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八十年

　　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文 李鸿谷

　　“钱锺书60年前曾对我说，他志气不大，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60年来，他就写了几本书。本《集》收集了他的主要作品。凭他自己说的‘志气不大’，《钱锺书集》只能是菲薄的奉献。我希望他毕生的虚心和努力，能得到尊重。”这是杨绛为《钱锺书集》所写的序。这序，有个很有意思的标题：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

　　在三联书店地下二层的那间读者服务部，翻阅十大册的《钱锺书集》，钱锺书先生穷其一生的思考与学问，就这样被读者如我轻轻捧在手里。在那个逼仄，四壁皆书的小间里，翻开有着淡淡油墨香的这套大书，难免感慨万千。

　　知识的积累、文化的传承以及文明的养成——出版业，尤其是一家出版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功用与价值何在？10年前，在三联书店读者服务部里的感慨，现在演化成了一个疑问。在纪念三联书店成立80周年之际，如果我们以这家书店的历史为线索，我们将会发现什么样的答案呢？

　　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家出版机构1948年在香港联合，这就是“三联”书店的来由。只是，我们稍加前溯，追索这三家出版机构的前身，其共同点一目了然——它们都是由杂志演化而来。《生活》周刊创办6年后，有了生活书店(1932)；而《读书生活》杂志独立一年后，就诞生了读书生活出版社(1935年)——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情报》与《中国农村》的主持者薛暮桥、孙冶方……成立了新知书店。

　　韬奋先生对自己的定位是要做一个“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新闻记者，这是当年《生活》周刊能够销售15.5万册，可以跟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不相上下的原因所在。或者，从历史的后点来看，韬奋先生更有价值的选择是他创立了生活书店；书刊融通，这一选择，即使在抗日救亡年代，也使知识分子进有“言论救国”的舆论平台；退，亦有启蒙民众，并积累知识与传承文化的载体。

　　这是一个由“救亡”而起，然后进入“启蒙”，最终成为一家创造性学术出版机构的历史轨迹。自韬奋先生始，经胡愈之、徐雪寒，直至范用，他们的努力，有重大阶段性价值的成果在1986年；这一年，三联书店成为独立出版机构。在新的时代，三联书店有了创造知识与文化的机会与空间。

　　在这样的空间里，近30年来，三联书店贡献了费孝通、巴金、钱锺书杨绛夫妇、金克木、黄仁宇、吴敬琏等无数思想与学问家的著述；在这个时代，讨论诸如三联书店跟知识、文化与文明的关系，其实，我们需要倾听的，就是这些思想家与学问家们自己的故事。他们，尤其是他们伟大的创造，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

　　著作家，或者说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与学问家，他们与出版机构的关系，杨绛先生很淡然，也很淡定地给出了她的要求。理解一家出版机构与知识和文化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的要点所在。

　　学者许纪霖描述：“在金钱与权力之外，三联图书建立了第三种尊严：知识的尊严、思想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尊严。”

　　杨绛先生的结论则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三联 与时代同行

　　80周年的三联书店，它的历史，当然浓缩了我们时代的信息；同样，它也在以自身的努力，回应着时代的命题。

　　文  李鸿谷

　　独立

　　1932年的《生活》周刊与生活书店

　　1936年11月22日。这刚刚要过去的一天，对于回到家中的邹韬奋而言，实在也算是平常的一天。他后来回忆，这时他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绥远的被侵略，每日所焦思苦虑的只是这个问题。这天下午18点，他赶到功德林参加援绥的会议，到会的人很多，银行界、教育界、报界、律师界等等，都有人出席。大约深夜23点，邹韬奋离会，回到家中睡觉时已经24点了。上了床他还在想着下一期《生活星期刊》的社论应该做什么题目，一个多小时后才渐渐睡去。睡得很酣……不料，仅仅两个小时，邹韬奋被后门凶猛的打门声和妻子的惊呼声惊醒。门打开了，5个人一拥而入，其中有一个法国人，手上拿着手枪，做准备开枪的姿势。邹韬奋被捕了。

