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更纯粹的公益分子

2013年01月04日12:32  新民周刊

  世界,终将是90后的,他们是什么样子,未来就是什么样子。

  中国的90后,因是一代“纯粹”的独生子女,因出生在物质充裕的年代,因从小与网络为伴而显得有点特别。但也正因如此,他们对公益事业的热衷,对社会改变的期待也更加“纯粹”。

  记者|应 琛

  “脑残”、“非主流”、“不堪压力”……不知从何时起,“90后”被人们冠以为“自我的一代”。这让那些充满朝气,志向高远的“90后”们不太服气。

  正如一度被认为是“垮掉的一代”的“80后”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第一时间背起行囊、奔赴灾区,被看作是他们登上历史舞台的成人礼那样,随着社会公益体系的完善,越来越多的“90后”也开始加入到公益队伍中,以自己的方式诠释责任感与关爱。

  在一项关于“‘90后’能为公益带来什么?”的网络调查中,33.9%的网友认为,鬼马想法与创意是“90后”的最大特点。

  但采访中,“身体力行”却是绝大多数受访者所支持的选项。他们认为,“要一点一滴,踏踏实实地做公益,才能坚持,才能改变社会。”他们要用行动来证明:“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梁启超先生百年前所讲的道理,今日依然适用。

  公益创业

  2012年12月22日,尽管寒流来袭,中山南路的老码头依然十分热闹,几十个摊位组成的集市吸引了大批游客。其中,B6摊位特别醒目,“天使的礼物——自闭症主题画展”的条幅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参观。这里便是“天使的礼物”团队与“hello!”生活集市合作推出的自闭症主题活动。摊位前,记者见到“天使的礼物”的负责人刘伟。

  刘伟出生于1992年,来自安徽。他说,虽然在他小学三年级担任班长的时候,就曾发动班上同学给一名母亲患癌症的同学捐款,但他公益之路的真正起点,是在2009年考入上海电机学院后当上世博志愿者的经历。

  “在成为世博志愿者之后,我在公益这块做了很多尝试,但一直局限于做志愿者。这期间,我做了上海市义工总队上海电机学院义工队的义工。”遇到“黑苹果”对于刘伟来说是一个转折。“黑苹果公益创业扶持”是由零点青年公益创业发展中心长期运行的一个公益项目,对通过申请的大学生公益团队进行专业的培训和资金资助。

  “2011年8月,因为想邀请袁岳到我们学校做讲座,我第一次接触了‘黑苹果’,我也趁机将原来的义工队改组成了上海电机学院黑苹果协会。”刘伟说。

  之后,刘伟做了一次社会访问,“当时访问了5位非政府组织从业人员。在我访问一位自闭症关爱工作人员时,接触和了解到自闭症的现状。我记得她说,现在大众对自闭症并不了解,常常因此做出一些伤害自闭症患者和他们家人的事或说出伤害他们的话。”

  刘伟坦言,由于核心团队均是在读大学生,他们并不能做到对自闭症儿童进行资助或者帮扶,所以确立了做自闭症关爱和公众认知推广这一公益方向。

  关于“天使的礼物”项目名称的由来,刘伟说,是来自关于自闭症的一个美丽传说:有人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缺陷降临的,都是上帝咬了一口的苹果。有的人缺陷比较明显,因为上帝特别钟爱他的芬芳。刘伟和他的团队希望能成为“天使”,替上帝送上最美的礼物,以弥补对自闭症患者的伤害。

  刘伟说,自己是一个决定了就不给自己留退路的人。当发现所读的专业与自己的志向不同时,2012年初,他不顾家人和老师的反对,毅然从学校退学专心筹备起“天使的礼物”。

  “我觉得,有些事是必须有人去做的。既然正好是自己有兴趣的,那何乐而不为呢?”谈及做公益的初衷,刘伟显得轻描谈写。他强调,“90后” 做公益开始出现“国际化”、“专业化”的趋势。

