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休10年后，范用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性文章《相约在书店》，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期的出版人与作者之关系，得以再现。

　　我在出版社，接待过好多位鸿儒，包括作家、学者、画家，有王世襄、费孝通、黎澍、王芸生、萧乾、吴祖光、冯亦代、黄苗子、郁风、黄宗江、卞之琳、吴甲丰、戈宝权、梅朵、方成、韩羽、姜德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严文井、孟超、李季、许觉民、绿原，一个楼办公，他们也随时过来坐坐，孟超总是端着茶杯。香港三联送来的咖啡，正好用来招待客人。

　　多少年后，评论家李陀在回忆80年代的访谈里，不无感慨：“说到这儿，我很怀念范用先生，他只要发现我到编辑部了，就一定请我到他的办公室，煮咖啡给我喝，于是吴彬、杨丽华她们也都跟过来，一起喝，其乐也融融。”作为范用的朋友，黄苗子的观察另有一番趣味——记得听范用讲起过一个故事：一个大学生偷了书，被“押送”到他办公室，经他“审问”，是个爱书的人，于是范用说：“这次就算了，书你拿走，钱我替你付。下次想要什么书就来找我，千万不要再偷书了！”我能想象当时的情景，在一副冷面孔下，滚出的是烫人的话。

　　那一代出版人与作者、读者的关系结构，在经历了解放、建设新中国、苦难，最后重拾事业这一系列过程，其底色，用“朋友”来概括将更准确。那些“温情犹在”的朋友关系，自然构成了难以复制的出版资源。翻阅三联书店图书总目，范用所记述的那些名字，皆为重要的著作人，在一个时代引领着中国文化界。如此种种因素，再来观察那本萌芽于咸宁“五七干校”的刊物——《读书》的出版，一切显得自然而然。

　　对那本被称为“新启蒙时代”象征的《读书》杂志，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范用的回忆极其克制。在杂志出版300期时，范用曾撰文回顾当时：“由陈翰伯出面邀请于光远、夏衍、黎澍、戈宝权、林涧青、郑文光、许觉民、曾彦修、许力以、王子野、陈原、范用组成《读书》编委会，《读书》编辑部冯亦代、史枚、丁聪、倪子明列席。可是这样的编委会很难召集，不如改为办实事的编委会，由陈原任主编，倪子明、冯亦代、史枚任副主编，按陈翰伯的意见，范用亦忝为编委。”

　　这同样是一个后来难以复制的组合。筹备《读书》杂志期间，陈翰伯是国家出版局局长，陈原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而范用是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倪子明则来自国家出版局研究室。倪子明回忆说，最初讨论方案是由国家出版局研究室牵头来做这件事，但大家又感觉这一设计并不合适，“(出版局)官方色彩太重，不好说话”。稍后进入主题讨论，续而进入操作阶段后，最终形成的意见是认为由三联书店出面办比较好，由此形成一种特别的结构：《读书》编辑部设在人民出版社里面，机构名义属于国家出版局，刊物主办者是国家出版局研究室。主编陈原来自商务印书馆，副主编倪子明则来自研究室，属兼任。当时，三联书店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出版机构，还只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部，因为范用是当时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所以杂志办在他的手下。正式出版时，史枚、冯亦代与包遵信亦进入《读书》杂志编辑部，史枚与董秀玉是杂志实际的操作者。

　　中国的变革帷幕正在徐徐拉开，而真实世界仍按部就班地延续着过去。在这种现实下，“读书无禁区”——《读书》创刊号上一篇文章的标题，在当时自然引发轩然大波，成为“事件”。当然，它亦成为新启蒙时代标志性的口号、文化知识界的“集体记忆”。而回到历史现场，面对波澜，作为回应，在第二年第一期的《读书》杂志上，陈翰伯亲自执笔著文，重申办刊宗旨，坦荡地坚持“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并宣告：探索真理的工作绝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听凭某一圣哲一言定鼎的办法，更是不足为训；我们愿意和读者一起，在激荡的思想海洋里，各自拿出一点智慧来……《读书》杂志的品格由此定型。