　　这一夜在上海同时被捕的还有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与沙千里，这即当时轰动海内外的“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之一的著名社会活动家李公朴，容易被大家忽略他的职业身份：《读书生活》杂志的创始人，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创办人与社长。

　　半年后，“七七事变”爆发，8年艰苦抗战拉开序幕。在中国近代史的大格局里，“七君子事件”作为一种标志，所显示的救亡运动的民意澎湃，意味着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广泛形成。羁囚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里的邹韬奋，在看守所里开始写作自传性著作《经历》，回望自己的人生与事业，邹韬奋将“转变”(《经历》第29章)时间定格于1932年。

　　中华职业教育社系黄炎培先生1917年联合当时教育界、企业界的有识之士在上海创建。《生活》周刊作为职教社的机关刊物，在创办一年后，1926年10月由邹韬奋接手主编。接手之际，统计发行量，《生活》周刊仅2800份。5年后，这份周刊日常发行量达到创纪录的15.5万份，其中直接订阅的5万份。这个发行数字，已与全国最大的日报——《申报》和《新闻报》的发行量不相上下。这其间的变化，如邹韬奋所述：“《生活》周刊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

　　日常发行超过15万份的《生活》周刊，其价值显然不仅仅是这个惊人的数据所能简单涵盖的，民意凝聚与社会动员，它有着超强的力量，当然也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

　　1932年春，蒋介石派胡宗南到上海，约邹韬奋晤谈。《生活书店史稿》记录：“(双方)就抗日问题和《生活》周刊的态度辩诘达四小时之久。胡宗南极力为蒋介石游说，软硬兼施，试图拉拢韬奋，改变政治立场，逼韬奋表态拥护蒋介石……韬奋坦率地回答胡宗南，只要政府公开抗日，便一定拥护，在政府公开抗日之前，便没有办法拥护。”这一结果使得《生活》周刊面临第一轮现实压力。胡离沪不久，蒋即从“剿共”前线南昌军委会行营发出密令，在江西、湖北、河南和安徽四省查禁《生活》周刊。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生活书店史稿》记录：“蒋介石直接对《生活》周刊主办单位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施压。蒋亲自出面，把职教社主任黄炎培请到南京，因《生活》周刊是职教社主办的，要黄炎培责令韬奋改变《生活》周刊的政治立场，这样使职教社的负责人很为难。他们对韬奋的为人做事十分理解，也看到了《生活》周刊对促进社会进步产生的积极效果。但职教社是一个教育机关，卷入政治漩涡对职教社整个事业会带来不利影响。”

　　怎么办？邹韬奋经过慎重思虑，“应力倡舍己为群的意志与精神，拟自己独立把《生活》周刊办下去”。——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时刻，其结果，“韬奋商得职教社同意自主经营，订立契约，并允如果周刊盈利，将其20%支援职教社办教育事业。公开声明，与职教社脱离隶属关系”。

　　《生活》周刊独立了。与此同时，1932年7月1日，三联书店的前身之一——生活书店成立。

　　三联

　　生活、读书与新知

　　《生活》周刊的独立，有赖于中华职教社的远见卓识，但独立之后的周刊如何运行？在1968年8月写成的一份回忆《关于生活书店》里，胡愈之记录当年：“我向韬奋建议，把《生活》周刊改组为生活书店，除出版刊物外，还可以出书。内部办成生产合作社，即把全部财产作为职工共有，以职工过去所得工资数额多少为比例，作为股份，分给全体职工……但当时国民党法律，合作社组织是非法的，不许注册登记，因此合作社制度只是在内部行施，而对外则仍然作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

　　胡愈之的意见，迅速成为生活书店的制度安排。当时，《生活》周刊社结存下来有2000元钱，连同一些库存书刊和办公用具等，按1933年7月计算，折合成全部资产为3.869万元(不包括刊物预收订金)。在职的工作人员(生活书店成立时有职工20余人)，以过去所得工资总额多少为比例，分配给全体职工为入社的股金……《生活书店史稿》评论说：“这种组织形式在当时是创举，非常适用于这个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进步文化事业。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如此制度安排，如果我们仅以一家出版社的格局思考，将难免失之狭窄。“谋社会之改造”的邹韬奋先生，即或对一间出版社的考虑，至今视之，仍颇高屋建瓴：

