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放鞭炮庆祝成为“贫困县”的地方相比，大同县扶贫办主任王汉斌显得内敛，他只是在办公室传阅文件。

　　“身份特殊”的大同县已“觊觎”贫困政策十几年。

　　与“跑”下贫困县对应，在以小康为政绩的年代，大同县申请到“小康县”称号。此后的十多年中，与其他县比，大同县发现，戴着不同的帽子，得到完全不同的“人生”。

　　一顶贫困县的帽子，不仅意味着大量资金、项目，还有来自各方面的支持。于是，大同县看着“邻居”藏富，自己开始了“逐贫”，并终于成功入列。

　　“跑下来了。”2013年1月21日，大同县扶贫办主任王汉斌，将一份山西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文件，递给办公室的每个人看。

　　在成为“小康县”16年后，山西大同县终于开始享受“贫困”待遇。

　　这纸文件明确，大同县享受“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同样待遇。

　　在王汉斌看来，得到这一纸文件，像跑赢了一场竞赛。

　　其实大同县在2011年底已经赢了竞赛。2011年底，国家确定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涵盖贫困县679个。大同县被列入其中的“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区，进入了国家扶贫对象的行列。

　　此后，2012年3月19日，大同县新组建了一个部门——扶贫开发办公室。原为大同县开发办主任的王汉斌，成为了县里的首个扶贫办主任。

　　王汉斌认为，划入连片特困区，是大同县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

　　贫困县能带来的扶持，大同县已艳羡了十几年。如今，终于“后退”到了和邻县相同的起跑线上。

　　“小康”带来求助难

　　“小康县哪会缺这么点钱？”大同县退休干部梁斌龙说，小康的帽子总是会把获得帮助的门关上

　　“你见过这么穷的小康县吗？”1月13日，一名高姓出租车司机反问。

　　大同县城面貌“简陋”，由一条南北大街和一条东西大街构成主框架。大街两边是三四层的楼房，后面是成片平房。

　　大同县距离大同市20公里，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申请到“小康”头衔，是大同市东部六县中唯一的小康县。其他五个，阳高、田镇、广灵、浑源、灵丘都是贫困县。

　　大同县认为自己是“穷人戴着地主的帽子”。大同县扶贫办主任王汉斌介绍，大同县18万人口中，有近6万是贫困人口。北部农业人口贫困发生率在75%以上，南部65%以上。即便县城所在地的西坪镇，农业人口贫困发生率也在四成以上。

　　大同县委党校前校长梁斌龙介绍，大同每次寻求帮助，“小康”的帽子都会把门关上。他举例，2000年左右，因房屋破损严重，他去省委党校申请修缮资金，得到的回答却是“小康县哪会缺这么点钱？”

　　“当时我跟省党校领导吵起来了。”梁斌龙说，他把领导拉到县里看了看破房子，才申请下来。“其实我也理解他们，给贫困县是名正言顺，而给小康县，怕有人说闲话。”

　　王汉斌说，他任大同县开发办主任时，申请项目、申请资金处处碰壁。“只要是小康县，就没有政策扶持。小康县甚至没有扶贫办，连和省市扶贫办对接的单位都没有。”

　　大同县巨乐乡东阁老山村党支部书记贠天贵也受过“小康”的伤。

　　他说，1999年前后，省计生协会有政策，做节育的家庭给扶贫资金以示奖励。贠天贵统计了村里名单，往县、市、省一顿跑，对方同意给12万元。他谋划着要用这笔钱发展养殖业，带动村民致富。一切就绪，到省扶贫办办手续提钱时，工作人员一核查，说小康县不能享受扶贫政策。

　　贠天贵于是甩手回了村里。十多年过去了，贠天贵的养殖村的梦想还没实现。

　　贠天贵说他总在想，如果当时事情办成了，东阁老山村应该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大同县“自力更生”的同时，对于灵丘等贫困县享受着不同待遇，都“看在眼里”。

