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会怎么改？
“中国红十字会是一个官方色彩很浓的组织，它寻求突变的这个精神是很可嘉的，是很好的一个信号。当然，要把这个突变落到实处，还有一段比较长的路要走。”
撰稿｜陈统奎
关于中国红十字会，2012年底有一则新闻被大家当作笑话来阅读：在“中国基金会透明指数2012排行榜”上，它获得满分，和另外16家基金会并列第一名。新浪网针对这一结果发起网络调查，高达95%的网民对红会的排名表示质疑。
后来，中国红十字会回应称，尽管在排名中得了满分，但这个满分只能说是“一个及格分”。为了应对“郭美美事件”以来的形象危机，中国红十字会刚成立了社会监督委员会，目的是机制化解决社会监督问题，推动透明慈善，挽回公信力。
事实证明，社会监督有多重要。与拿到“及格分”几乎同时，成都红十字会募捐箱善款发霉事件再给人们心中添堵。社会监督监督委员会出动，目前得到的结论是，调查结果与成都红十字会的自我辩解有出入。
此前，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刚刚制造了荒唐“笔误”，重挫公众对中国公益基金会的信任。有人检举，在2011年的账目上，一项“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金额为48.4亿元，远远高于当年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8000多万元。该基金会回应称，工作人员错将账目中一项本应为4.75亿元的金额，写成了47.5亿元，“多输入了一个零”。
一本糊涂账揭露了这家基金会形容虚设的财务监管体系。中国公众还要被忽悠到什么时候？“郭美美事件”还不足让公益基金会们警醒吗？
不改不行
旁的不说，我们看到，作为“郭美美事件”的受害者，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启动改革。改革者们拿出的改革策略是，“老树结新枝”，就像当初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路数。
“新枝”就是社会监督委员会。由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出任主任，委员有白岩松、王振耀、杨团、俞可平、袁岳、邓国胜等16位社会知名人士。这份名单显示了一些“组委逻辑”：包含精英、专业、多元、影响力等要素。于是有人质疑，是否过于强调“名人效应”？中国红十字会的回答是，选择这些成员主要是“侧重专业性和影响力”。
有人注意到，中国红十字会用的是“选择”这个词，而不是“选拔”，这才是本届社会监督委员会留有遗憾之处。选一堆名人来当监委，效用如何，仍需观察。不过，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创新研究院发起人、壹基金发起理事、前执行主席周惟彦对《新民周刊》表示：“我个人不太建议用名人，名人效应虽然好，可以用名人去给做广告去做推广。但监督这件事，首先要懂，不然他发现不了问题，另外得有时间，愿意为红十字会贡献时间。”
在周惟彦看来，红十字会在选人的时候应该先公布一个标准，怎么选，标准是什么，谁来选，然后如何一步一步选到符合这个标准的人，“现在我看到很多的慈善机构，理事会里都是名流，到最后很多事情都落不了地，或者执行的时候容易走偏，徒有虚名。”周惟彦与红十字会有几年的合作经验，算是比较了解这家“百年老店”，乐见它迈出改革的步伐。
迟福林对记者说，红十字会的转型改革是中共十八大后推进社会组织改革的重要信号。周惟彦认为，大家对公信力和透明度要求非常高，其实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必须要改，红十字会早和晚一定要走出这一步，“民政部在做很多的尝试和探索，包括组织结构、透明度，鼓励更多‘民非’的出现，用了很大的力度。民政部做出这些大家能够看得到的大幅度调整的姿态，挺好。”
从红十字会的角度看，它希望监委会是一个可信任的、有公信力的、紧密合作的“第三方机构”。为了保证监委会的公信力，红十字会没有派人兼任主任或秘书长。
周惟彦提醒公众注意，中国红十字会是一个官方色彩很浓的组织，它寻求突变的这个精神是很可嘉的，是很好的一个信号。当然，要把这个突变落到实处，还有一段比较长的路要走。
迟福林亦直陈，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组织存在很多问题：官办行政化色彩太突出，很难反映社会公众利益；公信力不够，透明度不高，社会对其缺乏广泛了解。“如不能代表公众利益，就会失去自身活力，红十字会监委会成立目的之一，就是联系社会各个方面，更进一步参与社会事业。”
迟福林提出了社会组织代表公众利益的核心观点，并认为中国红十字会的改革方向是“去行政化，实现社会性的回归”。迟福林认为，一个国际化的社会性组织需要具备三要素——运行机制社会化，而非行政化和官僚化；广泛的社会参与平台；运作坚持公开性和独立性。
中国红十字会往哪里改，这三要素就是答案，但知易行难，一个百年老店的转型、革新需有耐心和韧劲。
去行政化
环顾华人地区的红十字会，台湾红十字会的转型可以为中国大陆红十字会的改革提供参照。
