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保护母语和家乡话就像保护参天大树的树根一样，是对曾经哺育滋养我们这代人成长的城市最好的回馈。”

　　记者｜何映宇

　　上海人唱上海话，天经地义。

　　“汏脚水么烧”，王厂长王昊一张口，上海人就hold不住了，一个个手舞足蹈——听惯了粤语京腔，突然听到上海人搞笑《圣斗士星矢》，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心情乃为之大快。

　　上海人唱上海话，非自王厂长始。滑稽戏演员傅子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尝试演唱上海方言的流行歌曲，虽然影响不大，开了风气之先。新世纪后，王厂长、顶楼的马戏团、陈意心、黑棒、MC Banana等一大批年轻人吹拉弹唱、作词作曲，以沪语入流行音乐，Rap、朋克、电音，各种音乐形式，用沪语唱来别有一番风味在心头，唱出一片音乐新天地。

　　陈意心：“上海话当然需要保护”

　　9月23日，陈意心导演的微电影《DZMZ大自鸣钟2》之《Author作家》在北京西路1829号申活馆举办了电影首映会。两部《DZMZ大自鸣钟》中，演员都用上海方言对话，和记者谈到这部电影时，导演陈意心觉得用上海话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在国外也有用方言拍摄电影啊，比如《猜火车》里的苏格兰口音。电影用方言更能贴近生活，现在我在筹备将孙甘露的长篇小说《呼吸》改为电影，那部电影中，普通话为主，上海话以辅助方式出现。”

　　鼓捣电影之前，陈意心是一位音乐人，大学里组过一支乐队Freebirds，出过5张唱片。如果说他的音乐和电影有什么交集的话，最明显的恐怕还是上海话。

　　“Freebirds一开始都是用英文演唱，其实都是过来人，从翻唱英文流行摇滚歌开始，到最后才发现母语和家乡话更能表达最真实的情绪。也是凑巧，2003年想写一首关于童年居住过的小马路五原路的歌，里面有很多路名串在一起唱，最后发现，还是用上海话来唱这些路名最贴切，所以从此唱起了上海话。”他对记者说。

　　这首“五原路”就收录在他2010年出版的唱片《曾经》中。唱片封面是童年的他穿着花衬衫站在老式收音机前，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记忆中的那个年代：老式弄堂，国民床单、中山装、《铁臂阿童木》和《森林大帝》……

　　陈意心有上海话的情结，他觉得上海话当然需要保护：“毋庸置疑，保护母语和家乡话就像保护参天大树的树根一样，是对曾经哺育滋养我们这代人成长的城市最好的回馈。”上海的一切都让他着迷。他写过一篇文章说上海是一个比较闷骚的城市，他认为上海相对北京为首的北方来说内敛务实，更具人文浪漫主义精神。

　　陈意心表示老上海的“新感觉派”前卫、激进，堪称“人文浪漫主义”的典范。2009年初，他在网络上发表了单曲，用“新感觉派”穆时英的一篇小说命名，借此向穆时英致敬，那首歌的名字叫“子夜，上海的狐步舞”：“当然，歌词里有穆时英写的《上海的狐步舞》片段摘录，因为觉得身处1930年代的穆时英写的新感觉小说很‘电子’很时髦，所以非常适合舞曲化风格，甚至考虑将来有资金有条件的话会拍摄关于穆时英的电影。”

　　和上海话的年代味不同，他的音乐风格偏于电音。他觉得两者并不矛盾，相反，上海话很适合电子音乐：“因为曾经担心用上海话来唱会不会像沪剧或者浦东说唱，但后来经过研究发觉只要发音字数少点，还是很适合很cool的电子乐的。”

　　顶楼的马戏团：朋克都是娘娘腔

　　“打桩模子元宵模子翘边模子挖轮模子连档模子滑头模子寿头模子小刁模子。”在“阿飞外传”中，陈意心一口气说出的这么多模子丰富了周立波的打桩模子形象。不得不说，听了那么多用上海话的歌曲，感觉要唱出上海话的神髓，一本正经恐怕难以奏效，多少有些痞子气，比如上海Rap歌手MC Banana演唱的这首“复兴公园”：“所以伊拉吃饱饭，全线莫名其妙开始瞎来，逼牢阿拉叫伊老板，叫伊滚蛋，我现在只想请伊吃肉饼子炖蛋”——极尽滑稽搞笑之能事。

　　另一支搞笑高手就是在上海滩人气颇高的朋克乐团“顶楼的马戏团”。毫无疑问，“顶楼的马戏团”是上海文化的一支奇葩，大概在他们之前，从来没人想过，居然能用上海话唱朋克，还唱得风生水起，人气飙升。