　　《读书》杂志之后，三联书店有了新的变化。

　　1983年11月23日，胡绳、徐伯昕、钱俊瑞、徐雪寒、周巍峙、沈粹缜联名上书文化部党组和中宣部，要求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

　　1985年1月10日，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发出关于设立三联书店筹备小组的通知。三联书店筹备小组组长：陈原；副组长：刘杲、吉少甫、范用。

　　1986年1月1日，三联书店成为独立出版机构。

　　从译介到译丛

　　80年代引领的潮流

　　80年代——在自己的那个以此命名的访谈录里，查建英在开篇写道：“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查建英的访谈对象有陈平原，作为学者，陈平原回过头来看80年代，他说：“我的感觉是，1985年，整个京城文化界，全都‘蠢蠢欲动’，不，是‘跃跃欲试’。”

　　将1985年作为一个节点，当然是一个有意思的选择。

　　之前，三联书店因为范用拥有中国文人极其广泛的人脉，构成了《读书》重要的作者来源，也同样构成了三联出版物的重要来源。那本非常轰动的《傅雷家书》，其选题发现，即为范用人脉使用的经典方式。那一时期，现任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潘振平概括说：“主要出大作家的小东西。”

　　与此同时，《读书》杂志上译介的那些外国书目，也开始进入出版者的视野。沈昌文过去经历所积累的另外一种人际资源，成为新的出版来源。他说：“三联出的名家著作，都是范用出的主意，不是我。我主要是搞翻译出版。范用认识很多老作家，巴金啊等等，可是我不成。我这边主要是搞翻译的人。”1986年，三联书店完成从人民出版社分离的工作，独立之后，沈昌文成为三联书店的总经理。“我主持三联的时候，一年里翻译的书达80%。”

　　1983年7月，沈昌文将翻译瓦西列夫(保加利亚)的《情爱论》作为选题上报，很快批复同意。结果，《情爱论》一经出版，极其畅销。统计至1998年为止的销量，达到120万册，创下三联书店译书的发行量纪录。《情爱论》与稍前翻译出版的《夏洛蒂·勃朗特书信》，同时翻译出版的《欧洲文化的起源》、《我怎样学习和写作》(高尔基)，以及随后出版的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异端的权利》共同构成三联书店“文化生活译丛”。它们在市场上不俗的表现，表明“新启蒙”开始收获第一个果实：向西方的优秀文明成果学习。而稍后三联出版的房龙的《宽容》，同样风靡一时，“宽容”这词本身亦成为一个时期的精神导向。

　　个人的趣味偏好与机缘巧合，加之市场热情的回应，三联书店的“译丛”已经奠基。1985年那个节点上，“跃跃欲试”的学术界寻找了什么方向？那一年，甘阳在酝酿后来他作为主编的那套“文化：中国与世界”大型丛书。

　　当年作为北大外国哲学研究生的甘阳描述自己那一批同学：“读现代外国哲学的人非常自傲，很看不起别人，看不起任何其他人，都觉得我们学的当然是最厉害的武器。”而自傲的基础是，甘阳翻译的卡西尔的《人论》，一年内印了24万册，还评上了上海图书奖。除此，“我们很看不起当时大谈萨特的人，不是指国内专门研究萨特的人，那是我们的朋友，而是指社会上例如中文系什么的喜欢用萨特说事的人，萨特在社会上当时是有点红。因为我们读的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1946年有一个很有名的文章叫‘关于人道主义的信’，这个信实际是批判萨特他们的存在主义的……所以可以想见，我们当然就都觉得自己是拿到真经的人啊！”

　　这是一个极其有趣味的人物与时刻。范用时代的出版者与作者那种醇厚的关系，在“跃跃欲试”且个性张扬的时代，存在着新的变数之可能。沈昌文与董秀玉回顾自己的出版事业生涯，都坦陈，“出版者与出版机构的气质是被作者决定的”。那么，三联书店将会面临什么呢？

　　在向访问者查建英描述自己那一批人是“拿到真经的人”后，查笑着回应：“A bunch of academic snobs！(一小撮学术势利眼儿)不过我可以想见你们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也挺可笑。”

