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都是北京人，可当大批郊区司机涌入出租车行业时，皇城根下的的哥们还是有种被“外地人”抢走工作的失落感。

　　失落归失落，北京的哥还是不可阻挡地大换血了。

　　中国周刊记者 刘畅 实习记者 宫玺 北京报道

　　11月底的一天，凌晨，京顺路北皋路口人头攒动。

　　三十多个男人挤在红绿灯下，领口露出清一色的黄衬衫，有人抽着烟，有人啃着煎饼，均朝着对面的车流张望。他们都是刚下夜班交完车，准备回家的平谷出租司机。

　　每天，北皋的深夜都上演着这样一幕，这成了平谷的哥进城出城的站点。他们会花上15元拼车费，搭上一辆老乡的出租车，沿着京平高速路走上一个小时，回家睡上一觉。

　　十多年以来，像他们这样来城里开出租的郊区司机越来越多。曾经，城里的同行给他们起了个外号“农民司机”。

　　老的哥的“辉煌往事”

　　曾几何时，首都的的哥，都是从小长在皇城根下的老北京人。

　　1986年就开始开出租的老马，是最有发言权的见证者。这位年近五十的中年人操着一口地道的京腔，对那段风光的时段怀念不已。

　　1985年，二十多岁的他花了家里压箱底儿的一千块钱，还借了600多块，去驾校考下了驾驶证。经过培训，他拿下了三证：跟商场服务员一样的个人信息胸牌，一张监督服务卡和准驾出租汽车证。经人介绍，进入一家交通管理局下属单位的出租车公司，开着辆“客货”(一种有货物漏斗的客货两用出租车)就上路了。

　　“那时候我们都是‘白本干出租’。”老马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不像现在，得有三年以上驾驶经验才行。”

　　整个北京城的出租车都是紧缺资源。他们每天在公司里等上面派下来的电话，才去出活。跟公交站点一样，当时二环内设有出租车点。接完一趟活，就回公司继续等。根本不用为没生意发愁——因为很多单位还没有自己的公车，大部分出租车都成为企事业单位的包车，每月直接开个几百块钱的支票，根本不用按里程走。

　　他们每月有44块钱工资，挣的车费都上交公司。“那时候40多块钱可还值钱哪！”他解释道，“我们都是按司机级别的工人发工资。”如果上交金额达到了1800元，会拿到150块钱的超额奖金。如果超得更多，公司会按一定比例给提成。那时候，因为生意好，老马正常情况下拿到手的至少400多块。能干的司机，各类收入加在一起，一个月能挣1000块钱左右。

　　此外，他们还有不少能赚钱的法子。他们每拉一趟活儿，都要给乘客一张写着面额的出租车票。单位管得不严，每月就按照撕去票数的金额结算，而有的乘客不要票，司机就不撕了——钱就可以自己揣兜里了。有一些蓝鸟、尼桑出租车，因为是使用外汇买的，所以交给公司的钱有外汇指标，如果拉了老外就能收到外汇券，达到指标后剩下的外汇券自己留着。当时外汇券按国家的比例是1比1，但是按黑市价最高能炒到1比9。不少司机都狠狠赚了一笔。

　　那时候，同行们见了面从来不说自己多赚了钱，倒是常常哭穷——一旦说漏嘴了，公司一查，灰色收入全都露馅了。

　　“1990年之前有个说法，出租车司机都是贪污犯。”他坏笑着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亚运会之后，出租车改成了承包制，老马的车换成了“小面”。因为车少，打车的需求量却不断提高，油钱也才2块多，即使交份子钱，的哥们的生活依然过得很滋润。在他的印象里，在天安门广场，经常有乘客举着50块钱的大票拦车——不然都没车停下来。生意好的时候，抛开份子钱，一个月能赚个两千块。他微微有些得意：“那时候不都说吗，空姐嫁的哥！”

　　能言善侃的的哥们也成了北京的一道风景。特别是外地游客来北京游玩，老马基本就不闲着，从天安门故宫等名胜古迹聊到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尽足了地主之谊，能把对方聊得合不上嘴。似乎是动一动嘴皮子之间，就把钱给赚了。

　　老马从来不会加班，有时甚至干上半天就歇了。“那时候，活儿多，钱好赚，我们愿意轻松点，可不像现在。”老马笑着说。

　　那时候，北京的出租车行业只允许城镇户口的人从业，农村户口根本没机会。老马甚至没想过，有一天会有一批郊区人进城跟自己抢饭碗。

　　“农民的哥”

　　1995年，当时28岁的牛立财成为最早一批来城里开出租的平谷司机。

　　原本在家务农的他，以一种奇特的形式进入了出租车行业。

　　当时他学了驾照，并经过培训拿到了相关证件，但因为是农村户口，那个时候根本进不了北京城里的出租车公司。可一位城里的的哥通过朋友，联系上了他和另一位郊区司机，让他们替自己开出租。两个人每人一天交200块，分白班和夜班，一个月必须开满23天。牛立财开的是夜班，一个月下来要交4000多块，多出来的钱归自己。