  因此,刘伟将项目的操作模式大致定为,通过销售自闭症患者画作设计的个性产品,来向大众进行推广,同时销售所得的微小利润除了部分支持项目运作外,将反馈给画作作者或各自闭症关爱机构。同时,深感明星效应的重要性,他还亲自赴北京说服袁岳成为项目的公益代言人。

  据介绍,项目自2012年7月发起以来,已和全国40多个高校社团及30多家企事业单位达成合作,覆盖人群达到50万。2012年11月,项目又成功推出主题明信片并进行义卖。明信片由自闭症儿童画作设计而成,每套6张。

  但这些成绩并没有让刘伟停下脚步。天性爱折腾的他,计划在2013年,在机制建设方面对项目进行调整,为日后向社会企业方向发展奠定基础。

  “我是有公益情结的一个人。退学后,我想过要创业,做环保名片。但是,考虑了很久还是放不下那些自闭症儿童,也放不下自己辛苦筹备的项目。”刘伟说,既然如此,那不妨就将事业与公益融为一体。

  但刘伟不愿走传统的民非组织道路,他始终坚持“以做企业的模式,做公益的事”。

  刘伟直言:“处于大众普遍不信任的环境下,靠捐款方式的公益并不是一个良性循环。此外,现在从事公益,大部分人是靠着一腔热情,很多人拿着微薄的工资,甚至是无偿的,这也不利于公益的发展。公益企业也可以盈利,也可以通过高待遇来吸引更多人才投身于公益。”

  公益创业已成为全球青年人创业主旋律,这种创业突破商业范畴,跨入到让社会更好发展和社会互帮互助的体系中。创办企业不仅仅为盈利,更要和资源、环境、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这种理念深得大学生喜爱。

  小能量大理想

  与此同时,“90后”对公益的理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他们认为,公益不一定是从物质上去帮助一个人,而是要更加关怀一个人。

  出生于1994年的吴可菲,是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一名高三学生。她在学校还有个更为人知的身份——世外高中部“根与芽”社团的创办人。“根与芽”是一个国际性的环保组织,上海许多高校都建立了自己的“根与芽”社团。

  2007年,当时刚上初一的吴可菲看到世外初中部“根与芽”社团在为一次健康讲座招收志愿者,便主动报了名。

  “尽管只是帮忙布置会场,但那时我才13岁,和我一起工作的其他志愿者都是大学生,想想还是挺骄傲的。”吴可菲说,比起课堂,她更喜欢了解外面的世界并希望可以早日接触社会,加上学校也鼓励学生这样做,于是,她顺理成章地加入了“根与芽”并活跃于各种活动之中。

  过了三年,吴可菲的心中逐渐有了一个坚定的想法:要在世外高中部成立自己的“根与芽”社团,将环保进行到底。没想到这一想法与学校的老师不谋而合。2010年,社团正式成立。

  据吴可菲介绍,社团的两大核心内容分别是绿色大使工作坊与绿色评估。前者类似于环保知识的普及,社团成员会带着PPT和书面材料,到企业给员工上环保课;而后者则是走进企业的办公室,从设备设施到员工的绿色理念,对其进行评估和打分,并计算出办公室一年的碳排放量,最终给他们一定的环保意见。

  “从社团成立至今,我们已经走访了不少企业,每次活动都挺成功的。而这些公司,有的是上海‘根与芽’的合作企业,也有我们自己主动联系的。凭借外语优势,我们更愿意去外企给老外上课,这也是其他高中社团难以做到的。”

  吴可菲补充道,“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离开学校,深入那些办公室,了解别人怎样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身边的环境。同时,我们也给予他们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继续改善身边的环境。”

  此外,社团还会定期在校园内进行废纸回收和义卖活动,而筹集来的钱则用于购买上海“根与芽”百万植树项目中的树苗。他们的目标是,能够筹集2000棵树,在内蒙古种下由他们自己命名的树林。

