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富帅”记者哭穷
摩尔(Malcolm Moore)，这位被前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戏称为“高富帅”的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似乎并不如人们想象中那么光鲜。在他位于北京建国门的外交公寓里，他向《南都周刊》记者“哭穷”。
“在北京驻站成本太高了。房租贵，出差贵，我们比不得《纽约时报》啊！” 身高超过两米的摩尔说。
在2011年底，广东出了乌坎事件，摩尔跟英国总部的编辑报了这个选题。他把从上海到广州的机票、从广州到乌坎的租车费用等预算列了个清单，并且提醒编辑，这趟很可能会白跑。他问值不值得试一下，编辑回复：“当然”。
在中国做新闻总会碰到这样的困境，花了大量时间和经费，最终报道也做不出来，哪怕你是老外记者。
中国血统
摩尔的名片上印着中文名：马谦，是别人给起的。“我不认识这两个字，在中文里有特殊意义么？”
他坦言自己中文听说读写都不行，也曾想过学习中文，设想只要自己刻苦学习，一定能成功。但他低估了掌握这一门语言的难度。
“事实证明，我实在不是这块料。但这个障碍不是不可逾越的，只要用心，加上中文助理的帮助，也能保证新闻报道的专业性。”
虽然不会中文，这个大个子却有一半的中国血统。他的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是厦门人。外祖父曾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日本入侵时离开，先去了马来西亚，后来去新加坡定居，1992年去世。
摩尔可能是驻华记者里的第一高人了，但他的妈妈并不高，“就是中国女性的普通身材吧。我的身高是遗传自父亲，他是英格兰人，大高个儿。”
“小时候，经常听她提起中国。我当时想，如果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多了解一下这个国家，2008年来到中国，这个童年的梦想实现了。”摩尔说。
外祖父的老家在鼓浪屿。摩尔曾去那里寻找过旧居，但已经找不到了。他出生在新加坡的母亲能说普通话和闽南话，非常高兴儿子被派回中国工作。现在他母亲这一系的亲戚基本都在新加坡，有三个姑姑和很多表兄弟。
摩尔出生于新加坡，少年时代就随父母旅居各个国家，基本上就读的都是国际学校。他的英语听不出英国腔，能说意大利语和法语。
钱紧的无奈
虽然《每日电讯报》是英国派驻海外记者最多的报纸之一，但和彭博社、《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比起来，他们的资源还是要少得多。电讯报驻京有两个人，摩尔是文字记者，还有一位摄影记者，两人还雇佣了一位中国籍的新闻助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勤快些。”摩尔说。
为了一篇调查报道，《纽约时报》的记者可以一年心无旁骛，出差不需要打报告，甚至雇一公司帮助调查。“顶级的报道有雄厚的财力支撑。如果我能写出那样的稿子，马上退休，没有遗憾了。”摩尔对此只能表示羡慕。
摩尔认为，在和美国记者竞争中国新闻报道上，英国记者目前处于下风。和美国同行比起来，美国的读者更认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们对涉及中国的新闻，包括中美在各个领域的竞争更感兴趣。
而英国和中国，无论从经济还是外交上，都远不如中美关系那么受关注。英国读者可能对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更感兴趣。有些西方报纸的策略是不设驻外记者，有突发事件时临时特派。
“作为一份严肃报纸，必须保持在国际报道领域的竞争力。我个人认为，海外记者站是非常重要的，驻外记者深入居住在中国，更能写出好的报道。”摩尔以自己的乌坎报道获奖为例：“这说明读者希望看到驻外记者这类型的报道，采编的投入得到了回报。”
全球的纸媒目前都遭遇危机。摩尔称，他也不清楚自己所在的机构是否能持久地维持高昂的采编成本，“在网络时代，读者天然以为新闻都是免费的。”
进乌坎
关于乌坎事件，摩尔和他的编辑算是“赌中”了。《每日电讯报》这篇《直击乌坎》(Inside Wukan: the Chinese village that fought back)的文章发表后读者反响强烈。摩尔也凭借此文，获得了英国2012外国记者协会年度新闻奖(Foreign Press Association Awards)。
评委会的颁奖词中说，摩尔的这篇报道很有启发性，它讲述了一个“弱者也能发出强音”的故事，“用巧妙的方式为读者描述了当下中国”。
2011年9月份乌坎事发时，摩尔从《金融时报》上看到了相关报道。但他没有第一时间去现场，准备观望一段时间，看看事态的发展。对于英国读者来说，中国农村的官员腐败、土地纠纷是太过平常的事情。
