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游行砸车者曾做义工 称若战争爆发愿当炮灰

2012年10月17日03:59  中国青年报
《晶报》供图。 《晶报》供图。
《晶报》供图。 《晶报》供图。

  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很难将他与“违法”、“犯罪”、“拘留”这些词联系起来。在深圳的一支保安队里,他工作老实勤快,仅仅花了半年时间,就被提拔为队长。每天下班后,他制服都顾不得换下,就赶到义工服务站做义工。

视频:深圳公布保钓游行20名打砸者头像悬赏缉拿

来源:深圳卫视《正午30分》

  但这个常常穿着红色背心、出现在公益活动现场的年轻人,却在9月16日深圳保钓游行中,表现出暴力的一面,参与砸车。

  他砸坏的,是游行当天停在深圳市委门口的一辆防暴车。7天之后,警方公布了他与另外19个打砸者的大头像,20个头像占满了本地媒体《晶报》的整个头版。自称“扛不住事儿”的他一看就懵了,主动投案自首,随即被依照寻衅滋事罪进行刑事拘留。

  警方没有透露他的真实姓名,称他为“李某”。

  在深圳警方通缉的所有打砸嫌疑人中,李某是第一个自首的。在看守所待了两天之后,他所在保安队的领导为他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

  “他特别热心,又讲义气。”义工服务站负责人始终不能相信他成了通缉犯。这位负责人记得,这个小伙子第一次来到义工站,就主动忙前忙后,三五下就把一根坏掉的灯管修好了。

  在义工站工作人员的印象中,长得浓眉大眼的他成天“笑吟吟的”,为了帮忙搞公益活动,有时甚至不惜自掏腰包。周边的孩子也喜欢这个穿制服的大哥哥,常常冲他喊“警察叔叔好”。

  9月16日的早上,他却没有像平日那样穿上那套深蓝色的制服。因为肠胃不适,他请假留在了宿舍里。可没过多久,他就忍不住走出宿舍,坐地铁来到深圳华强北地铁站。他听同事说,当天将有参加保钓游行的人在那儿集合。

  地铁站外,人山人海的场面一下子就把他震住了。大街上多是与他年纪相仿的年轻人,他们扛着手写的或打印的标语,扯着嗓子高喊口号。没怎么犹豫,他就加入到人群中。

  他出生在河南周口的一个村子里。家中贫困,做代课教师的母亲当时一个月收入仅有20元,父亲耕种着家里的4亩田地。初二那年,他作为长子,辍学打工。

  过去10多年里,他到过山西、北京、天津、深圳等地。他当过汽修工,做过餐馆的服务员,也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干过。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始终干着“这个社会最底层的活儿”。

  “不管别人怎么看,有时我自己也瞧不起自己。”坐在深圳路边的木椅上,29岁的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眼神始终躲闪着。

  对游行,他“没什么概念”。走在深圳的大马路上,他起初感觉有点尴尬,“张不开嘴喊口号”,听别人喊了好一会儿,才慢慢跟上。

  往常这个时间,他正一个人站在约3平方米大的哨岗里。他在深圳一家汽车4S店里当保安,负责给每辆来访的车发放停车证,“每天重复同样的事”。

  “乏味”是他评价日常生活时用得最多的词。在6人一间的宿舍里,他老坐不住,没事儿就喜欢“没有目的地逛马路”。今年5月1日,他在街上闲逛时碰上义工站摆摊招义工,他问了一句“外地人也能报名吗?”得到肯定的回复后,马上报了名。

  端午节时,他给独居老人义务包粽子。周末的时候,他到口岸维持秩序,给旅客指路,拎行李。他说参加这些活动,自己感到“单纯的快乐”,让生活“没那么枯燥”。

  在深圳街头,走在成千上万的陌生人中,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很快,他喊口号就“越喊越来劲”。“抵制日货!”“打倒日本人!”“收回钓鱼岛!”他用尽全身力气使劲吼。过了一会儿,他甚至鼓足勇气,在人群中带头喊了几次口号。

  游行的队伍越发庞大,从不同方向涌来的人群最终汇集到6车道的主干道深南大道上。他走到了队伍的最前面,和30多个素未谋面的人一起抬着一面大国旗,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就齐刷刷地唱一遍国歌。

  离开学校之后,他就没怎么唱过国歌,“连词儿都忘记了”。但跟着大伙唱了几回之后,“五音不全”的他就完全放开了,越唱越大声。

  “感觉爱国的激情被激发出来了。”他回忆说,那一刻,他感觉“挺畅快”。

  前一段时间,他一直关注着钓鱼岛的新闻。他的宿舍里没有电视,也不能上网,他几乎天天跑到大队长的宿舍里看电视,“越看越揪心”。

  平日里,他常常觉得“自己活得挺窝囊的”。“快30岁了,没成家,又没一技之长,可以说一无所有。”说起这些,他叹了口气,陷入了沉默。

  去年夏天,他刚结束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在老家的村子里,离婚是件“很丢脸的事儿”。今年春节回家,他没怎么出门,大年初三刚过,就来到深圳打工。他说自己很喜欢这个“年轻,有活力”的打工城市。他的手机桌面,是他站在邓小平巨幅宣传画前的单人照。

