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阙 政 撰稿|林鹭萍
对12月21日的末世论,她百分之百地不相信。“我们做的事情未必有多大的意义,很多时候都是对自己有个交代。”
2012,田艺苗很忙。
唱片业不景气,越来越多机构倒闭,唱片公司改走经济路线,古典音乐就更是式微。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田艺苗的古典乐乐评,读者却很广。从2002年至今,十年间,田艺苗在不少媒体开设了多个音乐专栏,乐评集出版了一本又一本,印数一再增加。
看起来,听古典乐的越来越少,跳“江南Style”的越来越多。但田艺苗的“穿T恤听古典音乐”讲座,仍然次次满场。
谁还需要欧洲两三百年前的流行乐?
“你去大剧院看演出就会发现,演奏家都是年轻的,观众却大多头发斑白了。”田艺苗忆起父辈的古典乐情结,感触颇深,“如果说我们是从小被父母逼着练琴走上这条道路的话,那他们才是真的爱。下乡劳动的时候坐在拖斗上唱《图兰朵》;‘文革’了去垃圾堆里捡抄家剩下来的古典唱片听……当音乐和他们苦难的生活连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成为一种深刻的记忆。再听到熟悉的曲子,那个年代就又回来了,所以他们对古典乐真的非常有感情。”
一旦离开这样特定的生活背景,听着罗大佑们长大的一辈人,便与古典音乐渐行渐远。欧洲两三百年前流行的东西,还能不能够表达现代人的个性与感情,显然是个问题。更何况,古典音乐本身就未必代表着个性或感情。“像巴赫那时,音乐表达公共的感情;到了肖邦、李斯特,他们觉得有必要表达自己的感情,但严格意义的古典时期,是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早期,那时的音乐个性并不突出。一般宫廷贵族需要哪些礼节性的音乐,就请音乐家写一个。”田艺苗说。
不过,“复古”正是眼下当红不让的潮流。几百年前的流行音乐,被时间酵母酝酿出别样的风味。说起来,古典音乐在西方的处境,与京剧昆曲在中国的情况多有相似——民间仍然有年纪较大的人,当作生活习惯一般去欣赏;进入庙堂演出时,却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去品味。
“昆曲一个完整的本子要三四天才能演完,依依呀呀的唱腔,铺得那么长,我们小时候未必会喜欢这样的音乐。但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会觉得能够欣赏它的美。那种几百年前的节拍,古雅的韵味,和现在日新月异的节奏很不一样。”在田艺苗看来,“这就是复古吧。”
正如复古的时装并不是叫人从头到脚穿上当年的衣冠鞋履,隔了几百年的时光再回来,古典音乐也早就不是它从前的样子。但这其中那些微妙的改变,那些现代元素的丝丝融入,却恰恰满足了时人的需要。
“人活在现代,感情就是现代的感情。”田艺苗说,“我不支持原样照搬,古典音乐还是要用现代的方式来演绎。像古尔德,他是用机械化和数理学的东西来呼应巴赫的感情,特别有新意,有个性,将巴赫弹出当下的感觉。我觉得古典音乐的演绎需要个性化,需要时代感。这样古典音乐才能继续流传下去,不然就是一潭死水。”
“穿T恤听古典音乐”
对音乐的喜好常常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纯粹也直接。李海鹏曾经对田艺苗说:“古典音乐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屏障一样。我很烦的时候,打开巴赫,就感觉它像一个屏障,隔开了世俗的生活。”
这或许是其他音乐力有不逮的方面,但对于古典音乐的接受程度而言,却未必是好事。屏障将世俗挡在身外,也不免令音乐本身产生距离感。越来越多古典音乐被运用于典雅堂皇的高档场合,成为体现身份层次的奢侈品,像华服,像珠宝,装饰感越来越强。人们穿起燕尾服去衬托一种艺术欣赏的仪式感,与其同时,许多本该被同时吸纳的内容信息、弦外之音,却通通被忽略。
