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信仰谱
新生：激情燃烧的岁月
新中国的成立，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成立的形式，更成为那一代人的精神图腾——一切都翻天覆地，百废待兴。他们愿意献出自己的一生心血，来为这个光荣的事业鞠躬尽瘁。
1956年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全国上下弥漫着“建设者”的激情。开创未来的激情火种，点燃了贫瘠的土地，人们被调动起来、凝聚起来，青春、热血，都汇到一起。
宝成、成昆、康藏铁路的建成，武汉长江大桥的贯通，大庆、胜利油田的开发、武汉、包头钢铁基地的落成……仿佛每一天都有振奋人心的建设成就。国防方面，1963年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更是点燃了全国人民对新中国的奉献激情。
那个时代，为信仰而奋斗的“英雄”也变成了劳动者和建设者，有钻探工人王进喜，有清洁工时传祥，有公务员焦裕禄，有售货员张秉贵等等，他们深入人心，成为大家争相学习的对象。尽情奉献、尽情付出、尽情劳动，成为当时的时代旋律。
“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从工人到农民，从群众到官员，从少先队员到共产党员，被广泛普及和弘扬。它成为社会的最核心的宗旨，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无限动力。
不过，信仰既能产生改天换地的正能量，而一旦被扭曲、被利用，其破坏力也是毁天灭地。1966年，文革爆发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达到顶点，信仰被极度扭曲。恶行以信仰的名义在各个阶层爆发，年轻人以为怀揣真理却将真理扫地，社会打乱。巴金于文革后曾写作《随想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那个年代，就连说真话、不害人，都是如此的难。
裂变：谁来填补空白？
进入新世纪后，经济、发展、和平等字眼已成为社会的中心。多种社会的理念和思维喷薄而发，人人都有了诸多选择，信仰却出现了“断层”，因此社会出现了心灵空虚、金钱至上、极端利己、信用丧失、民心浮躁的局面。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小说《双城记》的开头如此写到，狄更斯在写下以上这段话时，正值19世纪中叶，蒸汽机时代的英国正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这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对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也带来了剧烈的变化。而在一百多年后，今天的中国也走到这个关口。
信仰以何种姿态生存？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作为信仰重建，打响了改革开放“第一炮”。新的价值观不断如昙花般绽放又衰落，然而仿佛谁也不能填补社会价值观的巨大空白。这就像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另一句话：“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
心理学家胡纪泽在《中国人的焦虑》一书中说，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进程越深入，人们的焦虑越严重。他们是组成中产阶层的公务员、知识分子、高级白领、职业经理人和中小企业家。
“虽说这是社会的‘感冒’，但警惕着我们社会整个心灵出了问题，”胡纪泽说，“如今美国城市里每3个人里就有1人有抑郁的倾向。虽然中国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经济发展是缓慢渐进的，同时伴随有两三百年的文明演变；而中国的发展快得来不及建构出新的价值体系。我们仅用30年时间来消化西方国家300年的价值裂变和心理冲突，如同承受着坐过山车时的失重。”
以往，社会认为个人价值应该建立在为人民服务、为大众牺牲的精神上；当市场经济迅猛发展，资本主义价值观冲击原有价值体系时，社会认可的个人价值又转而与财富及社会地位捆绑在一起。
如今中国人的信仰，仍在选择空间与实践的可能。一方面是主流意识形态，来源于政治建构与引导，以爱国爱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建构新社会的的新道德观；另一方面是，各种民间信仰传统的活跃，国祭炎黄、祭孔等再次回归，以及佛教、道教等传统宗教活动的热潮，表明中国几千年的信仰惯性。
望：信仰的重建
文_本刊记者 叶茂
信仰除了要“仰望星空”，还应同时俯畏‘脚下之路’。对个人而言，信仰是个体寻求精神出路的一种努力。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矛盾综合体，要在尊重多样化的同时，挽救失序，安放我们的心灵，必然需要取得信仰层面的“最大公约数”。
“约定”：敬畏底线
在中国食品药品安全事件接二连三被爆出后，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杨锐曾感叹道，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队伍，相关制度也林林总总，但为何食药安全事件却仍然频频发生？
他回忆起第一次到新加坡，回国后和朋友聊起对这个国家的感觉：整洁、秩序、保守。这是个多元种族社会，在700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便居住着来自20多个国家的居民，社会治安良好，而这个极其开放多元的国家，却又极其保守。各种族的宗教、文化、生活习惯，包括建筑风格在这里得以完好保留。法制再加上文化信仰，让这个国家秩序井然，多数人都能遵守纪律，各行其道，心里不浮躁，没有妄念，不抱侥幸，脚踏实地工作和赚钱。
杨锐因此认为其中有一种无形的社会“信仰”。它是什么呢？他比喻道，在城市的十字路口，红绿灯、交警、交通规则当然哪个地方都会有，但是，人和车若没有一个对他人行为的预期把握，心里就没有“安全感”。
因此，敬畏制度、遵守法律，是我们社会信仰的最大公约数。亚当·斯密曾在《道德情操论》里写道，社会中一个人心里的安全感来源于别人对道德和规则的敬畏。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对底线的“敬畏”，没有精神建筑来维系一个社会的约定，每个人的生活，同样无法得到保障。
“信仰是开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认为，信仰涵括神圣与世俗两大层面。对普通人来说，不一定人人都能追求崇高，但人人一定要坚守底线。
在公共领域，所谓信仰重建，更多应该是从这个层面。然而作为社会秩序的屏障，规则意识需要被最先建立起来。