　　只是，“真经”虽然拿到，但甘阳那一批朋友翻译的书稿出版均不顺利，陈嘉映、王庆节翻译的《存在与时间》，杜小真等翻译的《存在与虚无》都压在了出版社未出。“这个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机缘，当时南京大学分过来一个女研究生，分到三联书店，叫杨丽华。然后杨就介绍我们跟《读书》杂志的王焱认识了，一下就谈拢了，就转到三联书店出版了。”

　　在沈昌文的“文化生活译丛”这一系列后，三联书店此刻又拥有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与“新知文库”两大系列。当时在知识界，这是强力性消息，《光明日报》还免费为“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与“新知文库”做了一整版广告，当年影响，超乎寻常。

　　从“新启蒙”开始起步，到“文化生活译丛”是一次蜕变，然后到“西方学术文库”与“新知文库”却是一次跳跃。那么这一次出版者与著作人的关系结构，会给三联书店增添什么样的气质因素呢？甘阳对那个年代，描述得很诗意：“人心是很高飘的东西啊！”当然，这个故事的结尾，甘阳说：“整个过程最后的终结点是1994年的‘人文精神讨论’。那讨论实际上是80年代文化热的一个延续，仍然是一种文化情绪……至少不是现在资本主义理性化的这套东西。”

　　中国本位

　　学术以及中国思想的刊布、传播

　　“80年代”过去，90年代来临。新的10年，最为简单而概括性地描述是：“很多人开始谈王国维、陈寅恪，而不谈陈独秀、李大钊。”李泽厚由此观察而得出判断：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这是被广泛引用的“结论”。新的转换迅速开始。

　　1995年，经中国社科院学者赵一凡的介绍，美国哈佛大学与三联书店合作出版“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这套丛书不是单方向引进、翻译美国书，而是借用哈佛大学资助，出版我国中青年学者的创新著作。”截至目前，丛书一共在三联书店编排了13辑，出版新书80余本。

　　季羡林把自己与三联书店的关系定位于三个角色：读者、作者与编者，这最后一个角色即与“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相关。他受聘为这套丛书的学术委员会主任。“本丛书只收中青年学者的著作，要求颇高，审查极严。几年来已出著作，内容新而深刻，因此颇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欢迎。”学术委员会由季羡林领衔，厉以宁、李学勤、王蒙等代表各大学科。“评审过程，一律采用专家匿名审读、委员会择优精选”，被选中的著作至少有两位以上的评委推荐——这一套在国际上通行的评审制度却是三联在国内首先采取。在当时“(与国际)接转”之普遍的社会思潮下，“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学术创新价值，赵一凡回忆季羡林所言：“这不是单纯地为了与世界学术接轨，而是志在要世界同我们接轨。我们不但要拿来，还要送去。”

　　中国本位，在学界激荡与转换的90年代，三联书店提出了自己的时代命题。从“读书无禁区”的品格定型，到“人心很高飘”的气质添增，至此，三联书店完成了自己精神向度的建立。

　　回到出版现实，1999年三联书店翻译出版爱德华·W。萨义德的《东方学》，这本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很大关注的开创性著作，三联出版的是“全球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在这本著作的第一页，萨义德引用了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的一句话：“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或许罕有比这句说辞更能揭示“主体性”的价值及其缺失。仍是西方思潮，与文化生活译丛“向后看”不同，也与甘阳们的战前的海德格尔不同，三联的译丛由此开始与最新思潮同步，也因此诞生了新的译丛系列：“学术前沿”。

　　这一演进，董秀玉解释自己的出版思想明确清晰：“在中国做出版，一定要有中国思想的刊布、发行与传播。过去不成熟，主要是引进，经过10多年的学术积累，现在有机会做中国的学术出版了，这是我们的根本任务。这跟学习西方并不矛盾，但关键是原则是什么。”

