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日本人，都没有真正了解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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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幸目睹了中国和日本之间“孩子般的吵架”。
2012年11月，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和中日韩首脑会议在柬埔寨金边召开。我们这些记者在位于“和平宫”的会场中等待各国领导现身。
“和平宫”的讲坛，被红绿黄色相间的13国国旗装饰得华丽异常。坐席呈长方形状相对排列，紧随各国首脑坐席之后的，是十几位随行官员坐席。日本当时的内阁官房副长官(政府副秘书长)齐藤劲、外务审议官(外交部官员)齐木昭隆，和即将赴北京就任驻华大使的木寺昌人三位官员最早出现在会场。
因为紧邻日本官员坐席，中国官员必须经过日本团队的前方才能就坐。当中国外交部一名负责人入场时，齐藤劲面带微笑，举起右手准备打招呼。但是正经过日本坐席的这位中国外交部负责人却突然转身，强行从相隔不足50厘米的三位日本官员身旁通过。整个过程，他都对三位日本官员熟视无睹，直接通过肢体语言明确地表达了对日本方面的无视。
吃了闭门羹的齐藤劲目瞪口呆，只得把高举到脸颊的右手缓缓地放回了膝盖。面对这种情况，邻座的外务审议官齐木昭隆面露不快，新任大使木寺昌人也目光尾随该中国外交部负责人，非常吃惊。
此后，日本代表团在三天的会议期间也任凭时间流逝，再也没有和中国领导人以及外交官员站在一起交谈。虽然这种状况可能是因为中日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造成的，但在这次世界各国首脑云集的国际会议中，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方面都表现得不尽如人意。
官员之间的故意冷淡很明显地反映出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而造成关系恶化的原因是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的钓鱼岛(日本名尖阁诸岛)国有化。对于日本方面的举动，中方激烈抗议，几乎停止了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一切活动。此外两国间的贸易、观光以及文化和民间交流也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在2012年夏天之前，中日关系还处于良好状态。去年7月，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泉裕泰总领事曾在例行发布会上，对“上海总领事馆管辖内签证颁发数达历史最高效率”以及“赴日豪华邮轮大受欢迎，前景喜人”两件事感到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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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外交问题出现时并不影响国家间的经济、文化以及民间交流活动。然而中日两国有所不同。受去年9月发生的钓鱼岛事件影响，事态有了180度的转变。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所有活动被中止，民间交流活动也呈停滞状态。
我看到，在苏州的淮海街上，数十家日本料理店被完全毁坏，各个店门口被贴上“X”的红色标记；湖南长沙市日资百货“平和堂”的三家商场、山东青岛日资超市JUSCO的各个出口都遭到破坏；丰田、本田等日系车4S店被袭击，300台以上的新车被烧成灰烬。
在苏州采访时，我因为肩挎尼康照相机肩带而被反日游行的群众逼问“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在身份暴露之后，我的头部和背部遭到殴打。
在上海，除去拥有永久居住权的日本人，大约有5.6万日本人长期居住在这座城市。若算上来华出差的日本人，总人数通常达到10万人次。早在2007年，上海就成了除美国纽约外，最多日本人居住的外国城市。在2012年秋季，吉祥航空开启了上海飞往冲绳的新航线；在海运方面，上海至长崎的定期路线“海洋玫瑰”也于2012年2月起航。然而就是在上海，我也曾被年轻人撞倒在地，他们用下翻的大拇指指着我辱骂。