　　“2001-2002年间，我们做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开始零零星星有一些用上海话演唱的歌曲，主要还是觉得顺口，想把生活中上海小市民的感觉放到音乐中去，让歌曲更加生动、有趣。”“顶楼的马戏团”的主唱陆晨对本刊记者回忆说，“第一首创作的沪语歌我记得是这张专辑里的‘24_01的末班车’，当时的主唱毛豆，用一种比较愤怒的情绪唱了这句上海话：‘大家都是一泡污’，把乐队里认识的人都骂一遍，里面骂了梅二、梁月，也骂了我。只是当时国语歌在专辑中还占了相当的比重，并没有完全用上海话来演唱。到2006年我们的第三张专辑《蒂米重访零陵路93号》时，想更加彻底一点，就用母语上海话代替普通话演绎纯朋克的音乐，全部改用上海话，比较完整地呈现上海话摇滚的音乐风格。”

　　用上海话在现场的演唱效果还真不错，在上海本地，当然会引起听者的普遍共鸣。一方面，这些观众的热烈反应给了他们信心，另一方面，他们也想摆脱普通话的束缚，也越来越感觉到上海方言的可爱和亲切。就像粤语，许冠杰之前，没有多少人用粤语来演唱流行歌曲，直到许冠杰等一批音乐人开始尝试，粤语流行歌曲的时代才横空出世。而台湾闽南语歌曲的兴盛，同样离不开先驱的努力。“顶楼的马戏团”也想成为上海话朋克的先驱，陆晨说：“我想如果我们能做一点尝试的话，说不定上海话歌曲会成为一种潮流，即使没有火，成为试验田里的一朵奇葩也不错。现在有些乐队喜欢用英语写歌，可是唱出来呢，怪怪的，我们听着觉得差不多，有的连老外都听不懂，还会问：刚才他们唱的是什么？如果谁都听不懂，还不如索性就用我们自己的母语来演唱，用上海话作为歌曲的载体，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得心应手的。只是以前我们忽视了这种可能性。当然，用上海话来填词会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碰到押韵啊，咬字气息啊，都有很多限制，我们也只是做了一些尝试而已。”

　　用上海话填词，绝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就像有的流行歌有国语和粤语版，不同的版本感觉完全不同一样，沪语版和国语版当然有不同的风味。陆晨觉得他们评判的唯一标准“还是听着好听”。陆晨觉得上海话很精致：“它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说它小资也许也对，它是商业化进程中的工业用品，很标准，就算骂人也不会太难听，不会受到乡土气的牵绊，从某些方面来说似乎是缺少了些什么，但是写歌很趁手。”

　　他们最受欢迎的“上海童年”那首歌写得就很顺畅，说起来也有些偶然，那天，乐队成员梅二和他太太到陆晨家来，正好陆晨说他想写一首关于城市的歌，梅二说那就写一首上海童年的歌曲吧，收在新专辑里，把上海的方方面面都写进去。他们选择了很多小人物，快递员、保姆、阿姨，等等，聊了一下午，他们走了之后，陆晨一口气写出词曲，然后做了韵脚上的一些处理，就写成了。

　　“进来白相相”也很出名，陆晨说：“‘进来白相相’是有一次我经过火车站，那边有洗头房。那些洗头妹笑眯眯地叫你‘进来进来’，在所有城市，都有这样的角落，这些角落也和都市的欲望有关。当然我在歌里没有批判，也不想褒贬，其中也没有低级趣味的描写。”

　　迄今为止，他们的上海话歌曲创作一共也就是二三十首。他们希望能出精品，也不完全靠音乐养活自己。这是剑走偏锋的一群年轻人，陆晨在事业单位工作，生活安定。他说他平时也就上上班，下了班陪老婆孩子，一个星期排练一次，有演出就去，主要还是靠工作的收入。“在哪里做摇滚都不容易，虽然这两年环境好多了，酒吧也多，但是从人口比例来看，听摇滚的人还是非常可怜。前两天有支欧美的老牌乐队来上海演出，现场观众也就来了200人左右。上海人的生活比较优越，搞摇滚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但上海是个很好的舞台，全国各地的人都愿意到上海来演出。我也喜欢上海这个环境，比较安静，别的城市，要么热闹得过火。那不是我喜欢的，太疯狂的话我也受不了。上海，就像是摇滚圈的一个后花园，大家也可以看到最优秀的音乐家。作为摇滚乐的基地来说很不错。”

　　他觉得朋克被人误解了，就像他们唱过的一首‘朋克都是娘娘腔’中所表达的，他们理解的朋克是能够自我反省自我颠覆的极致境界，接近于禅宗的禅。但是现在很多人把它作为一种标榜，自己很男人味，自己很牛，别人都是傻逼，他觉得有点可笑：“我用了娘娘腔这个词，是想形成一种反讽。”他说。