　　1993年，董秀玉出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甫一上任，即着手出版《陈寅恪集》与《钱锺书集》，态度明朗。这两套文集加上《吴宓集》，葛兆光感叹道：“无疑出版这种书是一种学术积累，却不是哗众取宠的凑热闹。不凑热闹，大约是难赚钱的，可尽管赔钱也出，则表明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毕竟在出版界还有地盘……于是真正献身思想和学术的写书人也还有一线希望在。”中国本位方针既定，“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之后，《乡土中国》、《中国经验》、“20讲系列”以及钱穆、黄仁宇、李泽厚、王世襄等开始成集出版。

　　在三联书店成立60周年的纪念文集里，有两位尝试着给出三联书店自己的价值判断。许纪霖简约之论：“在金钱与权力之外，三联图书建立了第三种尊严：知识的尊严、思想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尊严。”而汪丁丁则论述：“三联书店的特色，或者说，它的‘精神’，按我的理解用一句话概括便是：‘基于现实生活的大众启蒙。’这样一种精神，我觉得更贴切地应当叫做‘使命’。什么是今天三联书店的使命呢？我觉得，三联书店的使命在于，借了书籍的出版与传播使中国人对各自生活的零碎的思考得以汇合交流，从而相互理解。三联的精神，如我一开始理解的，是‘基于现实生活的大众启蒙’，这精神的现代意义，就是‘基于生活、读书和新知的思想自由’。”

　　市场

　　漫画、武侠以及周刊……

　　新启蒙开始，由译介到译丛，然后的中国本位。以《读书》为起点，三联书店一路走来，路向明确。但这一过程，同样不可忽略的是时代的背景：中国的市场经济。无论是谁，不会也不可能独立于这一潮流而独行。

　　1989年2月，蔡志忠的漫画《曹溪的佛唱——六祖坛经》、《尊者的棒喝——禅说》由三联书店出版。当年3月1日，蔡志忠到王府井新华书店为读者签名售书。“拿去的7000本很快就卖完了，书店前面的队伍排出去1公里多，外面还下着雪。”这个场景令蔡志忠很难忘。这是一个曙光。蔡志忠系列漫画，最初的22种小32开平装本，在1989至1998这10年间，总销量超过500万册。董秀玉说她1993年回来接任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之后，蔡志忠漫画仍年年在畅销榜上。“所有版本的发行量累积起来，我想现在应该超过1000万册了。”

　　因为这套漫画书，当年沈昌文被戏称“卖蔡”的总经理。后来回想起来，沈也觉得好玩儿。虽然蔡志忠的收益于书店不无帮助，但沈昌文说：“我当时没有把心思放在这方面，更觉得他的东西有趣味有意思。像我这样从计划经济时代出来的人，哪里会对经济那么上心。”

　　后来董秀玉考虑出版金庸武侠小说时，经济的考量成为重点。当然，董秀玉首先要给自己一个严肃的理由。“武侠小说的名声不太好，我们要先把自己说服。”董回忆，“我思想斗争得很厉害，虽然我自己喜欢读金庸的书，也很想把他的书引进来，但是我也一直在考虑三联的品牌究竟适不适合做金庸。我后来慢慢形成了一个观念，我们的书应该分层次：既有比较严肃的学术著作，也有中等的知识读物和大众读物，我们不能只做宝塔尖上的那一点点。但是不论哪个层面，我们都要做一流的。金庸是以武侠小说而出名，但他的书本质上是一流的文学作品，是可以进文学殿堂的，想透了这一点，就没有问题。”

　　更重要的是，金庸武侠书的价值是现金流。1993年的三联书店，全年销售的总码洋才711万元，每年向外借钱度日。“金庸一套36本，光这一套书每年的现金流可达几千万元，这对一个刚起步的企业来说极为重要。”董秀玉说，虽然由于合作方式的原因，金庸小说给三联的实际利益并不大，但通盘考虑下来，她还是接受了版权代理方的条件。

　　接下来的《三联生活周刊》的故事，背景仍有这条“经济建设”的线索。

　　《读书》杂志之后，出版新的杂志，从时间顺序看，梦想始自沈昌文。在《大发了一场神经病》的回忆文章里，沈写道：“1992年11月27日，鄙人虚度六十又一，已经不主持三联书店的工作了。这时觉得自己不妨‘罗曼蒂克’一些，又仗着新领导的纵容，于是斗胆写了一个意见。”——这个意见是，“提出立即要办10个刊物”。其中第一个即为《时代生活》。但具体到《三联生活周刊》，这份杂志10周年时，董秀玉回顾创办理由，“再则，从三联的发展战略说，这也是冲破三联困境的关键一大步”。