　　那个时候，很多出租车公司将车卖给了司机。不少城里的司机会把自己的车“承包”给郊区人，自己图个清闲，坐收提成。牛立财就这样成为了另类的“的哥”。

　　很快他便发现了自己的劣势。乘客要到的目的地，很多路他不知道怎么走，得小心翼翼地请对方指路，碰上着急的主儿只能让人家换辆车。自己的普通话里，总会冷不丁地蹦出几句平谷口音，让乘客摸不着头脑。不善言谈的他，从来不会主动跟乘客聊天搭话，往往一路沉默。

　　生活条件是艰苦的。他和三个同样来自平谷的老乡租住在酒仙桥附近的一个集体宿舍里。一个十多平米的小屋子，一个月房租700多块，四个人均摊。为了省吃俭用，他几乎天天吃挂面，连蔬菜米面都是从老家带过来的。

　　他的老家平谷是京东远郊，距离现在东三环的三元桥，有将近150里路。这里的经济以农业和旅游业为主，几乎没有什么工厂和大企业。1990年代以前，老一辈的平谷人进城里办事儿，还习惯说“去北京”。事实上，在1958年以前，平谷、怀柔、延庆、密云等北京的郊区县还都属于河北的地界，对于北京人来说，他们就是“外地人”。

　　能到北京城开出租，对当地农村人来说，是赚大钱的本事。

　　尽管是“为别人打工的”，但他成了村子里令人羡慕的对象。每个月能赚一千多块，是很多在家务农的老乡一年的收入。

　　1998年，北京的出租车公司开始大量向司机卖车，炒得最火的时候，一辆夏利能卖到17万。如果不掏钱买车，就不让你开车上路。

　　城里的司机日子就开始不好过了。即使买了车，按着以前的工作节奏，十多万的本钱得四五年才能赚回来。那段日子，老马过得紧巴巴的。不少同行因为不愿交这份冤枉钱，受这份累，撒手不干了。

　　这对于一些郊区人来说却是个机遇。

　　一家由平谷老板创办的出租车公司(渔阳出租汽车公司)也同样开始高价卖车，却收到了不一样的效果。因为这家公司没有城镇户口的限制，很多农村户口的司机也可以获得开出租的资格。牛立财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他的一个老乡开始四处找亲戚借钱，“砸锅卖铁”花了将近15万买了辆出租车去城里拉活——不到一年半，他就把成本全赚回来了。

　　因为打车的需求猛增，老司机又走了一批，北京城里的出租车公司也渐渐放低了门槛。1990年代末，不少公司开始悄然招录农业户口的郊区司机了。根据老马的回忆，1999年左右的时候，自己所在的祥龙出租车公司就渐渐出现了一些密云、平谷的郊区司机。

　　那段时光，多家出租车公司进行了兼并整合，扩大了规模，并增加了车辆。新一批郊区司机涌入了这个市场。在老马的公司里，郊区司机的人数已经上升到了总人数的三成多了。虽然人数还不多，但老马有了些许的危机感。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老马叹了口气，“我们除了开车，在北京城里可不好找别的工作。他们干不下去了，还能回老家种田去，进可攻退可守。”

　　而牛立财听到过更激烈的言辞。2001年底，他不再为的哥打工，进入了一家出租车公司，跟同村的伙计名正言顺地干起了双班。某次交班的时候，他听到一群城里的老司机聚在一块发牢骚，其中一位发泄般地说道：“今儿又有一活儿让丫们抢了，一帮农民，凭什么到城里跟我们抢生意！”

　　牛立财本来就在家务农，但对方口中的“农民”两字，让他听得很不舒服：“我来北京开出租，就是为了养家糊口，自己凭本事多赚钱，没什么错。”

　　“农村包围城市”

　　2003年之后的几年里，郊区司机逐渐在数量上占据了上风。

　　当年2月底，“非典”来袭，恐惧的氛围迅速蔓延到了公共交通领域，而出租车行业首当其冲。

　　老马每天要从单位领两瓶消毒液，喷完车里喷车外，每天还要做一次车内蒸熏消毒，在车窗贴上“此车已消毒”的标示才敢上路。哪怕车里没人，他也很少摘下口罩，找钱时都戴着手套，开车时候都把车窗摇下来通风。一天下来，带着一身84消毒水味回家。

　　身边不少同行，早就不敢出车了，猫在家里。实际上，就算出车也拉不到几个生意。

　　北京成了一座空城，平日里人挤人的公交车都空荡荡的，敢招手打出租车的乘客就更少了。即使好不容易拉上一个乘客，双方也都心惊胆战的。客人咳嗽一声，他心里就哆嗦一下。

　　4月底，六名的哥因拉送过后确诊为“非典”病例的乘客，而入院隔离观察。因为这个消息，老马也停车了，份子钱得交，那就从积蓄里拿。“这钱还不如不挣了。”老马谈起当时的感受，“命重要啊。”

　　5月份的时候，北京交通委员会等部门发文，出租车公司免收营业税，坚持运营的出租车司机车份减半。但也无济于事，老马所在公司里，城里的的哥几乎都停运了。最苦的是出租车公司，承担减份子钱的压力不说，司机不愿意出车，运营收入大幅减少，倒贴钱。