　　我们所共同努力的是文化事业，所以必须顾到事业性，同时因为我们是自食其力，是靠自己的收入来支持事业，而发展事业，所以必须同时顾到商业性，这两方面是应该相辅相成的，不应该对立起来的。

　　在自传性的《经历》里，邹韬奋记录“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是《生活》周刊的热心撰稿人——“他到美国以后，很热心地替《生活》写通讯，我和他做朋友，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我替所主持的刊物选稿向来是很严格的，他的来稿并不是篇篇都登得出的，但是他却不管这些，总是很兴奋地写来。”

　　1934年春，留学回国的李公朴经史量才同意，决定在《申报》第七版开辟一个每日刊登的“读书问答”副刊。这一副刊的编辑阵容颇为强大，艾思奇主持哲学问题，柳湜主持社会科学问题，夏征农负责文学问题。这个时候，史量才以及《申报》在抗日救国问题上，态度越来越鲜明，也越来越遭受压力。李公朴觉得，与其这个副刊最终被当局查封，不如另出一份刊物以求生存。1934年11月10日，《读书生活》半月刊在上海创刊。此后的生存与发展轨迹，与邹韬奋先生的《生活》周刊轨迹曲线相似，1935年冬，三联书店前身的另一家出版机构——读书生活出版社成立。李公朴、陶行知、沈钧儒、章乃器、谌小岑、李芳等组成董事会。李公朴任社长。

　　细读读书生活出版社的早期历史，他们下定决心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全译本，其胆其识，至今仍令人感叹。当时，郭大力、王亚南拟合译《资本论》，先期与上海几家大书局接洽，都碰了钉子，最后找到艾思奇。这个时候，正是李公朴被捕期间，而同时读书生活出版社经营困难，刚刚完成股份重组。在最困难之际，郑易里任董事长，黄洛峰出任经理。艾思奇找到黄洛峰与郑易里，他们一致同意出全译本的《资本论》。读书生活出版社对这一书稿的出版，可谓郑重——“每月预付郭大力40元版税。为了使这种支付不受正常业务资金周转的影响，特意提出2000元在银行单立账户，专门支付郭、王版税之用。”

　　也就在这个时期，后来对三联书店影响颇为深远的范用进入读书生活出版社，当时他才15岁，就开始设计书籍封面。那位叫“叶雨”(业余)的设计者，即为范用。

　　回到全译本《资本论》，按《三联书店简史》里所述：

　　1938年3月，《资本论》第一卷全部译竣时，上海印刷条件出现短暂的有利时机——上海印刷业因战事而暂时萧条，无活可做，印刷、纸张、材料价格较为低廉，黄洛峰和郑易里商议，应该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将《资本论》一、二、三卷一气呵成，而不是出了一卷再出一卷。4月，郑易里打电报给郭大力，请他到上海采取边翻译、边排版的流水作业方法，以加速《资本论》的出版……郭大力绕经香港前往上海，下榻于仅两间小屋的读书生活出版社。《资本论》译、排、校、印流水线流动起来，经过近百个昼夜的奋战，《资本论》第一卷(8月31日)、第二卷(9月15日)、第三卷(9月30日)全部出齐。这是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出版，在当时确实殊为不易，但这也还只是三联书店出版物的一个缩影而已。按《三联书店简史》统计：“建国前，国内共出版‘红色读物’400余种，而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就出了200种，其余为解放区的出版社所出。”

　　那个时代，做这样的出版物，并不容易。以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为例，它不断地被禁，然后“转世”再出；再禁，再转出……

