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国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可因为插队到外地，他变成户口上的河北人。

　　61岁的时候，他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回归北京——他成为第一个在北京退休的外地人。

　　中国周刊记者  杨洋 北京报道

　　在退休之前，何建国就回到了北京，在北京工作了14年，可他还是没有北京户口。在2010年之前，他不可能在北京退休，而政策的松动，终于让他可以“重回”故乡。

　　在哪儿退休

　　1951年，何建国出生在北京。但因为插队到了外地，最终，他落户到了河北。国家开始实行社会保险制度后，1993年他开始在河北缴纳社会保险。

　　1998年，何建国就职于北京的一家外企，于当年开始在北京缴纳社会保险。他的人事档案转存了过来，但是户籍留在了河北。到60岁退休，何建国在北京缴纳了14年的养老保险。

　　就在几年前，不管外地人在北京工作、纳税多少年，都不可能在北京办理退休。但2010年前后，一些政策开始松动。

　　2010年1月1日，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实施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以下称《暂行办法》)。在《暂行办法》中，跨省流动就业的参保人员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而在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累计缴费年限满10年的，在该地办理待遇领取手续，享受当地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也就是说，何建国有可能在北京领取退休金。《暂行办法》出台之前，外地户籍人员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领取养老金。他们在北京缴纳的养老保险，会按照比例转回原籍。而在北京和在户籍所在地领取养老金的最大区别，便是养老金的多少。

　　养老金的核定标准与当地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有关。何建国应在2011年退休，这一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为56061元，河北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33437元。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他回原籍领取养老金，养老金将大打折扣。

　　2010年年底，何建国拿着《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到为自己人事托管的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以下简称中智)询问自己该如何办理退休。中智的工作人员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按照《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第183号令，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在北京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的，方可在北京按月领取养老金。何建国在北京缴纳了14年社保，他还面临着异地转移接续的问题。2010年的“暂行办法”放开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但外地人在北京如何办理退休，工作人员从来没有操作过。

　　中智的工作人员向朝阳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咨询如何操作，朝阳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的回复也是还没有先例，具体操作需要探讨和尝试。2010年1月1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已经实施，但到2010年年底，北京市尚无与之配套的地方性法规。

　　转眼，2011年的春节过去了。距离何建国正式退休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更多的“何建国”

　　过了2011年春节，何建国又到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打听消息。中智的工作人员建议何建国到北京市社保中心去咨询。那段时间，何建国几乎每个月都给中智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询问。

　　在距离何建国退休仅剩三个月时间时，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提示何建国，他档案中的材料有缺失，需要去补齐。何建国这才知道，正常退休的手续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行政审批，需要将档案送审。审批通过后，才能由社保中心进行社保后续支付。由于何建国18岁便参加工作，在1993年缴纳社保之前的工作经历属于视同缴费，因此，档案是否完备，也将影响到退休金的高低。

　　就在何建国去补办档案材料的同时，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也不断地与朝阳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进行沟通。负责行政审批的社保科也就外地人在京退休如何操作等问题，进行了内部讨论。

　　在何建国度过了自己60岁的生日后，朝阳区社保中心开始为何建国办理正式退休手续。

　　在这之后，还有大量手续要接着办。

　　何建国首先要做的是办理基本养老关系异地转移接续手续。他需要向河北的社保部门提出申请，取得参保缴费凭证后，再填一系列的表格，将这些手续送往北京市朝阳区社保中心。

　　由于全国各地社保政策掌握差别较大，实际经办手续也是千差万别。原籍提供的转移材料因为记载事项不符合全国标准，北京方面不予认可，被退回了两次。在这上面，何建国耽误了大量的时间。

　　终于将手续办齐全了，两地的社保中心还需要联合操作一项“补填业务”。北京的社保中心收到参保缴费凭证后，要与河北的社保中心取得联系，当地将何建国缴纳过的社保明细一项项地输送到电脑里，北京方面再进行一项项地核对，以确认明细。直到河北方面将何建国当年缴纳的养老金打到北京社保中心的账户上，这项业务才算最终完成。因为2010年个人的社保基金可以全国自由流动后，北京市社保中心的业务量激增，办理业务的周期也比以往延长了不少。

　　到2012年的6月，何建国完成了全部转移合并手续。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在一个月后，为他办理完成了全部退休审批及社保支付手续。何建国于2012年8月开始，在北京正式领取养老金。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又为何建国申请补支了2011年7月至2012年7月期间的养老金。