　　牛立财也记得当时的氛围，每次收车回平谷，两个主要路口都拦着路障，不仅要量体温，还得进行强制消毒。但气氛这般紧张，村里还是有十来个司机，壮着胆去拉活儿了，据说，因为路上出租车少了，生意还算过得去……

　　“我身边的几个老伙计，那时候都嚷嚷着想退车。”老马依稀还记得当时的境况，“公司里敢在外边跑的，大部分都是郊区司机——要钱不要命啊。”

　　那时候，跟老马同一批的城里的哥走了一大拨，有的人年龄大了，身体扛不住，早在“非典”时期就萌生退意；一部分因为收入降低，或者与公司产生经济、权利纠纷，却维权失败，失望地离开了；还有一批人，家里拆迁，拿到了一笔可观的拆迁款，不愿再受这份累，享清福去了。

　　那个时候，公司的空车一下子多了，遇到了一阵用工荒。但很快，新的一拨密云、房山和平谷等地的司机顶了上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三四十岁，是家里的顶梁柱。比起城里的的哥，他们更能吃苦，更不怕累，要求却更少。

　　到了2005年，公司里的郊区司机人数超过了城里的司机，而且继续猛增。

　　“素质低，老是加塞抢活儿；卫生差，吃东西、睡觉全在车上，车里全是味儿；见识短，我们见面都问‘今儿哪儿玩去啦’？他们见面一般都问‘今天挣了多少’？”可老马实话实说，“但光从赚钱这一点上，我们还真比不过他们。”

　　这些郊区的司机，一个月同样要交4000多的份子钱，但能拿到手的收入却比城里的司机高上不少。城里的司机对这种行为有个共识：“这是拿命赚钱。”

　　不玩命干成吗？2006年，牛立财在平谷买了楼房，借了一笔债务，两个女儿上大专也正需要钱。妻子在家务农，所有的生活支出都需要他来承担。干大夜班的时候，他可以连着12个小时不闭眼，白班则自带干粮，吃饭喝水都在车上。收成最多的时候，抛开油钱和维修费，他可以纯赚1万多块。

　　在平谷，像他这样的“万元户”司机并不算少数。

　　而城里的的哥们，渐渐成为了边缘人物。

　　老马对此深有体会。2008年，因为更换新车的问题，他曾和公司经理交流过，希望看在自己是老员工的面子上，继续开单班。得到的回答是：“换车就只能开双班。”末了，对方又补了一句：“你不开，有的是人开！”这句话，让老马受伤不已：“唉，这就是市场经济啊，不讲一点人情味儿！”

　　但郊区司机依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北京的出租车市场。如今，老马所在的车队，一共120多人，郊区县的司机至少有100人。在整个公司里，总共3000多个司机，也就剩他一个在80年代开过出租车的老的哥了。

　　有媒体报道说，2011年，北京出租车司机中90%来自京郊农民。

　　老马理解这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变局：“城里年轻的孩子不愿干，30岁上的又嫌累、苦。再过几年，等我们这拨老人退休了，就得100%都是郊区人了。”

　　新的哥的变化

　　随着从业经历的日积月累，郊区司机遭遇，反而和城里司机越来越像了。

　　如今，在牛立财村子里，至少有100多人都在北京开出租了。他们的生意也越来越不好做了。

　　油价的不断上涨，份子钱却居高不下，汽车保养维修费用都得自己支出，郊区司机也开始叫苦了。在出租车公司眼里，原来任劳任怨、只会干活的郊区司机，也不好“管”了。

　　牛立财邻村的一个朋友，因为四险一金一直被公司拖着不办理，后来请了律师，还请了媒体的朋友“曝光”此事。如果搁在以前，这位朋友可能也就认了。

　　牛立财再也不想像当初那样玩命地赚钱了。进入这个行业十多年之后，他的两个女儿已经参加工作，老家的房子马上面临拆迁，到时候会得到一笔可观的补偿款，生活压力一下子减轻了。

　　“再干个两三年，我打算回平谷。”他笑着说，“拼命干活儿赚钱，万一身体毁了都得还回去。”他现在依然在干双班，差不多六个小时就交车了，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停下来歇一歇。不少岁数和他相仿的老乡，也都开始注意身体健康的问题。

　　他们甚至连“违规”的方式，都开始向当年的北京的哥靠拢了。

　　有位开单班的郊区司机，拉来一个河北年轻人替他帮忙。白天他自己开，晚上让小伙子开，对方一个月要交给他5000多块钱。

　　北京出租车行业有户籍限制，要求司机必须为北京户口，非京籍外地人是不能进入的。而现在的管理比以前严格多了，为了防止出差错，他特地给小伙子办了假证件。这几乎是多年前，牛立财故事的加强版。

　　现在城里、城外的北京的哥，早已没有最初的对立情绪。他们共同的敌人是黑车司机，原本黑车都是外地人开的，可现在越来越多的本地人前脚不开出租车、后脚就开起了黑车。

　　对于北京的哥而言，真正的“敌人”不是外地人，而是混乱的行业秩序。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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