  在吴可菲的眼中,“90后”由于成长环境与所受教育的不同,大多都比较有自己的想法,能带着批判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她坦言,接触到“根与芽”之后,公益于她不再只是简单而粗暴的帮助。“以前认为公益就是海啸、地震、台风的时候,学校组织大家捐钱,公益就好像是任务。现在我觉得短期的救助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伤害可能更大,也不排除有些人是为了满足自己怜悯弱者的心理需要,或是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

  吴可菲说,她做公益的目的很简单,“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哪怕很小的力量,但只要能影响到他人,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那样就足够了。如果只是为了简历上的那一笔,我相信没人能坚持这么久。”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在社团推出的创新活动“我素地球人”中,100天身体力行做了一个素食主义者。“后来身边的同学以及家人,真的有被我感染到。但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活动不是让所有人不吃荤,只是倡导多吃蔬菜,这对身体和环保都是有益的。因为在肉类的加工过程中,其碳排放量会比较大。”

  如今,因为毕业在即,吴可菲已经“退居二线”。但欣喜的成果仍然随处可见:无人的教室里不再亮着灯,同学们会自觉将废纸扔进固定的回收处……

  爱好也能有爱

  与刘伟和吴可菲不同的是,同样身为“90后”的孙倩,将她的救助对象锁定在了那些流浪的猫狗身上。

  孙倩,好狗好猫义工团上海站的负责人。2007年左右,喜欢猫狗的她关注了北京好狗好猫义工团,并常常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一些狗粮猫粮寄给他们。

  “就这样持续了好多年,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上海一名热心救助猫狗的阿姨,也知道她独自支撑着一个猫狗的救助基地——它小院。通过走访,我觉得阿姨的救助理念很好,也不极端。”孙倩说,这时的她决定要建立好狗好猫义工团的上海站。

  孙倩与北京方面进行沟通并获得同意,好狗好猫上海站2011年11月正式成立。据了解,义工团现有20位正式义工,他们平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全都是无偿的义工。而以它小院为核心,整个团队下设淘宝组、宣传组、外联组、志愿者管理组、领养组、助养组。

  “我们现在主要是维护小院中已救助收容的70多只小动物的生活和小院正常运转。同时,我们还做一些猫狗的紧急救助,比如在微博上对流浪猫狗或走失的猫狗的信息进行转发。转发之外,我们辅助救助人完成第一次救助,自猫狗被救下起,负责看病、接种疫苗、找领养人的费用开销等等。”孙倩表示,对于收到的善款用于何处,义工团都会定期更新在博客里,“而对于有些我们用不上的捐赠品,我们也会把它们转赠给甘肃一所希望小学的孩子们。”

  她坦言,从义工团成立至今,受到过不少质疑,“有些人会说,为什么我们有钱不先救人,而救助这些猫猫狗狗。说老实话,要救助所有的人,我们是力不从心的。而有些‘孩子’如果我们不救它们,它们可能就会死。”

  “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是想做一点好事的。而当这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结合在一起,又是力所能及的时候,就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孙倩告诉记者,现在义工团每天都会收到很多大家捐赠的物资,“其中很多好心人都会留下字条,每一张我都会保留好。一字一句都很感动。”

  其中,最让孙倩感动的一件事,是救助被烫伤的流浪猫乔丹的过程,治疗需要用到红霉素软膏,而上海的很多宠物医院正好缺货。

  “我把这个信息发到微博上,希望外地的朋友能够伸出援手。没想到,有外地的药厂直接给我打电话,也有很多朋友帮忙转发。你知道吗,现在乔丹恢复健康了,我家居然还有好几箱红霉素软膏。”孙倩表示,现在的社会就需要这种正能量的传递。