  游行的那一天,深圳的街头让这个年轻人头脑发热。他脑中一片空白,唯一的念头就是“马上把钓鱼岛给收回来”。

  “如果当时发生战争,哪怕让我当炮灰我也愿意!”事后,他激动地对记者说。

  想象中的“战争”并没有发生,眼前迎来的,是人群的骚乱。有人冲向了防暴车,有人暴躁地用脚乱踢,更有人爬上了车顶,拽着防暴车的水管。

  他也跟着往前冲。他朝防暴车的侧面乱踹了一会儿,眼看着“一点效果也没有”,又捡起地上一根一米长的木棍,使劲撬防暴车的车门。坚硬的防暴车纹丝不动。他一下子抡起木棍,猛地挥向防暴车的后视镜。

  哐当一下,后视镜被砸坏,玻璃碎了一地。

  在狂热的人群中,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他很快抛开了木棍,又重新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他更没想到,马路上的监控录像已经将这一切拍摄下来。在随后由警方截取并向全市发布的头像中,身穿黄色T恤的他表情有点凶恶。

  如今,他不愿意向记者回忆这些了。“我压力真的很大。”说起砸车的那一幕,他眼睛一下子红了,用手挤按着鼻梁,才极力忍住泪水。他不断强调,自己“一辈子没干过违法的事儿”,当时是“一时冲动”。

  在平日的生活里,这个走南闯北的打工者极少冲动。在哨岗里,他从来没违反过“不能听歌,不能看书,不能玩手机”的规定。“我不想让领导觉得我不行。”他说。

  离家打工的这些年来,这个“安分守己”的男人总感觉“身上的担子很重”。他定期往家里捎钱,有时几百,有时几千,但家里的情况并未明显好转,砖瓦平房里依旧空荡荡的。他的弟弟得了强直性脊髓炎。为了多赚点钱,今年他父亲到郑州工地打工,母亲到深圳一家餐馆当服务员。

  在母亲眼里,他“挺孝顺”。她刚到深圳,儿子就给她买了一双运动鞋,还带着她去了一趟大梅沙和世界之窗。世界之窗的门票太贵,母子俩最终没有进去,只在大门口拍了张照。

  很少人知道,在心底深处,他有时会感慨“活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意义”。“我曾经想过死!然后把我的遗体和器官捐出去!”在QQ上,他情绪激动地对记者说。

  在日常的工作里,这个年轻人很少得到认可。在汽车4S店里,他觉得自己“没出息”,与那些卖车的销售经理相比,“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人”。“一个大老爷们做保安有什么好的?”他甚至愤怒地质问自己。

  做义工的经历成了他最引以为豪的事情。有一次,他在皇岗口岸帮一个来内地的香港人扛行李,对方递给他一张500元的港币,从来没见过这么大面值纸币的他吃了一惊,但很快拒绝了。“我不能要,如果要了,就失去了做义工的意义。”

  这件事情,他对母亲,以及义工组组长都详细说起过。至今,义工站的工作人员还会常常提及这件事,夸奖他。

  但对于未来,他依旧感觉彷徨。他渴望再次成家,QQ签名里写着“一直都在寻找真爱!不知何时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她?”但他常常听同事说,在深圳这个现实的都市里,“追女孩都是要用钱去砸的”。每天站在哨岗里,他也不时看见“四五十岁的男人带着花季少女来”。每月拿着2300元工资的他一直没有勇气找对象。

  走在深圳街头,他似乎无所畏惧。他挥舞着从文具批发市场买来的一面国旗,看着一群年轻人往味千拉面店的玻璃上疯狂地扔瓶子。警察出面制止,现场一片混乱。最终,他与扔瓶子的人被一起带到了派出所。

  录口供时,他没有提及自己曾经砸车。当天晚上回到宿舍里,浑身酸疼,嗓子沙哑的他倒头就睡着了。他当时还不太明白,参加“爱国游行”的自己怎么就被带到了派出所。

  直到在报纸上看到警方刊登自己的头像,通缉“破坏公私财物的嫌疑人”,他才突然意识到,整个城市都知道了自己是个“犯罪分子”。早饭也没吃,他就跑到派出所自首。

  蹲在看守所里,他感觉时间像停滞了一样。每逮着一个人,他都要问一遍“我这种情况多久才能出去,一般怎样判,判多久。”他担心,他的人生从此就将“留下污点”。

  离家打工之前,15岁的他最大理想是去当兵。但由于“家里没有关系”,他最终没有如愿。

  后来,他特意去体验了一次民兵训练。训练的最后,所有民兵一起扛着步枪去练习射击。“那种感觉太好了,雄赳赳,气昂昂的!”在夜色之中,他坐在木椅上向记者回忆起这些,眼神炯炯发亮。在这次训练中,他获得一张“优秀民兵奖状”,这张薄纸,他至今保留在老家的房子里。

(原标题:从义工到暴徒的那一步)

(编辑:SN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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