当然，在钓鱼岛事件中，也有不少中国民众持理性态度。我在微博中一发布在青岛反日游行中被放火烧毁的日本进口轿车的照片，就有中国民众留言：“我不赞成这样的暴力行为”，“这是中国的耻辱。”
据我观察，参加沿海城市反日游行的，大部分是从中国内陆农村出来务工的年轻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有着根深蒂固的“日本人都是坏蛋”的想法；他们只是通过教科书、抗日题材的电视剧和电影以及新闻报道来了解日本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和日本人接触过。
在反日游行结束后，我曾前往犯罪嫌疑人蔡洋位于河南省南阳市的老家进行追踪报道。蔡洋曾用铁锁殴打西安的日本轿车车主李建利。在蔡洋被玉米地包围的农村自家房子中，他的母亲回忆起被公安干警逮捕归案的儿子，哭诉道：“我的孩子，从小就接受抗日教育。只要打开电视看到的都是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根本没有办法让他消除反日思想啊。”
另一方面，在日本，大部分的日本人也没有真正和中国民众交流过，无法了解到中国人真实的品性。为了消除两国民众彼此间的隔阂，估计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几十年。
然而，如果一直这样互相指责对方的话，消除两国国民隔阂的努力就永远无法展开。现在正值中日两国领导人换届之时，无论是习近平总书记还是安倍晋三首相都有责任稳定民心，改善两国关系。与此同时，我们普通群众的思想也应该成熟起来，理性地看待国家间的争端。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政府都会关注民间的舆论动向。如果中日民间发生争端，对两国都是没有好处的。
2012，微博改变驻华记者
微博的震撼
2012年12月14日，当西方驻华记者在准备各自圣诞节假期时，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包瑞嘉(Richard Baum)教授因癌症在美国家中去世。他在研究“文革”政治、邓小平时代政治上有卓越成就，但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悼念文章，大都在称赞他创建和管理的由外电驻华记者、中国问题专家组成的“中国政治”(Chinapol)邮件组的贡献。
在管理Chinapol时，包瑞嘉亲自审查进入邮件组每个成员的资格，目前1300名成员可以说囊括大部分英文世界研究和报道中国问题的一流专家和记者。本文作者也是申请两次才获得成员资格，亲身感受到“包主席”的威严，还因为发了自己写的报道被警告一次，而被警告数次的人则会被驱逐出组。有趣的是，被“包主席”驱逐的记者和专家，在外另立中央，建成了类似的“穿山甲政治”PangolinPol邮件组。
Chinapol几乎影响了整个英文媒体中国报道的方向十数年，驻华记者和中国问题专家们经常在这个封闭邮件组分享对各种政治小道消息的心得，还共享一些收费论文和资源，常收到的包括著名的华府《尼尔森报告》和《驻华外电记者协会通讯》。可惜，在包瑞嘉去世前Chinapol已经衰落。虽然他在哈佛任教的儿子第一时间向父亲Chinapol邮件组同仁发了噩耗，但大部分驻华记者还是先在推特上知道这个消息的——这个传奇邮件组如今已经失去了作为中国政治新闻内幕池的功能。其衰落当然于2009年开始，推特在驻华记者中间、微博在中国的兴起，一天看几次的传统邮件组已经远远赶不上中国迅速变化的2.0时代政情了。
2012年更是微博对驻华记者震撼教育的一年。过去常常有人讽刺一些不专业的外电记者、专栏作家是“ Taxi记者”，因为他们经常懒得采访新闻和当事人，就随便引用该城市的某出租司机的话做信息来源。但到了2012年年底，很多懒且不专业的外电记者已经真正成为“新浪微博记者”，让助手挑几条微博翻译翻译，就敢写一篇长文，大谈中国未来十年的政治走向和对世界的潜在影响。
震撼之夜发生在2012年2月6日晚上。当晚新浪微博上贴出照片和传闻，直接指向当时重庆市副市长、重庆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叛逃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这很像“纯”谣言的微博消息，传到很多驻华外电记者耳里，大概很多人都认为这又是社会媒体不能信任的证据。但第二天开始事件的变化，证实了一些最难以相信的微博传言，英美一些政治敏感的驻华记者，跳起来买了去重庆的机票。他们不知道，这仅仅是2012年中国政治新闻大年的开始一幕。从那天开始一直到圣诞节，接踵而来的微博或者推特传闻，让休息成为一种奢侈。这一夜从嘲笑到惊叹的震撼，从此彻底改变了国际媒体的中国报道消息获取手段，以后任何集中式精英消息分享，都和这个2.0的世界脱节。