  “糯米”传奇

  吕舜玲说,在她的有生之年,很希望再开办一个技能培训机构,让脑瘫的小朋友学会一些谋生手段,不再成为父母永远的心病。

  记者|韩 波

  “糯米”是一个人的小名,因为那时候的她长得白白胖胖,柔若无骨。

  听上去很可爱,真相却很残酷。

  这个小女孩说的话几乎没人能懂,而且她无法站立,不能行走,甚至连在椅子上坐着都会东倒西歪,就像从前江南人家过年时准备的大坨水磨粉——这才是“糯米”名字的真实由来。

  一个真正的人是肉体、精神和灵魂的复合体。当形而上的部分无法找到合适的憩所,常会疲惫、枯萎直至绝望。直到18岁时,“糯米”才知道了为什么自己与众不同——她是一个脑瘫患者。命运似乎规定了她的一生都无法离开别人如影随形的帮助。

  昔日的“糯米”,如今已是一位79岁的老太太。她不但站了起来,学会了走路,甚至还在用自己特殊的技能,帮助一个又一个脑瘫的孩子挣脱束缚灵性的茧,奔向自己的梦想。

  她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传奇。

  破茧而出

  “糯米”真正的名字是吕舜玲,上海徐汇区致康儿童康健园的创办者。现在,周围的人都亲热地称她“阿婆”。

  办公室墙上,有阿婆在80年代的一张照片,西装笔挺,站姿也很标准。如今,阿婆老了,于是又坐上了轮椅;她的手很凉,这在脑瘫患者中很常见。她端坐的样子有点像男版的霍金,不同的是,她还能站起来,用独特的“吕式推拿”手法为致康园里的患儿服务,给推拿师们做示范。

  阿婆的嗓音是含糊的,一句一句说得很慢,于是,很多往事的回忆,就由致康园总裁、阿婆的妹妹吕舜玫女士代劳了。阿婆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有时会笑着更正一些细节。两人毕竟相差了9岁。

  吕舜玲是著名实业家吕建康的第一个孩子,由于出生前长得很大,造成难产,留下了脑瘫的毛病。渐渐发现她的肢体障碍后,父母对她的感情丝毫没有消减,还有了更多的怜惜。家境优裕,请些阿姨贴身看护没有问题,四处延医更是不在话下。

  “糯米”的状况一直毫无起色。转眼,她已是18岁的大姑娘了,那时吕氏夫妇已移居香港,听到“脑瘫”这个最新诊断,他们决定让大女儿到香港治疗。当时香港还不及上海繁华,对医生的管理也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父母爱女心切,多方求治,吕舜玫说,姐姐吃了江湖郎中不少的苦头,有时在治疗时痛得大喊大叫,年幼的弟弟、妹妹听到了,对那些医生非常生气。有一位医生开始时诊费是每次40元,发现吕家新搬到了富豪云集的半山,就马上涨到了每次80元。吕舜玫说,那时候在香港,小孩子如果每月有5元零用钱,午饭钱和交通费就都不愁了,可见他的收费多么昂贵。吕舜玲在一旁说,还好,那个医生还是有两下子的。

  两年多过去了,吕舜玲身体状况的改善并不明显。她回到了上海继续治疗,记不清换了多少推拿师、气功师,每个师傅手法不同,效果各异,吕舜玲每每有所感应,就会把那些招式一一记在心中。治疗时医师和患者渐渐熟悉,她也会不时讨教一些原理。

  这是一次无比艰难的跋涉。脑瘫,顾名思义,病根在脑。要通过对身体的理疗,影响和改善这个“元神之府”的功能,可谓名副其实的“黑箱试验”,需要的不但是技术,更是运气。一般来说,对症治疗越早开始效果越明显,而吕舜玲早已错过了黄金治疗期。

  然而,奇迹出现了。吕舜玲记得很清楚,那是自己30岁的时候,一天,她终于找到了迈步的感觉,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一样,踉踉跄跄地走了起来。这种感觉是那样神奇,那样美妙,让这个女性丝毫没有在意旁人异样的眼神,她独自走出家门,走上街道,不知不觉中,居然从安福路的家,跌跌撞撞,一路走到了西藏路、延安路口的大世界。即便对健康人来说,这也是一段不短的路途。