　　得“贫困”者多助

　　与大同县相比，“贫农”灵丘一直得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帮助，给钱，给物，给项目

　　对比大同县，灵丘县城显得要“发达”。商业街上，有了各种国际品牌的体育用品专卖店。当地有人把灵丘县城称作“小香港”。

　　大同县戴着“地主的帽子”，灵丘则一直是“贫农”。1985年，灵丘被山西省政府列为重点扶持的多灾贫困县。1991年1月，灵丘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2001年，灵丘被国务院核定为新时期扶贫开发重点县。

　　灵丘等贫困县会得到“输血式”扶助。贫困县享受专项扶贫资金、各部门的资金倾斜和定点帮扶、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优惠等等。

　　还会得到中央对口扶贫。灵丘县的帮扶单位是团中央。公开报道显示，1998年8月20日到2003年底，五年中，团中央为灵丘各项建设直接投入资金500多万元，捐赠汽车、电脑、药品等各类物品价值530万元。组织实施各类项目140多个。

　　山西各省级机关则负责帮助灵丘县下辖的贫困乡镇。1996年3月15日，山西省委为灵丘派驻扶贫工作队，省体改委、建材局、贸易厅、地税局、团省委、机电厅、科协7个厅局每个厅局帮扶1个贫困乡。至2000年的五年期间，山西省委7厅局扶贫工作队总投资1355.10万元。

　　大同市委从1996年开始派出工作队，市发展计划局、财政局、民政局等约20个单位在灵丘县定点包村扶贫。

　　这个时期的大同县，刚刚戴上小康的帽子。不但与扶贫政策无缘，小康县的各项配套支出还带来沉重负担。

　　贫与富的历史伏笔

　　当年别的县没要小康“荣誉称号”，但大同县要了。由此，不同的政策“命运”开始

　　提起戴了16年的“小康县”帽子，大同县很多人觉得是当时的领导为了政绩“瞎胡闹”。

　　退休干部梁斌龙回忆，大同县约在1996年成为小康县。大约1995年的时候，时任县委书记申报的，批下来的时候已是新的县委书记继任。

　　大同的“小康”，背景是1990年代全国刮起的小康风，小康县是典型，成为小康是一种荣誉和面子。

　　王汉斌回忆，当时大同县的日子确实比邻县好过一些。大同县是纯农业县，人均耕地较多，从农业收入看，要高于邻县。大同县另外的收入来源是煤炭。因靠大同市东侧，大同县成为煤炭输出交易重地，境内有两个煤检站。大同县人搞运输和倒卖煤炭，收入颇丰。

　　按《山西统计年鉴》，1996年，大同县国内生产总值4.6亿元，处于当时东部县的中游。大同县人口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861元，在大同市辖的7个县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煤炭大县左云。

　　梁斌龙回忆，按统计数字，在一些主要指标上，当时大同县确实达到了小康标准。例如当时小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标准规定的是2500元。不过他也认为，当时小康县的16个标准中，有一些大同县是不符合的，但当时的统计数据都迎合了小康。　　1996年，大同县地方财政收入3738万元，支出6590万元。收不抵支。

　　梁斌龙回忆，当时各地小康县也有名额指标，阳高县也是小康县的候选。虽然按统计数字，阳高县当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190元，处于小康标准之下。梁斌龙说，当时阳高县继任的书记坚决没有要小康县的称号，而大同县要了。