　　他说他们即将推出的新专辑仍然会用上海话唱，偏于小清新，不再是前两年的朋克重口味，只是对上海的爱一如既往，因为这座城市，是生养他们并且给予他们灵感和激情的一片天地。

　　电视机里听故事

　　上海话并不只是上海人家常的生活语言。事实上，上海话更是展示这座城市文化内涵、市民智慧与城市精神的载体。上海的土特产——独脚戏、滑稽戏深受市民喜爱。而独脚戏、滑稽戏与媒体的“亲密结合”，无疑更扩大了上海话的影响力。不过如今，就和各地一样，“讲故事”几乎成了电视机里最重头的方言保留节目。

　　记者｜王悦阳

　　电波传欢笑

　　且不论自戏曲曲艺出现以来就产生的广场、剧院式表演，光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无线电广播的不断普及，滑稽演员进入电台，将欢笑带给更多的市民，就成了一道亮丽而热门的风景线。

　　当时“唱无线电”最红的“响档”，无疑是姚慕双、周柏春兄弟。仔细分析姚、周的表演，其独脚戏段子充分发挥了上海话在语言上的优势和智慧，同时又融入各地方言，将江浙沪三地的语言艺术融为一体，在共同处又找寻某种差异，制造精彩而不低俗的滑稽效果。比如《宁波音乐家》，就是姚、周兄弟仔细分析了宁波方言后，将其语音元素加以提炼、概括与夸张之后所取得的音乐性、喜剧性效果。这在上海人听来分外有趣，毕竟上海话里的很多词都来自宁波方言。再比如他们最经典的《学英文》段子，恰恰体现了上海当时华洋杂处、融合开放的社会文化，也恰是兄弟俩从小学习英语的基础，使得上海话与英语结合得精彩有趣，一时间，倒背26个字母、“捏不牢滑特”、“剥了皮，吐了核，一囊一囊吃”都成了市民广为流传的经典笑话。姚、周的成功之道，恰恰是拿捏住了上海话的语言精髓，同时又将这座城市包容、多元、现代、摩登的精神，融汇于独脚戏段子之中，故而分外精彩。

　　岁月荏苒，几十年过去了，随着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日益加快，1987年5月11日，电波里又诞生了一个上海滑稽明星——《滑稽王小毛》。从那时算起，王小毛已经陪伴着听众走过了将近25年的风雨历程。带着苏北口音的热心肠小青年王小毛，从某种角度看，无疑是“新上海人”，一口并不标准的上海话，却透出几分可爱，几分家常，仿佛自家邻居里弄里的可爱小伙子。而他那永远没有结婚的女朋友佩佩，则是一口标准流利的上海话。还有善良淳朴的王妈妈，由老一辈滑稽戏演员吴媚媚演来，更是形神兼备，虽然听众在电波前看不到老人家的身影，然而一声亲切的“小毛诶！”，就让无数观众欢喜不已。

　　虽然王小毛走过了一代又一代，从最早的演播者王汝刚、吴媚媚、顾竹君……到后来的葛明铭、钱程等人，演员变了，听众却始终热情。《滑稽王小毛》的成功，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开放、和谐、国际化。正由于把握住了时代脉搏，使得上海话，上海滑稽在电波中的生命力，变得跃动、鲜活、亲民。而这正是上海话与广播亲密接触的最佳表现。然而，并非所有的节目都具有永恒的生命力。随着编导葛明铭的退休，《滑稽王小毛》最终也落下了帷幕，这让多少热爱它的听众为之唏嘘不已。

　　荧屏欢乐多

　　随着上世纪90年代的到来，仅仅停留在电波中，已经不能满足广大市民的需要。伴随着电视机进入千家万户，上海话节目也呼之欲出。

　　第一个吃螃蟹的，还是滑稽戏演员们。1995年9月，东方电视台创建了《百家心·老娘舅系列》喜剧，起初是每两周一集，取材于市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在石库门实景拍摄。主演李九松以其特有的亲切和善又不乏幽默的脸蛋，一炮而红。还有资深滑稽戏演员嫩娘不乏夸张地扮演老舅妈，一干滑稽戏演员所表现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无一不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有身临其境的切实感受。全沪语的表演风格，生活化又不乏喜剧化的表演路子，将上海市民热心淳朴善良的特征一览无遗，难怪其播出后，收视率迅速上升，甚至超过了当时流行的几部电视剧。