  “一去一回,五个小时。”吕舜玲记忆犹新。

  她会走了!说不清哪一位医师、哪一个手法起了关键作用,这是用无比的毅力和无数金钱堆出来的成功。我问阿婆:为什么奇迹偏偏发生在你身上?她一字一句地对我说:毛主席曾经说过,为什么鸡蛋能孵出小鸡,石头就不行?外因要通过内因发挥作用啊。她说,直到20岁前,自己一直以泪洗面,痛恨命运如此不公,恨自己只能坐着听其他小朋友游戏时的嬉笑。她的内心深处,每时每刻都有一股不平之气。

  久病成医,吕舜玲对许多推拿手法都有心得,邻居们有些小毛小病,她有时居然也能露一手。尤其是脑瘫患者,她对他们的疾苦是真正的感同身受,推拿效果就更是到位。

  不管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吕舜玲有着自己的小宇宙。她自己设计,托人改装了一辆小黄鱼车,作为义务治疗时的代步工具。有的家长还会把脑瘫患儿送到小洋房的车库里,请吕舜玲指点康复之道。

  这是传奇的第一乐章:一个脑瘫患者如何破茧而出,从受帮助到帮助人。如果要用一个定格来表现,那就是:黄昏的都市街头,一个在狂喜中狂走的女人。

  真正的华彩乐章还没有到来。

  生命华彩

  小儿脑瘫的发病率,中国有些地方要接近千分之五。

  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而不管分子有多少,其中的每一个孩子都带来了一个悲剧。

  如果在孩子出生前或刚刚出生后确认脑瘫,父母可以选择“放弃”。如果等孩子大了才发现不对劲,这个选项就没有了。退一步说,即便法律允许,又有多少父母忍心“放弃”已经与自己朝夕相处了十几个月的宝宝呢?于是,有了另一种“放弃”的“办法”:福利院收留的弃婴中,脑瘫患儿有相当的比例。

  有这样一对夫妻,丈夫选择“放弃”刚刚确诊为脑瘫的女婴,妈妈舍不得,她选择了离婚。女儿一天天长大,妈妈没有再婚的可能。她家住在六楼,没有电梯,起初请保姆每天背小女孩上下楼,终于有一天,妈妈发现再也找不到背得动女儿的保姆了,为了让女儿能够看看真实的世界,她只能轮流恳求楼里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每一个脑瘫患儿的父母,都有一个无解的难题:哪一天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孩子怎么办?于是我们看到了令人揪心的惨剧:一个含辛茹苦照顾两个脑瘫孩子十余年的母亲,在绝望中毒死了他们。

  吕舜玫后来移民加拿大,千禧年前后,她因经商时常来往香港,就有机会飞来上海陪陪大姐。当时,她们的父母都已去世,生前将安福路上那两套毗邻的小洋房作为留给吕舜玲的遗产。她把车库改成了医务室,在这里帮小朋友推拿,从来是不收钱的,有时候还会请他们一起吃饭。对她来说,钱真的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帮助别人。

  即使在吕舜玲的车库中,奇迹也是罕见而珍贵的,毕竟,治愈脑瘫是巨大的难题。令人欣喜的是,也许这个推拿师本身的经历有太多正能量,的确有不少前来求治的脑瘫患者,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改善。有一个女孩,17年里从未自己走下楼,经过推拿病情得到了改善,后来居然还结婚怀孕了,医院发现她是脑瘫患者,一开始还不敢为她接生。当她健康的女儿呱呱坠地时,母亲和接生的医生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有一次,吕舜玫又到上海,她惊奇地发现,上次来沪时在车库里看到的那个“像毛毛虫一样软绵绵的小朋友”,经过大姐几个月的推拿,居然会坐能站了!

  吕舜玫对大姐说:你太厉害了!你应该走出车库,去帮助更多的脑瘫患儿。如果你有这个愿望,我就到上海来帮你!

  姐妹开始筹划办一个儿童康健园。钱第一次成了问题。吕舜玲说:卖房子!

