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诸多公共事件中均出现了一群年轻人身影。
哈尔滨垮桥事件里的上海大学生雷闯;致信铁道部的甘肃大学生黄焕婷;申请公开杨达才工资的三峡大学学生刘艳峰,他们均希望政府部门公开相关信息。
另一些人,则体现另一种担当,西安青年李昭,在9月15日的反日示威游行中,手持一块写着“前方砸车,日系调头”的纸板站在马路上;随后,在广州,反日游行游行队伍退去后,一群90后上街扫垃圾。
这是新世纪以来的新气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社会事务中。他们的从容与策略,闪烁着理性的光芒。另一端,我们的社会也愈加包容,允许这个群体在一定规则下思考:如何与社会打交道,如何承载他们的担当。
刘艳峰,申请公开杨达才工资的大学生。他热心公共事务,从一个和自己几无直接关系的热点事件进入公众视线。而今,他的同道正在出现,但仍不够。
刘艳峰,于无声处做公益
文·图_本刊记者 潘则福 发自湖北宜昌
12月4日23:12,三峡大学的大二学生刘艳峰修改了自己的QQ签名。
遣词耐人寻味——声明:周五晚上(12月7日)我将不会参加“责任中国2012公益盛典”颁奖,周六上午我将参加毛概考试,请相关领导放心,请不要过于影响我同学们的正常生活!同时我在这里向我的同学道歉,很抱歉影响了你们的正常生活!
呛声是否可以达到预期,刘艳峰心里也没有底。一个收获是,他没有像以前那样,收到媒体要求采访的电话。他暗喜,希望媒体冷落他。3天后,他获颁2012公益盛典年度公益行动奖。那晚,不在颁奖现场的他,在教室坐不住的时候,给自己暗示:以后低调点。
申请表寄出之后
整个11月,刘艳峰终于有时间留给自己。校方为了“不影响学业”,要这个热心公共事务的年轻人和媒体、公益活动保持距离。这多少让他不适应。他的同学在图书馆,开始频繁遇到刘艳峰,这在以前,不多见。
11月16日,刘艳峰听了一下午讲座后,又到图书馆借了一本法学家蔡定剑先生的书。晚间,和一友人吃饭时,提到书中内容,他不免亢奋。那顿饭,他们免不了又谈到那件事。
那“事”,是9月1日,刘艳峰向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安监局寄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表叔”杨达才2011年度的工资。
如今看来,这事开局充满了偶然。
8月31日晚,陷入丑闻的原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在微博接受网友微访谈。这一度让刘艳峰对杨达才产生好感。他甚至猜想,此事会不会成为一个官员危机公关的典型案例?
访谈中,杨达才对其拥有的十几块名表,未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刘艳峰被刺激到了,“买表的钱哪里来的,应该给公众一个交代。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工资公之于众,用事实说话。”
但什么时候去申请公开杨达才的工资,刘艳峰犹豫了一阵。不久,新华社发文呼吁杨达才正视民众质疑。刘艳峰觉得,时机到了。
在提交申请之前,刘艳峰特意去查了一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官员工资不属于国家秘密也不属于个人隐私,这在世界范围内已是共识。
刘艳峰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法理上的支撑。
9月1日,他按照规定格式写好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在当天下午寄了出去。
整个过程,他仅让一名同学知道。不想,申请书寄出后,他发了一条微博,就出名了。
9月18日,刘艳峰接到了陕西省财政厅工作人员的电话,说回复已经寄出。9月19日起,数十家国内媒体蜂拥至三峡大学,一些媒体甚至全程跟踪邮件的发送。接待媒体,成了彼时三峡大学相关部门最重要的工作。
9月20日,他收到了陕西省财政厅的回复。陕西省财政厅在复函中称,该事项不属于其公开范围。陕西省安监局则未在规定的时间予以回复。
“申请被拒绝,我是有一定心理准备的。但真正看到拒绝公开的决定,心里还是有些失落。我多么希望申请能被有关部门接受,因为我觉得这是政府部门坦诚面对公众的表现。”在接到拒绝公开信息的通知时,刘艳峰傻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开始求助互联网。求助的微博发出不久,就有律师、学者联系他,为他支招。
9月25日,刘艳峰向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诉状称,要求确认陕西省财政厅复函内容违法、确认陕西省安监局对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不予回复的行为违法;责令陕西省安监局予以回复、责令陕西省财政厅重新对原告申请事项予以回复。
起诉后,很多人都问刘艳峰,“有多大胜算?”