　　1933年12月16日，《生活》周刊被迫停刊。

　　1934年2月10日，《新生》周刊创刊，第二年5月被迫停刊。

　　1935年11月16日，《大众生活》周刊创刊，第二年2月被迫停刊。

　　1936年3月7日，《永生》周刊创刊，同年6月被迫停刊。

　　1936年8月，《生活星期刊》转至上海出版，出版17期后被查禁。

　　《生活》周刊第一次转世为《新生》，主编为杜重远。可是当《新生》被禁时，却因为杂志有一篇文章《闲话皇帝》，而使杜重远被判刑一年零两个月。这是一次根本性的逆转，史称“新生事件”，意味着文人以及办刊物者，可能因言获罪。这一事件，使《中国经济情报》与《中国农村》的诸位编辑同仁——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薛暮桥、张锡昌、孙治方、王寅生、钱俊瑞、秦柳方、陈洪进等人，意识到自己杂志也面临着被迫停刊的危险。如何选择？结果商议后的结论是：集资合作创办书店。

　　1935年秋，与读书生活出版社创立差不多同一时期，三联书店前身的最后一家出版机构——新知书店创立。为着这家书店的成立，邹韬奋允诺由生活书店投资1000元。

　　学术

　　50年代三联书店的三年

　　无论理想与志趣，还是实际的人脉网络与出版资源，三家出版社有着天然的融通性。1945年10月22日，重庆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店宣布合作，组成三联重庆分店。这是三家出版机构联合起来的第一次有实质意义的尝试。

　　1948年10月26日，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在香港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宣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成立。这是香港中共文委做出的决定。三家出版机构合并的大会，实际也是书店出版人开赴解放区的誓师大会。三店合并完毕，在党的指示下，绝大多数人员进入解放区，进入北京。三联书店总管理处随即也由香港迁至北京。

　　1949年7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给三联书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予以明确结论：

　　三联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

　　1951年8月，三联书店编辑、出版部正式合并到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的编辑出版业务并入人民出版社后，三联书店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独立的出版社不复存在了。据后来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陈原回忆，1954年上半年(或1953年底)，胡乔木同志在中宣部开过一次会，建议恢复三联书店编辑部。查阅1954年1月9日由中宣部递呈中共中央并经批转的《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状况的报告》，其内容确如陈原所回忆：“应在人民出版社内部设立三联书店编辑部……三联书店应当更多出版著作书籍，以便使党员和非党员作者的各种虽然尚有某些缺点，但有一定用处的作品都能印出来。此外，许多旧的学者的著作，特别是关于中国历史的各方面材料的整理和考据的著作，对于我们还是有用的，这类著作一般可由科学院出版，但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亦可酌量选印。翻译书籍中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外，各种古典学术著作也应陆续有译著出版。三联书店可以较多出版社会科学及其他古典著作的译本。”

　　这一插曲，使当时的三联有了自己的编辑室，并下辖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地理等6个编辑组。已由校对升为人民出版社秘书的沈昌文回忆：“这其间，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陈原亲自领导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当时也是中央来的指示，要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办法，要翻译出版1.2亿字的世界学术名著。于是，三联就由陈原负责来做，陈原下面主要就是戴文葆和史枚两位。我就协助他们制订计划，做得非常辛苦。订出来的计划，我们内部叫‘蓝皮书’，因为这个计划的封面是蓝色的。”这个计划的初稿由史枚拟出，最终经过反复讨论后，陈原定稿，形成《外国名著选译12年(1956～1968)规划总目录》，其收书1614种。

　　循此线索细查三联书店图书总目，在此计划下，第一部重要的译著即为黑格尔的《小逻辑》，随后又出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等。当然，更多的译书则是苏联学者的著作。译著是此时三联出版的一个方向。

　　另一个出版方向则是中国学者的著作。这其中有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上古篇)、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高名凯的《语言与思维》、陈登原的《国史旧闻》、周纬的《中国古代兵器史稿》、尹达的《中国新石器时代》、邓之诚的《桑园读书记》等等。这些学术专著，在其后几十年里，一再重印，在学术史上各有其地位。

　　1954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仅仅三年时间，三联基因以及气质之变迁，这段时间显然不可不察。曾经的“红色出版机构”，在全国解放之后，重新找到了自己未来的出版方向：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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