　　何建国在北京退休之后，有媒体报道了这个新闻，一时间，很多人把电话打到了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咨询如何在北京办理退休手续。

　　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1998年开始为外企服务，负责外企员工的人事托管业务。何建国便是第一批由中智服务的外企员工。目前，在北京由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服务的外地户籍员工达到了10万人。这10万外地户籍员工基本都是30到40岁左右，他们要到20年后才会开始陆续面临退休问题。在5到10年后退休的，会稳步上升，但并不会多。2012年12月和2013年年初，还将有两位与何建国情况相同的外企员工即将退休。现在，他们还都处于补办档案缺失材料的阶段。

　　现在每个月，来自北京的退休金都能准时地打到何建国的工资卡上。

　　在北京，有2000多万人常住，其中有700多万外地人，因为户籍制度，何建国也只能属于那700万人。何建国能在北京退休，与他在北京出生、成长没有任何关系。现在，只要持续交纳个税、养老保险等，有一天，这700万人都可以成为“何建国”。(文中人物为化名)

　　邻居

　　北京老人刘琴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养老金还有外地邻居刘杰做的“贡献”。

　　中国周刊记者  杨洋 北京报道

　　早晨七点，刘琴拎着一篮子菜，一边走一边计算着买菜的花销。篮子里躺着几棵洋白菜、两根莴笋，还有两个火龙果。

　　走到居住的厂洼小区里，刘大妈遇上了前楼住着的邻居——东北人刘杰。刘杰拎着孩子的书包，着急地催促着刚上一年级的女儿。看见刘杰赶时间，刘大妈只是和刘杰打了个招呼。看见刘杰开车出了小区，“嘿，买车了。”刘大妈有些兴奋地说。

　　刘大妈的养老金

　　刘大妈刚走了几步，便被早起遛弯的几个大妈叫住了。“今天打麻将吗？”厂洼小区是刘大妈单位的福利房，住户大部分都是刘大妈上班时的老同事，话题很快从麻将、菜价，转移到了养老金上。

　　刘大妈每月拿着1980元的养老金。虽说今年才57岁，退休却已经12年了。因为之前是海淀区第二建筑公司的职工，建筑行业属于特殊工种，刘大妈在45岁就退了休。2000年退休时，刘大妈每月的工资只有600元。随后涨到八九百。最近几年，按照3.5元/年的工龄补贴标准，有21年工龄的刘大妈每年都能涨上七八十元。

　　刘大妈和几个老同事分享着各种渠道的消息。2011年，北京市的月人均基本养老金达到2283元，刘大妈他们因为退休早，并没有达到“及格线”。“说是工资要涨10%，谁知道这回涨不涨。”几位老人互相安慰着，“外地人工资更低，工人只有七八百。老朴，从东北来的那个，还是物理老师，每个月退休金才一千三四。”

　　约了麻将局，刘大妈赶紧回家做饭。老伴孙大爷正在家里教鹩哥说话。刘大妈一边擀面条，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向孙大爷“汇报”听来的小道消息。

　　聊到单位给自己发放养老金，孙大爷连忙纠正：“不是单位给你发的工资，是社保给发的。”刘大妈还是糊里糊涂，她一直以为单位给发的社保卡，自己的工资便是单位出。孙大爷努力地纠正刘大妈，直到说起退休时，在职的员工发不出工资，但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从来没有拖欠过，刘大妈这才相信，自己的养老金确实来自于北京市社保基金。

　　孙大爷在2010年退了休，每个月拿着2500元的养老金。老两口加起来每月4500元的养老金，“吃饭肯定是够了，只要物价别涨。”刘大妈说着，又向面条上撒了一把薄面。

　　刘大妈的话题很快转到早晨见到的刘杰。“刘杰家买车了，我看着还不错。”孙大爷一边逗鸟一边慢悠悠地说：“现在来北京的外地人，都是干大事儿的，跟以前不一样啦。”

　　身边的外地人

　　刘大妈一家以前住在海淀桥。当年住的那些平房，早就成了海淀桥的桥墩子。

　　1983年，刘大妈把家里闲置不住的一间房租给了一家安徽人。安徽人在北京的营生是炸油条。没过多久，又来了好多的亲戚。“别说是亲戚，就是认识不认识的街坊邻居全都投奔着来了。”刘大妈又腾出了几间房租给他们住。所有人的营生全都是炸油条，竟也都能挣到钱。最初的安徽人赚了钱，回家盖了三处大房子。又买了一辆大货车跑运输。

