种无奈的“审丑疲劳”。

　　怎样解决？国家数次专项治理固然在完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方面有了坚决推进，使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有法可依；另一方面，整个社会意义上的道德失范问题也随之浮现。

　　2012年5月14日召开的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会议就尖锐地指出，对于多个领域出现的造假之风，除了补齐制度的“短板”，还应注重信仰缺失、道德失范的问题，“还老百姓以信心”。

　　实际上，当今社会上昧着良心的“无惧无畏”又岂是只在食品、药品的领域？

　　“实用至上”之风，从民间吹向了高校和学术，还吹向了官员群体。为了利益不顾学术上的纯粹，出卖自己尊严的教授比从前更多；官员群体的大部分负面新闻背后都无不闪现着“在其位，不谋其政，拿着老百姓给的权力谋私利、逐政绩”的不正之风，有的官员为了在位有限的几年里“搏出位”，甚至无所顾忌。

　　为了博得利益，各种名人也在“掺假兑水”。抄袭、假唱、易容、超越底线地炒作绯闻。诚信随着传统信仰体系的崩塌而不复存在。真诚、互信变得奢侈起来。如今我们“有钱了”，却“穷得只剩下钱”。

　　信仰，仿佛变得廉价而易碎。“老人跌倒该不该救”、“幼儿被车碾压路人视而不见”这些问题也随之出现，而这种道德困境和价值缺失正在煎熬着中国——“转型期”与良心在竞赛。

　　中国，还能信什么？谁还能让人相信？中国的各个阶层似乎都陷入了一种信仰和信任的沼泽。在传统的中国文化里，民间百姓信奉鬼神，所谓“离地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初级的敬畏心，如今在民众中都已基本消失。值得追问的是：那个离地三尺的神明哪去了？

　　伪信仰：快餐为饥渴而来

　　一方面，社会在信仰的层面大呼饥渴，另一方面，“神医、高人”纷纷登场，灵修班、辟谷课之类也广受欢迎。这让很多胆子大、有手腕的人找到了商机，一番包装之后，就开始大行其道。

　　据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的调查，宣称确信自己有某种信仰的中国人有49%。该研究所的檀传宝教授认为，更多人有意或无意地选择游离在制度型宗教信仰之外，但热衷如求签、祷告、看相、算命等活动。这些活动无疑“见效”仿佛更快、诉求更为直接。过去一年中，算过命的中国人有3.62亿。

　　“你难以想象，居然有这么大的需求！”曾在“灵修大师班”做过一个所谓大师助理的李嫣然告诉记者，当初上灵修课的时候，早已忘记了学员们到底为啥烦恼，只记得黑压压的人群和“大师”嘶哑的嗓子。她说自己天天和“中国病人”打交道，常有“进了疯人院”的感觉。记者问，疯人是什么？她说，“集体无意识”！

　　好处，是这类活动的诱饵，吸引为个人谋求私利的“利己者”，而不是追求社会公义与和谐的“利他者”。因此这种“精神快餐”实则与信仰的心灵追求相去甚远。

　　四川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胡光伟通过多年观察，发现真正纯粹的、褪去经济色彩的信仰号召在中国太难见。

　　“如果你观察当下凡大有蔚然成风之势的与心灵有关的活动，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它的传播路径就像很多流行文化的全球旅行一样，门槛低、诱惑强，不仅捕掠精英阶层，也开始进入寻常百姓视野。”胡光伟说。

　　从信仰上寻求药方，在不少学者看来，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终极良方。然而，一个首先需要反思的问题横在面前：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在面对这场社会剧烈转型阵痛之时，为何找不到信仰的种子？人心藏得太深，还是坍缩得太厉害？

　　谈到今天流行的精神快餐，胡光伟认为，它没有挖掘传统文化的根基，没有价值重建、没有注重漫长投入后的内在修为，仅仅是为了一解社会的信仰饥渴，其作用不啻另一种“实用主义”。

　　“成功控”：信仰无用论？

　　近日，河北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大学生生活质量调研报告》，在对全国11所综合性大学在校本科学生的人生观调查中，66.1%的大学生信仰包括个人幸福、享乐、功利在内的“实用主义”。

　　在职业选择上，该报告将30年前大学生和现代大学生的目标总结为“老三到”和“新三到”。30年前，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一代大学毕业生的理想选择。现在，到国外去，到外资企业去，到挣钱多的地方去，成了一些大学生的主流选择。

　　青年人的选择，折射了产生这样价值观的社会土壤。有什么样的社会土壤，必然产生同等的社会期许。

　　“成功——就是我们现如今最大的社会期许。”河北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顾问杨振斌说，“市场导向下的浮躁社会加速了人在‘成功学’上的步伐，像一个庞大行进的大军，吸引着向往‘成功’的人，那么信仰确实显得有些‘无用’。”

　　正历“转型期”的中国，市场的熔炉如火如荼，监督与机制都尚未健全，市场本身并不能分辨善恶，还可容纳各种各样对整个社会来说极不道德的交易，同样，一些人把名誉、良心、权力和官位等当作商品与金钱进行交易，只要占有者愿意，都可以商品化，这是符合“结果导向”的。

　　如此一来，当前所存在的乱象，其形成主要肇始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过度的“结果导向”——实现物质利益最大化，如此难免不断淡化和冲刷人们的“敬畏”之心——一切信仰得以建立和巩固的支柱，从而产生社会上的各种不良现象，价值观是非难分，荣辱莫辨。追逐政绩结果的官员“不择手段”，追求市场利润的商家老板“不择手段”，在追逐名利双收的学术竞赛中的教授“不择手段”……