　　指标拔高经济落后？

　　数据上，大同县经济指标节节拔高，当地干部称，这是领导们硬着头皮加上去的

　　大同县成为小康县时，梁斌龙正在一个乡镇当干部。

　　“1996年之前，省里每年要补贴每个乡镇65000元，成为小康县之后，补贴取消，每年还要上缴65000元。”他说，“小康”之后，大同县开始了苦日子。

　　最难的是工资，乡镇的工资要自己筹集。县里行政人员的工资往往一拖半年，每年都要开会讨论工资问题。

　　梁斌龙说，当时，小康县下面要设小康乡镇，乡镇下面设小康村。发给乡镇的小康牌子，被干部藏起来，怕挂出来老百姓骂街。

　　大同县的七成财政收入靠煤炭流通，到2000年左右，随着煤炭资源整合，相应企业关停，地方性税收大量减少，等于砍掉了大同县一只臂膀。

　　梁斌龙说大同县成了真正的贫困县，不过统计数字还是显示连年上涨。1996年财政收入3738万、2000年财政收入4974万……2012年，3.3亿。

　　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数字也年年递增，到2011年达4600元，远远高于国家扶贫政策规定的低于2300元的标准。

　　“如果靠种地就能小康，雁北地区的人就不走西口了。”巨乐乡东阁老山村党支部书记贠天贵说，他家在村里算中等以上家庭了，像2012年这样的好年景，人均收入也就2000出头，平常的年份则远不如。

　　东阁老山村在大同县的北部山区，75%的农业人口收入在2300元标准之下。

　　一名当地官员认为，当年大同县为了入选小康，“提高”了各项经济指标，此后的历任领导不想看到自己任期内指标下降，硬着头皮一年年加上去。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无力完成GDP指标任务的大同县只能把市里设在其境内的工业园区固定资产投资等计入其中，事实上那些与大同县没有一点关系。

　　“我们是贫农戴着地主的帽子，而人家是地主戴着贫农的帽子。”梁斌龙说。

　　近10年来，受益于铁、锰、金等矿产开发，灵丘迅速成为发展强县，2012年，灵丘县的财政收入5.5亿元，在大同市的5个贫困县中经济实力居首，远超大同县的3.3亿。

　　一名灵丘县政府工作人员透露，之前，灵丘有过要被摘掉贫困帽子的传言，曾令该县领导干部焦虑万分。

　　“穷帽子”大实惠

　　随着国家扶贫力度加大，“贫困”的名头被争夺。很难算清，一个贫困县到底得到多少扶持

　　记者采访中，大同当地有官员称，因为怕被摘掉贫困的帽子，在经济统计数字上，一些县会刻意“藏富”。

　　在灵丘县，记者问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该县统计数字是否真实。他没正面回答，而是讲了个别的地区的例子。他说，在某市矿区，一个煤矿大县一年产值百亿，但从来不敢报那么多，只报几个亿，因为是国家级贫困县。

　　2011年的调整中，灵丘依然是扶贫开发重点县，被列入燕山——太行山贫困片区。

　　随着经济发展，国家扶贫力度加大。根据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扶贫的财政投入，从2001年的127.5亿元增加到了2010年的349.3亿元。

　　这种背景下，贫困县能得到更多帮扶，“贫困”的名头也因此成为被争夺的“香饽饽”。

　　十年中，中央和地方累计投入扶贫资金2043.8亿元，其中投向贫困县1457.2亿元，占到总投入的71.3%，县均1.36亿元。

　　现任大同县扶贫办主任的王汉斌，算了一笔账，贫困县每年在保障房一项上的支持资金2000万到3000万，扶贫专项资金1300万，财政转移支付两个亿。这些外来注入资金相当于一个县的又一个财政收入。

　　专项扶贫资金之外，贫困县获取的国家转移支付力度很大，包括公务人员工资、重要产业项目的税收减免、优惠补贴等等。一名长期从事扶贫工作的负责人透露，一般，一个贫困县可能会获得国家1亿-2亿的转移支付。

　　此外，按国家规定，中央各部门对贫困地区的政策适当倾斜。水利、交通、电力、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人口和计划生育等各个部门，对于贫困地区都有资金投入。

　　有了“国家级贫困县”的名头，各县在各部门争取投入也就名正言顺。不过，贫困县能得到的资金多少，需要看各县的项目申报情况。

　　国家给予贫困县的帮助是各方面的，例如招商引资方面都有一定优惠，贫困县还能得到大量贴息贷款。

　　除了国家和省里，每个市也对贫困县有帮扶，例如2011年大同市共投入8706万扶贫资金，浑源县作为被纳入特困区的贫困县，得到3600万，其他贫困县，灵丘、广灵、阳高等，也在千万元以上。