　　几年后，刘大妈竟然又在北京遇到了他。“说是家里跑运输不挣钱。他在北京挣钱挣惯了，回老家哪儿受得了啊。北京多好啊。”刘大妈说，“他回北京，还是炸油条。”

　　在刘大妈的印象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来北京的外地人，大部分是做小买卖的。市场里卖大米、花生、水果、蔬菜的，很多都是外地人。“外地人肯吃苦，北京人不行。”刘大妈说。老伴孙大爷不太认同：“外地人没来之前，北京人也行。卖菜、搬砖、和水泥，都是北京人。现在是有保障了，就不干这些活了。”

　　慢慢地，在北京的外地人越来越多。刘大妈和孙大爷每天晚上去苏州桥下跳舞，“十个人里得有八个外地的。北京人都成稀缺物种了。”

　　孙大爷退休前，单位在六郎庄租了一片地，盖了300间简易房。每间房15平米，一个月租金是400元。孙大爷说，这些简易房基本都是租给外地来京的务工人员。“我们单位的那个小区，经常有警察来查暂住证。过去没有暂住证还罚钱呢。”孙大爷的话还没说完，刘大妈笑话他：“哪儿有小区啊？你们单位那个也能叫小区？就是城中村，棚户区。”2010年，六郎庄拆迁改造工程启动，孙大爷也到了退休年龄。那些居住在六郎庄里的4万多外地打工者散落到了北京各个角落。

　　刘大妈觉得，北京的车多、人多，交通堵塞，跟外地人过多有很大关系。可离开了外地人也不行。“前几年过年，我一出门，这外边黑漆漆的，连个卖菜的都没有。”

　　刘大妈爱聊天，认识了一些在小区里租房的外地年轻人。“来北京工作的年轻人是高学历，干大事的，来搞高科技的。”一些租房的外地年轻人也渐渐在北京扎了根，买了房。在刘大妈所住的厂洼小区附近，有一个小户型集中的蜂鸟社区。刘大妈听说买房的大部分都是外地人。一天遛弯经过那里，刘大妈看了看中介挂出的二手房源，每平方米均价在5万以上。刘大妈直咋舌：“这要不是有能耐有本事的，谁能买得起？”

　　过年，也与过去不一样了。很多定居的外地人开始在北京过年，有了自己的房子，还把父母从外地接了过来。

　　前些年，一些初来北京打拼的外地人会找刘大妈帮着接孩子下学，每月给刘大妈一定的费用。“现在，都让自己的父母接了，我的工作机会都没了。”刘大妈有点沮丧地说。

　　刘大妈有时候也听些“乱哄哄的事儿”。异地高考、外地人抢占工作机会，这些问题刘大妈并不太在意。家里没有高考的孩子，儿子自由职业，三口人每个月伙食费2000元就够了。老伴孙大爷说：“要是家里有高考的肯定就想呗，就挤咱名额了。但要是没能耐，怎么都不行。”

　　刘大妈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养老金问题。她在电视里看到，北京市户籍的60岁以上老人将近户籍人口总数的20%。“老人是越来越多了。”刘大妈有点担心老人太多，养老金到底够不够发。但转念一想，没什么可担心的，“这里毕竟是北京。”

　　正如刘大妈看到的，《北京市2011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北京逾1200万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老人占近两成。该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13.26%的老龄化比例。但由于外来人口的补充，养老金压力并不算高。

　　“越过越好”的梦

　　刘大妈不知道，自己的养老金还有外地人刘杰做的一份“贡献”。刘杰是北京700多万外来常住人口中的一员。在北京缴纳社保的刘杰，和众多在北京缴纳社保的年轻人一起，为北京市的养老保险金注入新鲜血液。

　　因为这700多万常驻人口大部分都远远不到退休的年龄，他们只是交纳养老保险，却不领取退休金。只进不出，让北京的社保基金周转灵活了很多。

　　事实上，“刘杰”们交纳的养老保险保证了“刘大妈”们退休金的安全。

　　刘杰从来没想过，她和刘大妈还有这种隐秘的关系，她也没有精力弄懂这些道理。

　　37岁的刘杰是哈尔滨人，高高瘦瘦，黑色的眼线也难掩眼神的疲惫。刘杰有时后悔来北京工作的决定，但“总想衣锦才能还乡，能不回去就不回去了”。

　　2002年，在哈尔滨做生意的刘杰听说北京有一个好项目，便鼓励丈夫赵军来北京发展。当时丈夫在哈尔滨的一家国企工作，每月的工资便拿到了三四千。2002年年末，赵军辞职后来到了北京，却发现每月只能挣1500元。一直做技术的赵军改做销售，经常出差，但收入上总是提高了许多，现在每月工资将近2万元。