　　共产主义：尴尬与坚守

　　同样面临功利主义“现实处境”的，还有共产主义——

　　曾经，在建党立国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号召全国群众抵御外侮、解放中国、建立政权、开创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其中有太多常人无法想象和实施的创举。如此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并非巨大的物质利益所换取，而是看不见的坚定的政治信仰让党员能够带领起全国的群众。

　　共产主义这一在上世纪历经风云、沐浴鲜血的革命理想，在今天崇尚商业奇迹、社会浮躁安逸、个人主义泛滥的21世纪，受到了新的挑战——它离我们是不是越来越远？

　　对于一部分党员来说，对共产主义的坚守渐渐被个人的安逸、物质的满足感、权力的欲望所攻破，大搞腐败、生活腐化。有的党员干部甚至语出荒诞。胡长清曾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为此，胡长清全家都办了化名身分证和因私出国的护照，准备一有风吹草动时就开溜国外；已被枪决的北京电子动力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陈铭曾说了这样一句“肺腑之言”：“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的胡建学曾私下对其部下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出路”……

　　另一种尴尬，则是“洋主义”遇见“土神仙”。为了升官发财，消灾避祸而求神拜佛、迷信风水在党员干部俨然“风生水起”之势。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一些党员干部的迷信使他们腐败的胆子也越来越大。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结识“大仙”殷凤珍后，便在家中摆佛堂、供神台，在枕头底下压“五道神符”，以做佛事为由，向私企老板们伸手要钱要物。

　　今日的社会中，也仍有不少优秀的共产党员坚守着心中的信念。2010年10月才辞世的杨善洲，担任云南省保山市领导20多年，两袖清风，一辈子都爱和群众一起劳动，爱走群众路线，被称为“草帽书记”，死后留下五六万亩郁郁葱葱的山林。其群众观、权力观、名利观无一不在践行共产党员的信念。而积劳成疾，身患癌症，却探索出了利于农村发展与稳定的“城南经验”的南充市营山县城南镇党委书记文建明，算作一个当今共产党员精神坚守的榜样，被成为“当代焦裕禄”。

　　然而，共产主义不能止于榜样，它怎样取得党员群体的广大认同？它能否再次燃烧激情？能否战胜现实社会的功利与诱惑？不少人把目光对准了青年教育。如果一个青年党员在入党的那一刻，都不能对共产主义形成信仰，那么在以后的人生经历中，面对强调逐利的社会、强大的诱惑，信仰纯粹性的保持更令人堪忧。不少高校都在研究如何避免入党宣誓的“走过场”现象，加强信仰教育，增加了强调神圣性的内涵。

　　不过，四川省直机关党校教授魏敏生认为，一个党员在人生的道路上真正面对复杂环境时，却仍不可避免地面临信仰与现实、良心与利益的竞赛，实际上，这也是一场关于“无用”与“有用”的竞赛。

　　述：他们的信仰故事

　　文_本刊记者   叶茂

　　一个人在心灵层面有所执着，背后必定有他的故事。他们穿越过人生的风暴，行在心灵平静的沙滩上。这样的人是普通人，也不是普通人。他们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又超越着生活的平凡。

　　用生命拯救生命

　　“有女孩最近打来电话想自杀，身世确实很惨，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下忙？”

　　赵广军是一个志愿者。他吨位很重，身材胖胖的。年近30岁的他，在母亲安排下与一名女孩饭桌上相亲，刚坐下来，赵广军正心里嘀咕着“对方一看我这身材，估计没什么戏了”，忽然电话又来了。

　　2004年底，赵广军自费开通了“生命热线”， 2007年5月又挂牌成立了“赵广军志愿服务工作室”，专门为生活中遭遇不幸和承受压力的人提供援助。

　　生命热线，即“用心灵影响心灵，用生命挽救生命”。赵广军说自己大部分的时间都耗在了“生命热线”上。“最惨的时候，连续三天三夜只睡了一个小时，不停地有电话打进来，连吃饭时间都没有。交过的几个女朋友都离开我了”然而，他成功地挽救了200多名轻生者，还挽救过太多游走在生命边缘的心灵。

　　有的倾诉人从外地打来电话，响了两下后就挂掉，让赵广军再打过去。“今年9月份一家媒体再次登了我的手机号码，我一个月的电话费直线上升了600元。”

　　赵广军可不是什么大财主。他在做社会工作的同时，常常打着零工，月工资两三千元。“一名东莞女孩总是打电话让我陪她聊天。有一次偏要叫我打过去我都没回，她就发短信骂我。”赵广军苦笑，“我个人财力也有限啊，充值的时候谁来可怜我？”

　　一个财力普通的年轻人，为何要坚持做这样的社会工作？“赎罪”——赵广军说，他的背后也有一段故事，“这里面有太多一般人几乎难以体会到的深沉况味”。

　　原来，赵广军曾经也是个问题少年。1996年毕业之后做电工，每个月才拿300元，在社会了混了很久，主要跟一些“朋友”做偏门生意。那时候的赵广军，认为只要“够邪够狠”，什么都不用怕。

　　1998年前后，赵广军最要好的一个混社会的“把兄弟”被通缉，四处逃避追捕，最后自杀了。

　　“这个把兄弟，让我看到了世间的快乐；而他的死，让我看到了世间的丑陋。”看不到前途的赵广军决心脱离那个圈子，重新走另一条路。2000年，他加入了青年志愿者的行列。

　　他说，我想为他赎掉罪恶，期望他能够升天堂。“生命在我这里的意义从此极为不同！我愿意尽我的力量去让迷途中的人看到生命的意义所在，同时也为自己开一扇生命之窗。”

　　没有受过专业的心理训练，赵广军用什么来劝慰那些想自杀的人呢？赵广军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听对方倾诉，听完他们的悲惨遭遇后，赵广军就把自己的遭遇讲给他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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