　　趁热打铁，1998年7月，东方电视台准备创立一个能与北方《我爱我家》系列情景喜剧抗衡的情景喜剧，依托原《老娘舅系列》在观众中的影响力，推出了以直接以“老娘舅”命名的室内情景喜剧，剧情上延续了原版老娘舅贴近民生的风格。它标榜自己为“海派情景喜剧”，全剧以上海话作为主要语言，这在当时提倡说普通话的大背景下是很少见的，也间接推动了后期南方一大批打方言特色的情景喜剧诸如《红茶坊》等的兴起。第一次改版后的《老娘舅》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收视率一度达到23.61%。

　　在随后的几年里，《老娘舅》不断改版，走出了小家，来到了大家，将活动范围扩大到小区之内，左邻右舍之间，加大了表现力度和人物性格，特别是毛猛达扮演的“阿德哥”，开始以主要角色的身份出现于全剧。2002年，随着第三次改版的到来，李九松不见了，换来的则是陈国庆扮演的“阿庆”，“珍珠奶茶真好喝”莫名其妙地成为当时的流行用语，而真正的主角“老娘舅”却因与剧组在艺术思路上的不合而退出。没有了“老娘舅”的《老娘舅》，就这样靠着“阿德哥”和“阿庆”光怪陆离的故事继续上演着。

　　2006年，由于收视率的下降，促使《老娘舅》剧组第四次改版扩容，名称保持不变，主要人物设置也基本没有变动，但播出频率从每周2集增加到每天1集。由于播出频率的增加，导致剧组工作量加大，剧本开始出现一些粗制滥造的局面，遭致不少批评，导致收视率更加下滑。后期，《老娘舅》为了吸引更多年轻观众，邀请了不少选秀明星担任客座嘉宾，但收效甚微。整个系列最终在2007年12月终于终止播放。

　　剧集终结之后，原组的大部分演职人员开始拍摄另一部设定于民国时期大上海的情景喜剧《啼笑往事》，从2008年1月开播，每周2集。此节目表面上似乎想模仿经典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那样走讽刺路线，然而全剧表现了太多假、丑、恶，与《七十二家房客》相比，丑恶有过之而无不及，却缺少类似小皮匠、金医生、杜福林那样的正面角色，无非依托了一个旧社会的外壳，放大了滑稽戏中低俗的表演。热闹过一阵之后，没有多久，这节目也宣告结束。

　　与此同时，一个叫《新老娘舅》的节目开始播出，但不是情景喜剧，而是一个纠纷调解节目。同样操着一口上海话的柏万青阿姨取代了陈国庆，成为新的收视热点，草根明星。

　　庆幸与可惜

　　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代新人换旧人。面临“提倡普通话”的大潮，上海话节目有的关张，有的改版，如今能保留下来的，并不太多，而曾经红极一时的海派情景喜剧，如今一个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综艺性娱乐节目，诸如《滑稽三兄弟》、《欢乐星期二》，以及那些讲述家长里短，困扰纷争的《新老娘舅》、《阿庆讲故事》、《新闻坊》等等。

　　相比较于上海话的起起伏伏，全国各地的许多方言类电视节目，都有着相类似的经历。特别是吴越方言体系，苏州原本是电视评弹一统天下，随着娱乐节目的丰富多元，评弹在电视中出现的时间相应减少。穷则思变，诸如施斌、袁小良等青年演员，逐渐走上了类似《阿庆讲故事》那样的道路，运用苏州弹词的说表方式，加上一些插科打诨，在电视里讲起了邻里关系、儿女情长，倒也别有趣味。杭州则出现了诸如《开心茶馆》等综艺类方言娱乐节目，莲花落演员翁仁康的方言节目，更是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一时间，“讲故事”几乎成了各地雷打不动的方言保留节目，除此之外，电视节目很少有用得到方言的地方。

　　相比之下，作为方言的“大省”——四川与广东，则对于方言的保护力度更大，运用程度也更广，堪称基础牢固。且不论香港及其强大的港片效益、明星价值所产生的粤语文化影响力，就拿广东省来说，电台、电视台运用广东话与普通话的比例，几乎平分秋色，在上世纪90年代，甚至只有一两个普通话频道，其余都是铺天盖地的广东话。而四川省也同样如此，先是有川剧演员主演的方言喜剧《帽儿司令》红遍全国，接着又有李伯清的“清口”笑话，轰动一时。直至今日，虽然老一辈喜剧演员已淡出荧屏，但他们的徒子徒孙，却依旧操一口四川方言，通过电视机，走遍巴蜀，扬名立万。

　　相比之下，上海话在电视节目中的冷冷热热，真是起伏跌宕。从今天来看，很庆幸，上海话得以在上海本土的电视节目中得到保留；很可惜，电视节目中的上海话，越来越少能看到生活的智慧，语言的艺术。剩下的，多只是鸡毛蒜皮、家长里短，让人好不感叹。

上一页123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