“说实话,胜算应该比较小。申请公开杨达才工资就像一个潜在的口子,如果真的被撕开了,那可能就一发不可收拾,以后申请公开官员工资的人会越来越多,大多数官员工资也不再是秘密了。所以,我这个事情,肯定做不成。”
此话果然应验。直到11月中旬,他提出的行政诉讼仍未被法院受理。重压之下,刘艳峰撤诉。这一次,媒体几无报道。
一度,媒体的一哄而上曾让他疲于应付。最多的时候,一天有200多家媒体找他,要进行采访。
9月20日,他从下午两点开始,一直到晚上23点,都在接受电话采访。当晚,他一觉睡到了第二天上午11点多,错过了早上的课。这件事后,校方多次提醒他不要因此事耽误了学业。
“不要和公家过不去”
知道儿子撤诉的刘艳峰父母,稍稍放松了紧张的神经。
平时基本不看新闻刘家父母,国庆节才知道儿子出名了。在看了一档新闻节目后,神色紧张的父母给刘艳峰打来电话,两人轮番上阵,苦口婆心地劝其不要再穷追不舍了,“不要和公家过不去”。
这个家境普通的家庭,甚少和公权力直接打交道。在刘艳峰幼时的印象里,公权力是个庞然大物。
1990年代,农业税还没有取消。有一年,刘艳峰和母亲因为家里没有及时交齐税款,被村里关到一个仓库。数日后,其父凑齐了钱,才把母子俩领回家。
回家后很久,刘艳峰仍心悸于仓库内的一条大水沟,乌黑乌黑的。
“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合法权益。更别说监督和建言了。”刘艳峰说。少年刘艳峰的成长,从小学到高一,与常人无异。
高二的时候,除了应试教育,“公益”二字进入他的生活。他成为一家寻子网站的志愿者。在此,他开始接触社会复杂的一面。
“那时候开始,我看新闻,也试着思考一些问题。”他说。
这年,刘艳峰听说了时为浙江大学学生雷闯的事迹。在坚持给雷闯写了几十封信之后,他接到了雷闯打来电话。他成为乙肝科普志愿行动的一员。
在三峡大学,刘艳峰的大一生活,颇有色彩。
他身上最引人的,仍是对公共事务的热情。借助微博平台,刘艳峰与校团委、宜昌市团委屡有互动。最成功一次,是其建言校方整顿校园内混乱的交通。校方很快整改。
在经管学院的志愿者团队里,刘艳峰是骨干。时间久了后,每周机械性地组织同学们做一些善举,让他开始反思,“常常,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到处捡捡垃圾。这让很多人失去对公益的热情。”
“做事,我比较喜欢看到积极的一面。要推动社会进步,行动比埋怨更有力量。有同学就给我讲过,申请公开工资不会有好结果,一个大学生与一个厅级部门对抗,就像胳膊总拧不过大腿。事实上我不是对抗啊,我只是督促政府信息更公开而已。我觉得有关方面会理解我的。”
这样的自我阐释,仅出现在刘艳峰情绪低落的时候。多数时间,他充满干劲。
今年暑假,结束了在湖北仙桃一麻风村的公益活动后,刘艳峰只身前往北京的多个NGO组织学习。
在北京,他每天工作13个小时以上,做的都是打字、送文件之类的小事。他见到了公益人士邓飞和崔永元。
邓飞通过“免费午餐”、“大病医保”等民间公益项目,推动政府在政策层面改变的公益模式,给他极大震撼。北京7·21暴雨后,崔永元请农民工吃饭的现场,他亦在列。
要结束在北京的行程时,他出现在新闻里。只是,那时他还不为外人所知。
8月的一天,刘艳峰和几个大学生给教育部送“鸭梨”,呼吁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提高外省录取比例。教育部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给予了极大宽容,刘艳峰等人得以举着标牌在门外展示、拍照,然后将鸭梨放在门口。
第二天他们再去,梨没了,筐还在。
北京回来后,刘艳峰想和自己较下劲,看看自己到底可以做多大事。在北京,他和“大未青年”结了缘。他想在三峡大学成立“大未青年宜昌区”。
“大未青年”是一群来自北京各大高校的年轻人搞的一个平台。在线下,主要活动形式有沙龙、座谈;线上,大未建立了自己的邮件组,分享公益领域的新观念和新实践。
申请公开杨达才工资后,此事已搁浅。至今,该平台的框架和蓝图,仍存于他的大脑。
行动力不便的时候,他开始转而寻求同道。
微博上他获得声援如潮涌,生活中的同道者甚少。他的不少同学坦承,对刘艳峰的了解,来自互联网。有同学评价其是“怪物”,“不像一个本分的学生”。
“大家总是觉得我在做一件奇怪的事情。我却觉得挺简单。什么时候网络上的热情能转化成现实的行动,监督才更有效,更有意义。”他这样回应批评。
不被理解的生活,他试图自得其乐。“光棍节”来临前,他曾念想自己何时脱离单身。但这,外界不关心。围观者要的,是作为标签的他。这使他渴望做一个普通人的努力,难见效果。
“同道者正在出现,但仍不够。总有人批评当下的大学生不关心公共事务,其实我们何尝有过鼓励大家关心公共事务的文化?何尝有过对青少年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训练?”
持续一阵压抑后,12月5日,刘艳峰很高兴。
当日,两名大学生在微博上,贴出了自己申请公开兰州市长袁占亭工资的相关资料。
此前,袁占亭被爆曾佩戴多块名表,价值不菲。甘肃省纪委曾回应称,举报袁占亭佩戴名表,缺乏有效证据。
根据甘肃省政府官网上的政务公开流程,信息公开受理部门接受申请后,15个工作日内提出处理意见。
15天后,刘艳峰的期末考,还没结束。但他现在已经在合计着,找家媒体实习。谈及寒假的安排,他的同学不少人选择了打游戏来捱过寒冷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