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台湾红十字会属于官办性质，这段时期的会务与工作表现相对停滞。转折点出现在1976年，总会理事会改组，新任理事大幅增加了工商企业、医学界、妇女界的民间领导人，由官办转向“社会共同举办”，随后各分、支会完成改选、改组、立案、推派代表等事项。1992年，顺势举办了首次全台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任理事，迈向民主化之路。如今在台湾，红十字会虽然不是最大的慈善团体，但公信力和影响力均首屈一指。
摩纳哥红十字会的蝶变亦值得中国学习。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1958年，摩纳哥王妃、美国好莱坞明星格雷丝·凯利被任命担任摩纳哥红十字会主席，她将主要精力放在社会福利上，关心老年人和穷人，为他们修建住宅，还为发生自然灾害的地区四处筹款，参加重大的国际互助活动，大大地改善了摩纳哥王室在世人面前的形象，也为摩纳哥的发展赢得了机会。
我们很好奇，格雷丝·凯利也代表官方背景，为什么她领导的摩纳哥红十字会能够获得如此成功？周惟彦的答案是，关键要看摩纳哥红十字会组织系统怎样去运作，它不是一个官僚化的机构，而是类似公司的高效运作组织，再加上摩纳哥王妃的强大力量，她用政府的力量结合非政府机构的高效运作，这样发力，成功是必然的。“今天中国政府，如果跟民间机构能够合力，举国上下协作，肯定也能提高整个中国的国际形象。”周惟彦如是说。
当前中国红十字会的问题，要害在于过于官僚化，导致运作低效，缺乏透明度。“中国红十字会的流程过于复杂，做一个事情要请示领导，感觉是一个衙门，不像是一个公益机构，这是最大的一个感触。”周惟彦感慨，相比而言，她接触其他国家的红十字会，都是比较国际化的基金会管理流程，“内部的分工很明确，做决策也非常清楚，整体感觉像公司化的管理。”
在周惟彦看来，中国红十字会危机不断，就危在“体制落后”4个字上。
“什么叫非政府组织，就是不能按照政府体制来运作。非政府机构，公益慈善机构它一定是补充政府职能的，如果你在政府的系统里面你怎么补充？”周惟彦反问。
中国红十字，就是一个不尴不尬的角色。“红十字会的运行应该社会化，不能太依靠政府机制，体制上的问题不解决，别的都很难真正突破。就像当初国营机构改制，改制的结果是市场一片繁荣，民间组织也是一样，社会化运作是第一要突破的，只有这个突破了别的才有可能。中国民间机构实际上都在政府部门的监管之下，社会化运作之后，政府监管依然存在。”
不过，对于红十字会改革，也不能太心急，改革需要一个过程。
让中国红十字会由官办转向“社会共同举办”，时机也许还没有到，但周惟彦认为，它的运作机制，应该可以做到“公司化”：“我们都晓得政府的效率其实很低，全世界都一样，不光是中国。非营利性机构要想成为一支很有活力的力量，如果它的运作依然像政府流程一样复杂，那就很可惜了。”
郭美美事件
2011年6月21日，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网友颇受关注，这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郭美美事件”重创中国红十字会多年以来塑造的声誉，其他有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也受到牵连，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跌入低谷。
别墅事件
2012年12月12日，一名网友在其微博举报中国红十字会在奥运公园旁购置三四十栋别墅，已经营达10年之久。对此，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回应称，经初步查证，红十字会总会从未在“御园公寓”购置房产，并称已成立调查组，将迅速进一步展开相关调查。
新成立的中国红十字会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已经介入调查，目前尚未公布调查结果。
善款发霉事件
2012年12月25日，有网友在微博曝料称，成都市红会在汶川地震后设立的募捐箱善款，因多年未取，导致箱内纸币长出白毛。据当时出资制造募捐箱的公司负责人表示，原本应放在公共场所的募捐箱，有些被严重损耗，甚至被盗，最后超过500台募捐箱被弃于仓库。
两天后，中国红十字总会新闻发言人姚立新回应，经调查发现，成都市红十字会在募捐箱管理方面确实存在“疏于管理”的问题，总会已责成成都市红十字会整改。
儿慈会小数点事件
2012年12月10日，网络曝料人发现，在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2011年年度工作报告中，有一笔48亿元的巨额现金不翼而飞。该微博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不少网友质疑儿慈会“洗钱”。儿慈会官方网站回应称，此错误系财务人员将一笔4.75亿的理财资金误写成47.5亿所致。
随后，曝料人又指出，儿慈会将1800万元打入成龙基金会，而其用途很有可能是基金会为了提取10%的管理费。面对质疑，两家基金会都否认了网友的说法。
宋庆龄雕像事件