2010年前后,写了十多年乐评专栏的田艺苗结集出版了自己的乐评著作《温柔的战曲》。写乐评的田艺苗并不喜欢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随性而行的她也并不急于推销自己。反倒是成书之后,引来许多读者的建议,“你光有书,没有音乐,我们怎么来欣赏音乐的好?不如你来开讲座吧!”她想,“那也不错,你们说开讲座,我就开一个试试看吧。”随后,就有了“穿T恤听古典音乐”。
起这样的名字,当然是有抗衡仪式感、权威感的意思在:古典音乐并不是一定要穿礼服去听才行,穿T恤为什么就不能进音乐厅?——但田艺苗也不希望“穿T恤”这个放下身段的举动,成为另一种“摆姿态”、另一种“装”。一方面,她很理解“礼服观众”的心态:“很多人觉得有必要用一种仪式感去尊重古典音乐,这也没错。”但另一方面,她深信“艺术不应该有任何的繁文缛节”:“艺术的本质是质疑所有繁文缛节,质疑规则甚至道德和感情,寻找真理。艺术家要推翻很多约定俗成的东西,他要用最直接最纯粹的方式去思考去写作。我们这个年代提倡贝多芬,为什么?他就是一个袒胸露臂冲进圣殿的人,他的音乐是直指人心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音乐是完全贴近生活的东西。它其实可以是生活中的一种工具——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今天我很累,本来想睡一觉,睡了还是觉得累,但如果听一段音乐就好像人一下子振奋起来了,或整个放松了。这是最明显的一种功效。音乐就是在你心里干涸的时候,有东西会流进去。”田艺苗希望“穿T恤”这个举动不只是针对音乐,也是为自己扫除浮面的虚饰,“只有这样做你才能真的认识自己、了解自己”。
古典音乐被她讲得很好玩
经过两年多的尝试,“穿T恤听古典音乐”的线下讲座已陆续在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广州、深圳等地举办。书店、图书馆、大学、音乐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兴致勃勃前来,领受古典音乐的魅力。
在上海音乐学院里,田老师教的是作曲理论,难免枯燥。但在古典音乐讲座上,走的却是公共推广的道路,用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乐理知识她也会讲到,但绝不会是课堂型——“比如聊音乐结构,我会讲:‘它像三明治,第一段会出现面包,中间则会变化,出现蔬菜或者牛肉,变成别的素材,到了第三段又会回到面包的素材。’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了解。”
比起结构,她更在意“音乐到底在表达什么”:“结构也是一种音乐表达。很多人会说,这段是‘命运在敲门’,这段是‘月光’,这段是‘暴风雨’。其实贝多芬原来写这些音乐的时候是没有标题的,都是出版商为了促销,故意标上去的。所以你说这个音乐像什么,其实并不准确。为什么一定是‘命运在敲门’,不能是‘命运在敲窗’呢?把意思说死了,也就没意思了。音乐首先是模仿,模仿自然界,模仿人的心理活动和感情。但是要听出在模仿之外,它的艺术规则。模仿必须要建立在规则和思维上,才能体现出深刻的感情。这样去讲的话,大家就可能对音乐产生更深层次的理解。”
在讲座上,田艺苗常常会给来客放一段音乐——先来一首爵士乐,再来一曲三百年前的巴赫,然后问他们,有什么相同点,又有哪里不同。在她看来,无论爵士乐还是巴赫,“它们都有一种游乐的东西,有一种游戏精神,是玩出来的。巴赫的协奏曲就好像朋友之间游戏竞赛,你留一点时间给我玩,然后你接着玩。现代爵士乐也是这样的,不知不觉中,音乐的精神流传了下来,在不同年代,音乐始终有这样的精神。”
而这种游戏精神,这种“大家在一起”的好玩,也正是“穿T恤听古典音乐”最吸引来客的地方。除此之外,田艺苗还会分作曲家来讲:“比如莫扎特的歌剧,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脑子的人,像《唐璜》这样的作品,他没有去做道德审判。你看完会觉得:唐璜虽然很坏,但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唐璜,那也挺乏味的。贝多芬有时候还会作点道德审判,但莫扎特没有,这是他很高明的地方……”选择的倾向体现着她的个人喜好。听其言观其行,田艺苗的个性魅力,相信一定也是她广受乐迷欢迎的原因所在。