  父母留给吕舜玲的安福路两套总面积700平方米的小洋房,在2003年变成了不到1000万元的现金。吕舜玫说:“房子出手不到半年,小洋房的价格就开始暴涨,如果等到现在才卖,价格更是看不懂了!不过,当时如果没有这笔钱,致康园的开办费就没有着落呀。”

  安福路是上海文艺青年的地标,去安福路几乎成为“看话剧”的另一种表达。那里的小洋房自然身价不菲。姐妹两人用级差地租的原理,在偏僻的百色路上购置了一套四室两厅作为吕舜玲的居所,剩下的一大笔钱都投入了致康园的开办和运行。

  致康园位于徐汇区的长桥新村,乍一看就像一个普通的幼儿园,但其实和幼儿园完全不同。姐妹两人原来的计划是招收20名脑瘫患儿,但最多时这里有32个孩子。正式员工有多少呢?45人。从“师生比”就能看出致康园的特殊性。

  即便是跨坐、转身这样简单的动作,有的小朋友也要以几个月时间来掌握。致康园的很多地面上都有彩色小脚印的图案,那是为了帮助学走路的小朋友找准步点。食堂开饭了,凡是力所能及的小朋友都要自己走过去,有时候短短一段路要走上15分钟,走得满头大汗。操场上小朋友们刻苦锻炼的情景,旁边居民楼里的老太太看在眼里,很多都于心不忍,有的还会责骂“狠心”的老师。殊不知,这正是致康园“引导式教育疗法”,目的是要提高脑瘫患儿自己的学习和适应能力。

  吕舜玫说,很多家长或是于心不忍,或是嫌麻烦,什么事都替小孩子做了,其实这恰恰是害了他们。曾经有一个小男孩,入园没几天老长辈就心疼地把他接了回去,放出狠话说,让小孩子来这里吃苦?除非等他们死了才行。孩子的母亲为错过了宝贵的治疗期痛哭流涕,却也无可奈何。

  如今,吕舜玲的住所从四室两厅变成了两室两厅。没办法,那次是致康园的运行出现现金流危机,只能又动房子的脑筋。致康园的收费标准是每个小朋友每月4800元,但吕舜玫告诉记者,全额缴费的只有5个,那些孤儿更是一分钱也收不到的。如果不是方方面面的社会捐助,致康园不可能撑到今天。

  这里,已经成为徐汇区的志愿者服务基地,每到双休日,一批又一批的白领从全上海的四面八方来到这里,为小朋友们服务。致康园业务总监黄悫告诉记者,先后有800多名志愿者奉献了宝贵的时间。

  2012年9月,好心人刘女士租下了上海奉贤的一个马场半天时间,让28个脑瘫患儿骑马“驰骋”。她说,自己是听说骑马时的颠簸对脑瘫的小孩子康复有好处,所以才有了这个计划。为了小朋友们的安全,除了每个孩子都有一位老师贴身看护之外,现场还有23名义工一起参与,可谓阵容庞大。虽然时间短暂,但小孩子们脸上的笑容,让现场的许多人热泪盈眶。刘女士说,这个私人俱乐部性质的马场,最后把1万元的租金也捐给了致康园。

  爱心在激荡,在传递。看到致康园的老师们收入不高,工作责任重,强度大,美格菲健身中心为他们提供了免费健身。然而,正如董事长何树森说的那样:“不是我们给了致康园机会,而是阿婆和致康园给了我们奉献爱心的机会。”

  对致康园的孩子来说,这里只是他们生命的起点。能否拥有最起码的自理能力,能否走进课堂接受教育,能否自谋生路、自食其力……一道道难关横亘在面前。吕舜玲说,在她的有生之年,很希望再开办一个技能培训机构,让脑瘫的小朋友学会一些谋生手段,不再成为父母永远的心病。她也很希望让“吕氏推拿”走出上海,甚至走出中国,去造福更多的小朋友。

  阿婆说,我有时候真的会担心是不是还能走下去。每当这时,妹妹就会告诉我说: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带着自己的使命。帮助脑瘫的小朋友就是我的使命,每个人都会帮助你完成使命,所有的困难都会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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