“无规矩不成方圆”，有法可依、有法必究，在此共同核心之下，不同理念的存在就有了各自不同的空间或领域，它们彼此有关联却不能完全等同，人生理念可以并行不悖，最终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相协调、达一致，构成精神世界的社会和谐。
垂范：党员干部的“领袖作用”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特别指出，一个青年如果没有明确的信仰，就会在混沌的生存状态中失去自我；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没有具有坚定信仰作支撑的青年，将失去凝聚力，失去前进的动力，无法实现真正复兴和繁荣的。
尽管，信仰的搭建要靠社会的各个阶层与人群，然而由于中国的当下国情，公务员阶层应该在社会道德重建中扮演关键角色。清华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万俊人将之喻为信仰的“领袖作用”。
他认为，“在我们的传统社会里，社会的信仰体系和道德引领常常是通过公共权力和权力者的公共示范来实现的。官员对职责是否有神圣感？党员是否忠于党的信仰？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的运用是否源自高尚的精神动机？尤其受到关注，其正负两面的影响都尤其突出。官德示范和公共领袖(文化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示范不可或缺”。
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之源永远与“人民”有关，从嘉兴南湖上的一条船上为国家复兴定下了这个信仰起点，至此无数共产党人“投身革命即为家”，在血雨腥风中为新中国的缔造和建设创下基业。
今天的信仰问题也需从源头来解决。那些落马的党员干部其腐化堕落就从信仰的蜕变开始。
而如果在社会中处于精英阶层的领导者首先搁置了信仰，那很难保证人民群众的信仰重建。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党员干部要“在对待党和国家事业上始终保持进取之心，在对待人民赋予权力上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在对待个人名利地位上始终保持平常之心”。
重新回归这“三心”，既是回归到人民群众中间，回归共产党人的先锋的锐度，更是回归敬畏与信仰本身。中国共产党拥有8000多万党员，是社会的领导者和精英，它的精神回归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精神回归的关键。
“基因身份证”：社会核心价值观
“如果我们社会的精神层面没有(信仰)这张独特的‘基因身份证’，要追求民族的凝聚力和信仰力都是空谈。”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
对于我们当前国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标准的参照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描述道：“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
这是立足中国特色、立足社会主义的一个描述，辛鸣解读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了几个范畴：和谐、公正、仁爱、共享。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状态，公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指向，仁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伦理诉求，共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追求。
如今，我们提倡最多的是“和谐”，“和谐”这一范畴虽然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但其价值内蕴具有鲜明的现代色彩，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中国文化中的“和谐”，一言以蔽之，“和而不同”，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是承认“不同”，充分肯定、尊重、保障社会主体的多样性、差异性、独立性，包含了“自由”、“平等”所应有的内容；但这不同又没有导致根本性的冲突与斗争，而是“和谐相处”，是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在更高层面上达到一种融洽、协调、有序的状态。
一个社会的信仰力量来源于“自觉”。大众要走向“自觉”，既要有崇高的引导性，又要有相当的包容性。
“只强调崇高性，让普通大众望而生畏，会拒人于千里之外；过分迁就包容性则丧失了价值观本来应有的引导功能，会让价值观名存实亡。因此，我们社会树立的榜样与标杆人物不可欠缺，但一定会越来越大众化、平民化、人性化、草根化”，辛鸣说。
前段时间，社会上广泛开展“岗位学雷锋、争当好员工”活动，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就是各个行业倡导信仰的重建，规范每一个细节，让人们实实在在地通过遵守所在行业的职业伦理和规范，来重建其信仰的价值体系。这样的过程，似乎更接地气，“人人都做得到”。
信仰之路，无论寻找，还是重建，对于中国都将是大命题。
中国改革头二十多年，要解决人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温饱、小康、翻两番。经过二十多年，我们物质达到了一定程度，提出了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不就是要解决人与大环境之间“共存相安”的关系吗？一个13亿国家怎么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关系？
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说，纵然信仰不一定实现，但他的心里会有一种“相信”的力量，追寻实现的那一天。“我们还需要克服困难，我们社会的信仰层面还需要更丰富的信念与信念者涌现。信比不信好，信比仰更关键。” 学者卓新平说，在“中国信仰论坛”上，他曾引用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句“‘信仰是只鸟儿，黎明还是黝黑时，就触着曙光而讴歌了’，愿我们放出更多的鸟儿，去触碰黝黑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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