如今,“穿T恤听古典音乐”在微博的微群上已有近千名成员,不时上传一些自己喜爱的古典音乐,或是发布相关活动信息。接下来,田艺苗将会继《温柔的战曲》和《靠谱》之后,筹备出版《穿T恤听古典音乐》主题书,介绍她自己喜欢的音乐家和主要作品。为的,当然还是推广古典音乐。
对12月21日的末世论,她百分之百地不相信。但人生总有大限,田艺苗看得很开:“我们做的事情未必有多大的意义,很多时候都是对自己有个交代,让自己可以安心去老,或者在终点来临的那一刻,可以安心去死。”
感情丰富的人才懂音乐
近年来,不少文化人开始了他们跨界推广古典音乐的尝试。香港小交响乐团指挥叶咏诗曾与詹瑞文合作,以“栋笃笑”的方式演出《古典音乐速成——音乐词汇笑疗法》,轻松诙谐地为观众传授予古典音乐常识。香港小交响乐团还多次与流行乐手合作演唱会,《爱与交响曲》(张学友)、《弦歌有你》(张信哲)等令流行乐迷同时领略了古典音乐的风采,跨界效果颇佳。周立波也和中国爱乐乐团携手办过海派清口混搭交响乐的“新赏会”。
有时候,无心插柳比有意栽花更有效,比如村上春树——“他很喜欢古典音乐,什么都听,据说他一边跑步一边听巴赫。村上春树老在书里写到古典音乐,而且是专业的知识,所以现在那么多年轻人喜欢古典音乐,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而田艺苗的乐评集也非常好销,今年新出版的《靠谱》,上市两个月已经重印。她却说,写乐评就得要“不靠谱”——“重要的未必是识谱,感情丰富的人才懂音乐。现在很多人学钢琴、买乐器、听音乐会,我觉得他们就是急着想变得跟音乐有关系,急着想变得高雅起来,这不是真正地理解音乐的妙处,这就是我说乐评得‘不靠谱’的主要意思。”
正如毛尖说的,流言传播得最快。田艺苗并不排斥写音乐家的八卦。“每个人都会对八卦感兴趣,我也是。讲到肖邦大家就会想到乔治·桑,讲到勃拉姆斯就会想到克拉拉,听众就是从八卦开始了解音乐的。八卦不仅是推广古典音乐的敲门砖,还能帮助理解艺术家的创作。有些人生活中可能比较闷骚,什么都不好意思说,把所有的感情都投入他的音乐。关注一个作者,他的生活中发生过哪些大事情,什么事对他影响特别大,对于理解他的作品而言,是非常有用的。”
聊古典音乐,不可避免地会谈到电影。且莫说直接以著名音乐家生平为题材的名片,就有《翠堤春晓》、《一曲难忘》、《闪亮》、《狂恋大提琴》……不可胜数。即使是古典乐在经典影片中的昙花一现,也足以绕梁三日——看过《肖申克的救赎》,谁能忘记那段刻骨铭心的《费加罗的婚礼》?《时光倒流七十年》的主题曲,教人一听便为之倾心;就算小猪麦兜,也用了太多巴赫肖邦莫扎特。好的古典乐为电影点睛,电影的成功又极大增加了观众对于原声音乐的兴趣,不啻是双赢。
但田艺苗却略有保留,原因是对电影音乐的质量始终存疑。“电影对古典音乐的传播力度很大,有很多段落直接采用古典音乐。但电影音乐很多都是画面感、描绘性的东西。而在古典音乐里,描绘性的东西意义不大。音乐是用节奏、音调、和声等素材来发展的,并不是画面,画面感的音乐很容易变成风景明信片。而如果是用音乐本身素材来发展,大家就会觉得这个音乐有血有肉,有逻辑。所以一直以来,古典音乐里,纯音乐获得更多认可。”
电影在推广古典乐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令它成为自己的附庸,对影片,加分有余;对音乐,却失去思考空间。甚至,电影的发达还会影响了当代古典音乐的创作——“当代的古典音乐写起来都像电影了,这未必是音乐的好事。不过我想,电影是这个年代新的综合艺术品,如果莫扎特、柴可夫斯基活在当代,可能都会来写电影音乐。平时我一直很关注电影音乐,因为这些音乐里面会传达出这个年代新的讯息,这些音乐的新感觉会影响当代古典音乐的创作。”
原以为着力推广古典乐的田艺苗对于电影和古典乐的联姻一定相当赞成,结果却未必尽然。这也告诉了我们她在推广古典乐上的底线:“身段要放低,但音乐本身的质量不能放低。推广的意义,并不是将一件事做得尽量通俗。”
爱红酒,更爱生活
记者|任蕙兰
“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地方生活工作,一切都在起步,怎么会去相信尽头很快就会到来呢?”