　　2003年，刘杰也来到了北京。她进了一家做体育场设施的私营企业，为工程投标做预算。每年的春节到七八月份，是公司业务旺季，刘杰需要经常加班。加班到夜里十点是常事，最忙的时候，还要通宵工作。为了节省上班时间，刘杰在公司对面的厂洼小区租了房，一来二去便和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刘大妈熟悉起来。

　　尽管刘杰在北京工作已近10年，她的工资却没怎么提高。有时候加班，她就把孩子带到单位去。“我得照顾孩子，想想，也别找老板谈涨薪了。”刘杰的单位为刘杰缴纳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从2012年开始，外地户籍的员工又增加了一项生育险。扣掉了这些保险，刘杰的工资只剩下4000多元。刘杰没有想过自己能不能在北京拿到退休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在北京呆下去。如果孩子不能在北京高考，我就得带她回老家了。”

　　刘杰不爱说话，更不愿意跟北京人聊天。“北京人有天然的优越感”，在情绪上，她总是有被歧视的感觉。

　　2006年，刘杰怀孕。在北京工作的刘杰因为是外地户籍，享受不到生育保险，孩子的准生证也要回老家哈尔滨办理。刘杰第一次觉察出和北京人的“不一样。”

　　刘杰把准生证早早得办好，还总是觉得不踏实。直到有一天，刘杰真切地感受到了歧视。怀孕八个月，刘杰挺着大肚子去上班。走到小区里，居委会的一位大妈对刘杰说：“快生了吧，你赶紧回老家生去，可千万别在我们北京生。”想起这些，刘杰涨红了脸。“不管你是白领还是什么，那感觉用我们家乡话，就是觉得你是盲流。”

　　丈夫赵军劝解刘杰：“也不能这么说。咱们这个小区老人多，总有个别人这么说。大部分北京人都不错，还经常关心咱孩子，就像刘阿姨。”

　　回老家生完孩子，刘杰休了几个月假，便带着孩子回了北京。在孩子的教育这件事上，夫妻俩“希望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资源，毕竟北京的教育资源更丰富”。

　　因为是外地户籍，女儿上小学报名需要提供更多的证明材料。暂住证、户籍当地的无监护证明、借住证明、房主的身份证、房产证，除了五证齐全，房主本人还要亲自来。无监护证明需要回户籍所在地办理，因为家里有些关系，刘杰的姐姐帮忙办好并邮寄了过来。女儿顺利地上了小学。

　　并不是所有人都如刘杰这般幸运。在北京，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因为迟迟办不下来五证，孩子办借读证的时间只剩下10天，一个外地妈妈找了办假证的人，结果被抓，被刑事拘留。

　　没有户口，刘杰总是没有安全感。尽管女儿可以在北京读到高中，教育部也原则上同意了异地高考。但什么时候实施，就成了刘杰胸口上的一块大石。

　　刘杰也很怕女儿受歧视。没有户口，女儿一直没能加入北京市“一老一小”保险，只能参加每年100元的意外伤害保险。从2007年起，北京市正式启动了“一老一小”保险，即城镇无保障老人和在校学生及学龄前婴幼儿纳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但前提是，必须有北京户口。外地人的孩子有了病，只能由家庭自己承担。

　　刘杰在北京纳税满五年，幸运地摇上了车号，但她总是听到纳税未满五年的年轻同事们抱怨：“对外地人的限制越来越多。”有时候，刘杰心里也不服气，“同样是在北京工作，为什么我们和北京人就是不平等呢？”面对有些人“干嘛都往北京涌”的诘问，刘杰说：“小城市的往中城市走，中城市的往大城市走，大城市的都出国了。不都这样吗？！”

　　来北京近十年，没买房，没户口，刘杰觉得自己距离当初“越过越好”的梦想越来越远。她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女儿能有个户口。“孩子有了户口，才有了归属感。”但她又停下来想了想。“我们想要的可能也不是户口，而是户口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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