　　当时的三联书店，“真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账无余款”，因而《三联生活周刊》之创办，必须“与社会资金合作”。现在来看这一选择，或许可以很轻松地将其命名为“创新”，但回到历史现场，却艰难异常。

　　社会资金进入媒体曲折又复杂，《三联生活周刊》是标准样本。董秀玉回忆：“第一任投资方因政策原因撤走，颗粒无收，我觉得十分抱歉。第二任投资方撤走则是因观念不合，在内容上我们不肯让其干预。第三任则是他们本身的资金出了问题。第四任投资方在1995年8月开始进入。为此，我十分紧张，再三再四讲困难、讲问题、讲风险，当然也讲我们的原则，希望他们能想清楚再进入，决心进入就需相对稳定。周刊再也不能折腾了。”终于，《三联生活周刊》开始正常运转起来。

　　如此运转6年后，《三联生活周圳》由双周刊转周刊，资金投入、定位与运作再次面临重大挑战。董秀玉回忆：“从主观上讲，最好再推后一两年转，会较为稳当；但从市场看，必须马上转，否则就要失去先机。可是投资方首先反对，由于资金困难，决定不投资做周刊；其次，内部反对声也不低，因为1999、2000年好不容易已经赢利，转周刊后又要亏上两年。好心人还提醒我：‘你马上要退休，转周刊的话账面上又是亏损，不好看。’这确是事实，但为了周刊的长远利益，真是顾不得了，遂决定引进第五任投资方的资金转周刊，做最后一搏。”

　　这些艰难所成就的《三联生活周刊》，在创刊10年后成为同类周刊里遥遥领先的杂志，同时也是三联书店最重要的经济支柱。

　　这些都是三联书店在市场化大潮之下，自身的市场化方式选择。

　　更重要的变化则在2002年，这一年，三联书店成为中国出版集团成员单位。此后，三联书店由寻找畅销品种、文集，以及创办杂志一路而来的“市场化”探索，迅速进入一个更全面化的市场挑战格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三联书店必须破解自己的时代命题。

　　2004年9月，张伟民开始全面主持三联书店工作。而这一年统计，当年出版新书110种，比上一年减少55种……这当然不是正常的局面。在更加深化的中国市场经济背景下，三联书店的市场化之道，至此，不可以再以单品单刊为突进，而必须选择战略性的方向。2006年的出版经营工作会议上，张伟民论述了三联书店的未来：“三联出版经营规模偏小，出版总量不大是个突出的问题，确实与三联的品牌地位不相称，应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与三联经营发展目标不明确有关。长期以来，一直在做‘小而特’的社，还是‘大而强’的社之间犹豫，没有提出做强做大的目标要求。现在是应该做出抉择的时候了。班子的意见还是要努力做强做大。”

　　那么，如何把一直在学术出版道路上飙进，有特色、有风格的三联书店，改造成在市场环境里“既强又大”的出版机构呢？2009年出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樊希安，在“小而特”与“大而强”之间，找到了他自己的创新之道：做强做开。亦即放弃单纯的数量追求，而是对发行通道、选题结构……进行基础性调整以及创新性的整合，由此建立“三联”品牌的增量来源。与此同时，三联书店未来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成为出版集团。

　　战略既定，并且找到创新性的发展“增量”来源，三联书店进入快车道。继2009年荣获“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2010年获得第二届出版政府奖“非常五加一”(图书奖、期刊奖、装帧设计奖、先进出版单位奖、优秀出版人物奖，以及一个装帧设计提名奖)、荣登“状元榜”后，2011年被评为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先进集体。经济效益实现“三连增”，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94亿元，较上年的1.61亿元增加3288万元，增长21%，增长额位居集团出版企业第二名；利润在上年度突破2000万元的基础上突破3000万元大关，达到3300万元，增长57%，是2008年800余万元利润的近4倍，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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