美女爱醇酒
“新上海人”Eva是一个很高挑的法国美女,双腿修长,五官立体,眉宇间有些像法国影星奥黛丽·塔图。她有欧洲女人的考究,在上海的寒冬只穿一层薄薄的丝袜,绝不肯牺牲形象去屈就低温;也有欧洲女人的随意,身上的毛衣裙剪裁很简单,没有其他装饰。
她在一家法国葡萄酒代理公司ASC精品酒业任品牌经理,负责把宝祖利新酒推介到中国市场。因为宝祖利新酒的存在,11月的第三个星期四,成了世界各地宝祖利迷们欢呼雀跃的一天,刚刚酿成的近100万箱新酒就经宝祖利地区的数十个小村庄,穿越沉睡中的法国乡村,一路跋涉,抵达里昂、巴黎及法国其他航空口岸,被运送到世界各地翘首以待的葡萄酒爱好者手中。零点钟声敲响之后,葡萄酒经销商们争相向大家宣布:“宝祖利新酒到了!”
法国人想到宝祖利新酒,第一个念头就是狂欢。最初的起源是每年秋季农民们会庆祝丰收,宝祖利新酒就成了欢庆的宠儿。Eva在巴黎参加过宝祖利新酒的狂欢,当时一杯酒售价70欧元,但欢乐的人们依然慷慨地豪饮。当然宝祖利新酒在一般情况下很平价,它是使用当年的佳美(Gamay)葡萄酿造出来的葡萄酒,不耐久存,多数酒要在1-2年内喝掉,新酒更要在3个月内喝掉,否则就失掉了它应有的果香和新鲜风味。
“法国最贵的葡萄酒不是拉菲。”Eva不断强调,也不是拉图或木桶,而是勃艮第产区的罗马尼康帝。她很高兴越来越多中国人知道,在法国除了波尔多,还有其他地区出好酒,宝祖利新酒就是勃艮第的佳酿。和波尔多产区的葡萄酒不同,宝祖利新酒在橡木桶中呆的时间比较短,只有1-3个月,因为“年轻”所以口感清新,酸涩感少,带着浓郁的水果芳香,很适合年轻人,特别是女性。
在法国以外,究竟哪个国家的人们最先尝到新酒?这对于宝祖利粉丝是件非常重要的事。Eva告诉记者,答案是日本,因为根据时差,日本最先到达11月第三个星期四的凌晨。而中国人只比日本晚两个小时享受到新酒。但是新酒上市是在凌晨,当Eva和酒友在酒吧为宝祖利新酒狂欢时,大部分中国人还在梦乡里。不过她很高兴参加酒吧狂欢夜的粉丝越来越多。
进入中国市场后,宝祖利新酒通过和必胜客合作来扩大认知度。“必胜客的主要顾客是时尚的年轻人,他们到那里庆祝、聚会,现在他们可以在欢乐餐厅品尝到宝祖利新酒。必胜客的披萨、意大利面、牛排都很适合搭配宝祖利新酒。”Eva觉得,就像人们一开始不习惯用刀叉,不喜欢带奶油味的浓汤,但是对披萨和意面等西式餐饮慢慢从陌生到乐于接受,也会慢慢爱上宝祖利新酒。
Eva发现,葡萄酒在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以前中国人把葡萄酒当做一件昂贵礼物,但现在买来自己喝的人越来越多,有很多葡萄酒价格并不贵,口感也容易接受,适合在聚会的时候和朋友分享。中国人注重面子,如果你请别人喝酒时能顺便说说酒背后的文化故事,会显得自己学识丰富,很有品位,所以中国人喜欢有故事的酒。”
“上海妈妈”的乖女儿
在和朋友同事去中餐馆吃饭时,Eva偶尔也会试试白酒。感觉怎么样?这个法国美女吐了吐舌头,“太太辣了。”不过她很喜欢中国的米酒,喝上去香甜醇厚,也不怎么醉人,就像个温柔的小姑娘。
在上海的几年中,Eva不仅适应了这里的食物和米酒,也习惯像一个本土上班族一样生活:每天挤地铁1号线去上班,在公司工作到晚上8点。“我在这里像中国人一样工作,但是会像法国人一样享受生活。因为我经常加班到很晚,但是下班后会找方法放松一下。”加班结束后Eva不会立刻回家,而是和朋友去喝杯鸡尾酒,聊聊天,9点再回到家里给自己做顿简单的晚餐,然后洗澡睡觉。
Eva说自己有两个妈妈,一个在法国,一个在上海。