莫理循的传人
“驻华记者”这个头衔，始于一个澳大利亚人：莫理循(George Morrison)。1897年，游记作家莫理循被英国老牌报纸《泰晤士报》任命为驻北京记者，他一直报道中国政治到1912年，其中包括义和团事件、清末政改和辛亥革命。革命之后，他因过度热爱中国政治，成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一手负责袁的对外游说。
莫理循能成就“驻华记者”这个职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中国的深刻理解和和深厚的外交圈关系，获得了独家的清廷内部消息。他一直是清末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的座上宾，这就是他内幕消息的最初起源。而清廷各派势力也乐意把消息传递给《泰晤士报》，以获得国际势力对该派的支持。
一百多年来，数千熟悉或者粗通中文的外国年轻人走上了莫理循道路，扎根皇城根下，结交各国外交官、中国政治家甚至红色家族成员，认真向世界报道政治风云变幻的中国。
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CNN，英国的《金融时报》、路透社，因为长期对“莫理循”式记者的培养，也成为新时代的《泰晤士报》，是过去二十年报道中国政治的最地道的“五大独家”，每每中国有重大政治变化时，他们的某一家就会提前获得“中南海”的独家消息。
澳大利亚人储百亮(Chris Buckley)正是这样一位“莫理循”。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专业，长期的中文和党史训练，让他对中国的理解甚至超越大部分中国人。他新闻起家于《纽约时报》、发达于路透社。在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时，正是由路透社的储百亮来提那个万众瞩目的有关王立军和“重庆市委领导”的问题，由此拉开了对薄熙来事件正式审查的序幕。去年10月他回归《纽约时报》，目前在香港等待签证。
另外一位很像“莫理循”的是澳大利亚《悉尼晨报》驻华记者高安西(John Garnaut)。他是著名经济学家、前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郜若素(Ross Garnaut)的儿子，擅长中国上层政治报道。
模式革命才开始
但储百亮在2012年并不是最亮眼的新闻之星，而高安西也没垄断更多薄王事件的报道独家。他们很少上推特和微博，因此大部分震撼消息的新闻始发，被其他媒体甚至一些传统上没有独家政治消息源的媒体抢去。《华尔街日报》网站因为有“中国实时报”博客，对微博消息的整合和分析最为及时，而英国媒体《卫报》、《镜报》、《泰晤士报》和加拿大的《环球邮报》记者，早就是社交媒体的活跃分子，因此常常有亮眼的快速报道。当然，最快并不是最扎实的报道，“五大独家”媒体继续以高质量的长篇报道，在行内站稳了脚跟。
一些非媒体人的博客，在2.0的中国政治报道新局面中冉冉升起。名为“中国播客(视频分享)”、“单位”、“茶叶国”、“上海人”、“中国数字时代”和“中参馆”等自媒体，成为这一年分析中国政治必须要参考的英文媒体。“中国播客”的作者Bill Bishop因为杰出的新闻表现，被《纽约时报》邀请写每周China Dealbook专栏。
非英文的媒体如日本《朝日新闻》，也借助社会媒体，在中国报道中获得了新的力量。虽然他们的薄熙来系列报道虚虚实实有待商榷，但也为波澜壮阔的2012年中国政治报道贡献了日语的力量。他们在新浪微博的每日晚安帖对中国政治的讽拟非常贴切，令近27万粉丝亲切地喊这个账户为“朝日君”。
而《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的中文版网站，源源不断地把他们的英文报道翻译成中文，从中国社会获得了反馈，强有力地为母报提供了更准确的定位。《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徐达内的专栏，更是分析中国媒体重大变化的活历史。
权威的“包主席”去世了，“莫理循们”有了微博，中国人也开始为外媒撰稿。2012年，外媒更中国化、更草根化、更网络化。虽然他们的母报、母台在总部国家多多少少经历了经济危机，但他们的中国报道，才开始一场模式革命，谁会是新的代表驻华记者这个称号的“莫理循2.0”？哪些媒体会成为新的大独家？让我们在2013年慢慢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