到了当年12月初，乌坎村民代表薛锦波死亡， “我感觉事态严重了，准备去一趟。”
恰逢当时是外国记者续签签证和记者证的时间段，很多记者的护照都交到了签证处，没办法坐飞机，新闻竞争可能没那么激烈了，摩尔甚至有些小庆幸。“但去了后才发现，好多外媒同行都已经在现场了。”摩尔笑着说。
进入乌坎，还靠了点运气。摩尔和他的新闻助理对当地的地形不熟悉。接近乌坎时才发现遭遇了警戒线。“到了关卡时，我们前面出现了一辆政府的车。我们租的车贴了黑色的膜，警察从外面看不见我，估计是把我们的车也看成是跟政府官员一起的，一挥手放我们进了村。”
往前开了大约几百米，看到一个用树枝堆成的路障，在离路障大约100米的地方，有一些村民聚集在那里，摩尔停下来观察了十分钟，但不能确定对方的身份。
“这时我看到几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这下放心了，于是我下车向他们走去。”村民们见到摩尔，非常热情。
“整个村子没有一个警察，没有一个官员，这种氛围很奇特。海外读者应该能从报道里嗅到些不寻常，他们开始关心遥远的乌坎村的命运。”
随后，BBC等外媒陆续赶到，摩尔帮助他们进入村子。他住在薛锦波的家里四五天之后，选择了离开，留在附近继续观察。
“新闻报道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能伤害当事人。” 摩尔说。之后，越来越多的记者赶到了乌坎。
后来因为情况起了微妙的变化，《每日电讯报》又增派了一名记者进村。摩尔告诉《南都周刊》记者，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没有任何政府官员“提供帮助”或者试图干涉。
乌坎事件平稳解决后，在乌坎村进行选举时，摩尔进行了回访。这时各级政府部门已经重回乌坎，但没有一个官员愿意接受采访。
与中国领导人邂逅
来中国的4年多，摩尔几乎跑遍了所有的省份，与中国官员时不时都要打交道。
玉树地震后，摩尔从兰州租车直接到地震现场。
在玉树市中心的一栋倒塌的商场，摩尔站在废墟的一角。一辆中巴车停了下来，车门开启后，第一个从车里下来的是中国总理温家宝。温没有做任何停留，甩开身后的军人，从200多名藏族民众和喇嘛中独自穿过，直接走上废墟。
巨大的废墟上到处都是松动的瓦砾、钢筋和玻璃，人走上去很不安全。温家宝随后在废墟上做了一个演讲。摩尔很吃惊，“他年纪很大了，这么做很危险。”
这是摩尔和中国总理唯一的一次邂逅。
去年秋天十八大召开时，摩尔重点关注了广东团。他在推特上直播见闻，说汪洋点名让他提问。在会场上，两人算是第一次见面。“他应该不知道我是谁，服务于哪家媒体。”摩尔说。
根据摩尔描述，汪攥着一份《南方日报》进入会场，并要求发言控制在10分钟以内。汪还打断一位自我表扬兴起的代表，说“打广告要收费的”。
摩尔见惯了严肃刻板的中共官员，没想到汪洋在会上这么放松。为了参加十八大的报道，摩尔特地在上海量身定做了一套西装。广东团三个小时的会议中，他一直都站着，位置正对着汪洋，“他应该很容易看见我。”
在记者提问环节前，一位女士过来收集外媒的问题：“您有什么要问的么？这样我们可以帮助翻译。”
“我的问题是，高级官员是否应该公布家庭财产？汪洋书记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摩尔觉得自己的的问题是个烫手山芋，“我当时想，主持人不太可能点我的名了。”
很容易看出问答环节是事先安排好的。“比如在记者提问之前，工作人员已经把话筒放在了回答该问题的官员面前。”发布会马上就要结束，摩尔几乎绝望了，下意识地摇头，皱眉。
巧合的是，汪洋瞅见了这个不安分的记者。“好吧，我回答一下那位高富帅先生的问题，”他指着摩尔说。
“我有点懵。”摩尔回忆说。他把压箱底儿的问题抛给了汪洋，但汪洋并没有正面回答。
“他告诉我，‘In time(合适时机)’。”
摩尔2013年的报道计划里，第一件事情就是关注薄熙来的命运，等待薄案的开庭，期待更多的内幕出现。
摩尔对重庆的关注，从2012年持续到2013年。自2012年《华尔街日报》爆出英国商人尼尔·伍德死亡事件后，作为英国记者，摩尔自然也把重庆作为自己2012报道的重点之一。
他多次南下重庆寻找线索。刚开始没有任何突破，连尼尔·伍德死亡的具体时间都未能查到。
第二次去重庆的时候，大量的细节就出现了。“但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当初很难获得的信息，接触的线人突然愿意说了，而且最初一些看似天方夜谭的传闻，后来在庭审中得到一一对应。”
现在关于重庆往事，越来越多的细节呈现了出来。摩尔雄心勃勃，“我认为最近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再下重庆，应该能挖出更多的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