法国妈妈已经70多岁了,生活在法国南部的小镇Frontignon,那里有薰衣草和普罗旺斯大区葡萄酒,还有许多来度蜜月的外国伉俪。法国妈妈每次打电话给Eva时,都会问她什么时候回家,这是Eva最大的牵挂。老太太来上海旅游过一次,Eva带她去了外滩,那里的法式建筑让她感觉亲切。不过对于其他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她可不怎么有兴趣。老太太不会讲一句英语,更不会中文,但并不妨碍她感受上海人的热情。
“上海妈妈”是Eva的邻居,一个50多岁的妇女。每次来Eva家里会很熟惯地坐到沙发上,跟自己弄点饮料,然后和她的“伊娃”(“上海妈妈”自觉地把Eva名字的发音本土化了)聊家常。虽然老人不会英语或法语,Eva的中文水平也仅限于便利店买东西的水平,但有趣的是她们总能通过肢体语言让对方明白自己在讲什么。Eva喜欢“上海妈妈”给她的“熊抱”,“上海妈妈”也喜欢法国女儿叫她“妈妈”。每次Eva回法国前,“上海妈妈”总会“吃醋”地问她:“你回去找你的法国妈妈了,不要你的中国妈妈了?”可惜的是,最近“上海妈妈”搬走了,她要去帮女儿照顾刚出生的外孙女。“她去照顾她的中国女儿,不要法国女儿了。”Eva开玩笑说。
信风水,不在乎“末日”
Eva喜欢上海的生活节奏,路上人们走路速度都很快,每个人都明白时间的意义,但又不显慌乱,默契地遵守着共同的规则秩序——比如在地铁站,上车的乘客在每道门边上排成两排,把中间走道留给下车乘客,地铁门打开时,进和出的人们迅速有序地交换空间。
“这座城市总是在变化,摩天大厦建起来的速度很快,每天路过的地方经常会发现开了新店。这和我出生的城市不同,和巴黎也不同,巴黎的一切感觉总是静止的,不会有很显著的变化,街头经常能看见存在了几百年的东西。”
不过Eva也带着法国人对传统和历史的自豪,比如巴黎地铁站虽然很旧,不过在靠近景点的地铁站点会有油画或其他艺术品装饰,还有人在那里表演行为艺术。“上海就像三四十年代的巴黎,努力在快速发展,扔掉了一些其他东西,以后会回过头花很长时间再把这些捡起来,包括城市的历史遗迹和环境。我们现在会花很多钱去维护历史建筑,不是把它们推倒重修,而是一点一点地修葺,这样花的成本更大。来巴黎的外国人都是来看我们的历史,不是摩天大楼。”巴黎不是有蒙巴纳斯大厦吗?“只有蒙巴纳斯。”Eva和很多法国人一样,提到这个孤立而不讨好的摩天大楼时感觉很无奈。“它破坏了巴黎的天际线。”
Eva从不相信“末日预言”,“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地方生活工作,一切都在起步,怎么会去相信尽头很快就会到来呢?而且法国人从来不迷信。”不过她对中国的“风水”之说却很感兴趣,在一个台湾朋友的怂恿下,她把卧室床的位置移到“适合磁场的方向”,“因此睡得非常安稳”。
她希望继续在这里工作,“就像在一趟高速行驶的列车上”,对未来怀着美好的设想——比如让更多人爱上法国葡萄酒。喝酒不止是解渴,是炫富,是交际,是商业文化,在法国人看来它是“l’art de vivre”,一门生活的艺术。艺术能给人带来“正能量”,让人升华自己,Eva希望葡萄酒也能给列车上的人们带来一些“正能量”,在都市的高压下喘口气,暂时忘记一米见方的写字台和3万/平方米的房价,放松地享受一下生活。
当然,她还有一个希望,和所有“漂”在这座城市的“新上海人”一样,就是经常有机会能和家人聚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