2011年11月，伫立在郑州市黄金地段旁的宋庆龄雕像惹来争议，创作者认为雕像不像其原作，而投资方河南宋基会否认雕像为宋庆龄像，而是“黄河女儿”。
媒体在报道此事时挖出更多隐情。“河南宋庆龄基金会青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原是一个公益项目，由河南宋基会承办。2011 年8 月中旬，当时施工现场的公示牌显示(显示牌目前已没有)，这块土地已“变成”两块，活动中心所在地用地面积已“缩水”至不到47 亩，剩余约160 亩地成为15 幢楼房———“宋基绿城玉园”。此前，河南宋基会还身陷 “善款放贷”、“善款投资”等质疑。
成立于1992 年的河南宋基会，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同样都是公益性组织。尽管中国宋基会声明跟它没关系，但也曾表示，地方宋基会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宋庆龄的声誉。
郑李锦芬论“商与善”
作文题“蚂蚁与蜜蜂”。 小学生向父亲解释：“老师说，蚂蚁劳动为自己，蜜蜂劳动为别人，所以蜜蜂更好更无私。”父亲回答：“蜜蜂劳动也是为了自己，只不过它在为自己采蜜的时候也可以酿更多的蜜给我们吃。”父子之间的问答，正好是一场关于企业角色的辩论。越来越多的企业把自己当做蜜蜂，盈利之外，他们更希望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赢得尊重和长远的发展。
撰稿｜舍 文
现代商业文化，试图颠覆“无商不奸”的社会偏见，“企业社会责任”这样的新名词，变得流行。
如果细细分析会发现，一些企业将社会责任当做事业发展的“卖点”，另一些，则因领导层个人的理念，而将社会责任看得更加纯粹。两种动机都无可厚非，重要的是，企业的参与，让原本孱弱的公益，变得坚挺。
谈“商与善” ，郑李锦芬有很多“优势”。从上世纪90年代带领安利一手开拓中国市场，服务安利34年的郑李锦芬最知商场风云和经商的不易；2011年，卸任安利全球副总裁、安利中国董事长，仅仅休息3个月后，郑李锦芬接下安利公益基金基金会主席的重任。如今作为专业公益人士，郑李锦芬也深知公益的艰难。
安利多年来保持着公益传统，从安利(中国)成立至今投入公益资金大约6亿元人民币，开展公益项目7600多项。善款大多用在支持中国贫困地区教育、环保等事业上。安利在全国登记注册了187支志愿者队伍，6万余名志愿者遍布各地。
2011年6月，安利公益基金正式启动，标志着企业的公益行为将以更加专业化的方式开展。一年多的时间里，“春苗营养计划”已经建成754所厨房，占国内厨房公益项目的七成份额，培训了超过1000名厨房管理员，让35万名贫困儿童吃上了营养餐。
另一个少有人及的“优势”是，郑李锦芬的美好姻缘也与公益有关——当年做义工的过程中邂逅的一位同为义工的年轻人，最终成为郑李锦芬的终生伴侣。因此，公益已经融化为郑李锦芬生命的一部分，而这种“基因”，也随之被移植到企业文化之中。
角色变化后，人们常常看到郑李锦芬俯身与小朋友对话的形象，在建设“春苗营养厨房”的贫困山区小学，郑李锦芬会为孩子们的黄豆饭而难过。
但这并不意味着公益只剩下同情和眼泪，郑李锦芬对企业的公益行为有理性的判断与认识。企业的社会责任，如今是个时髦的词汇，但如何将它变成诚实的行动，却是不比成就企业商业价值更容易的事业。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新民周刊》：据说你与先生的相识，也与你做义工参与公益有关？
郑李锦芬：我一直认为一个合格的另一半应该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人，做义工没有什么报酬和奖励，其实最容易看出一个人的品行和性格。在一起做义工的过程中，我发现一名很帅的医生做事情非常认真，待人也很诚恳温和，经过接触我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很自然地，我们就走到了一起。在我后来在安利公司和安利公益基金会工作的过程中，他也给予了我非常多的鼓励和支持。所以，做公益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做好事总有回报。
《新民周刊》：你的公益观念是怎样培养的？与家庭、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有怎样的关联？
郑李锦芬：香港是一个很小的社会，邻里之间守望相助，互相扶持有很悠久的传统。不会有人感到自己做义工有什么了不起，当时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和家人，也都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到老人院、福利院去做义工，我自己也做了很多年的义工。可能就是这个过程，让我感觉到，其实帮助别人是一件很快乐很有价值的事情。
《新民周刊》：你是否会刻意地对自己的孩子灌输公益的观念？
郑李锦芬：公益观念真的不需要刻意的灌输或者教育，重要的是以身作则。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有这种公益的观念，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成为他的榜样。另外，在香港做公益非常普遍，香港和其他地方可能不太一样，香港捐款的人基本上都是普通的民众，很多人会选择每个月捐赠一定的金额给某个公益组织，大家都习以为常，这样的潜移默化会影响到青年人对公益的态度。
《新民周刊》：企业从事公益事业，怎样平衡商业利益与公益事业的付出？
郑李锦芬：其实公益的本身应该是一种社会的共赢，无论是助人者、受助者还是全社会，都应该从公益慈善行为中有所收获。当然这种收获是多方面的，并非简单的物质回报，而是更广义的回报。企业做公益，不能急功近利、追求轰动效果，要有更长远的眼光。
因此，在企业从事公益的过程中，我认为首先还是要将社会性放到第一位，首先必须考虑的是我们所开展的项目，是否能够真正解决受助群体的问题，是否有足够的社会价值，而不是企业从中可以获得什么样的经济利益。
其次，我们认为，企业在回馈社会的过程中，也一定会有所收获，社会的进步，最终会使得每一个社会个体都得到好处，这是一种间接的收获，是基于社会财富、社会价值增长的过程中，企业从中获得的增值部分。
拿安利公益基金会的“春苗营养计划”为例，这个项目是配备厨房设施，培训厨房管理员，与公司的业务领域相隔很远，公司不会从中收获到什么直接的好处。不过，我们相信，如果贫困儿童的营养问题得到解决，他们的未来发展机会也会更多，未来的中国社会也会更加和谐和进步，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也将成为未来的受益者。
“授人玫瑰，手有余香”，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也是自己心灵提升和人生充实的过程。英国诗人约翰·多恩说过，“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我们都生活在社会中，与他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其实也在为社会的发展做着贡献，我们是奉献者，最终也是受益者。
企业行善需要诚意
《新民周刊》：最近这一年中国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诚信受到巨大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中，企业的公益事业怎样应对公众质疑的眼光？
郑李锦芬：安利公益基金会在2011年正式成立，那一年可以说是中国公益行业信任危机最严重的一年，但我们很幸运，这一过程，让我们很快认识到了公信力是公益组织的生命。这些风波促使我们从基金会成立一开始，就把公信力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
目前，安利公益基金会已经建成了一整套公开透明的运作体系，每一笔捐款，我们都会在官网公示，现在已经公示了超过12000笔捐款。我们春苗营养厨房的档案也在基金会的官网进行了公示，供捐赠人和社会公众监督。2012年年底，我们还邀请了一些主要的捐赠人回访考察了他们捐赠的项目。
基金会管理的是社会的财富，公众的监督与关注理所当然。对于公益组织来说，与其担心公众的质疑，倒不如努力做好公开与透明，用诚信的态度赢得公众的信任。
《新民周刊》：目前内地公众的公益观念还处于启蒙阶段，在这样的环境中你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郑李锦芬：我坚信，善的观念植根于每个人的心中，只要有能力，每个人都会寻找机会帮助别人，回馈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的慈善观念并不落后。中国公益领域和国外的最大差距在于我们的行业刚刚起步，譬如公信力等方面还与国外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这就制约了公众的慈善行为。所以安利公益基金会从成立到现在，我们也一直在思考着怎么样提升公益行业的管理和运作水平，我们试着将安利公司跨国企业的管理经验运用到公益行业中，并且把我们的经验和其他的行业伙伴分享。在此，我也希望我们的公益行业，能够多多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做好自身能力建设和项目开放，让公众的善心能够找到恰当的地方安放。
《新民周刊》：企业在内地推进公益项目，有一个特点是需要与传统的慈善机构或者党政机关合作，这一点对于你来说是否是挑战？
郑李锦芬：我并不认为是一个挑战，在中国有这样一种说法，“下善为慈，上善为政”，中国的政府机构有很多的社会资源，做任何的公益项目，我们都需要和政府密切配合，去影响和促进公共政策的改善，这才是对弱势群体最大的帮助。将公益和政府对立起来的观念不可取。
在安利公益基金会项目运作的过程中，我们也始终与政府密切配合。以“春苗营养计划”为例，安利公益基金会提供的主要是现代化厨房设施，厨房的基建、水电和未来日常的管理，都需要政府的支持与配合，我们每个厨房投入约6万元，政府配套的资金是这个数字的4倍，可以说，没有政府的支持，这个项目也不会收到这么好的效果。对于公益组织来说，应该把政府当作同盟军，找到双方的公益共识，共同解决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