　　1月30日，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林万龙说，很难算清楚贫困县与非贫困县所受到帮扶力度的真实差距，因为帮扶是多渠道的。

　　成功“返贫”获资助

　　新晋为贫困县后，大同县已经跑下来了一笔一千多万元的资金发展黄花产业

　　发展了的贫困县被认为努力藏富，“小康”的大同县，则看到了一顶贫困的帽子能带来的实惠，努力争取“贫困”。

　　王汉斌介绍，2003年刘俊雍任大同县县委书记时，就不断向省里跑，2005年，大同县成了财政转移支付县，当年转移支付1710万元，2010年财政转移支付1.37亿元。

　　2008年起，继任的县委书记王凤瑞又继续跑政策。

　　针对部分扶贫开发重点县脱贫后不“摘帽”的现象，国家将确定贫困县的权限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各省、区、市。

　　大同县曾寄希望于“局部调整”。因为贫困县的总数不变，想要进入“贫困县俱乐部”，就意味着要挤掉一个。

　　大同市的贫困县中，灵丘经济实力居首。但贫困县的帽子谁都不愿摘。“暗战”在所难免。

　　王汉斌认为，跑政策的虽然是县政府为主体，实际上是在拼“领导的个人资源”。

　　大同县的努力得到了回报。2011年底，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区，大同县是山西省唯一以非国家级贫困县身份入列的县。

　　划入了连片特困区，大同县依然“心里不踏实”。2013年1月，王汉斌再随县委书记王凤瑞去了省城，去山西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按王汉斌的理解，“片区”里的县，应该享受“同等贫困”的待遇。但毕竟没叫“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1月16日，在太原跑了半个月后，王汉斌与王凤瑞终于拿到了享受“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同样待遇的文件。

　　“有了这个文件，就好办了。这就是尚方宝剑。”王汉斌终于有了底气。

　　戴上贫困的帽子之后，按照扶持贫困县“一县一业”的要求，大同县从省扶贫办跑下来了1000多万元资金发展黄花产业。1月18日，大同县举办黄花产业推介会，要力争将黄花产业做大做强。

　　1月21日，王汉斌接到了国家工信部中小企业局一个处长的电话，工信部要派人到大同县接洽扶贫事宜。

　　资金、项目，开始注入这个新晋的贫困县。

　　贫困县有啥好处？

　　财政支持 　2001-2010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向国家贫困县和省级贫困县的专项扶贫资金共有1457.2亿元，占总投入的71.3%，县均投入1.36亿元人民币。

　　10年专项扶贫总投入

　　贫困县投入1457.2亿元 71.3%

　　其他扶贫投入 28.7%

　　2010年中央财政综合扶贫投入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222亿元

　　支持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贫困地区发展的转移支付资金 118亿元

　　支持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农业生产 619亿元

　　支持农村贫困地区改善民生的投入 566亿元

　　税收减免

　　对贫困地区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投资项目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项目，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自用设备，在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

　　企业用于扶贫事业的捐赠，符合税法规定条件的，可按规定在所得税税前扣除。

　　以工代赈

　　用于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相关的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县乡村公路、农田水利、人畜饮水、基本农田、草场建设、小流域治理等。

　　2001年至2010年，中央政府累计投入以工代赈资金550多亿元人民币。

　　金融服务

　　扶贫贴息贷款政策

　　自2011年开始，项目贷款按年利率5%给予贴息，到户贷款按年利率7%给予贴息。从2001年至2010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扶贫贷款财政贴息资金54.15亿元人民币、发放扶贫贷款近2000亿元人民币。

　　小额信用贷款

　　小额贷款对象从传统农户扩大至农村多种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以及农村各种微型企业；小额贷款额度在发达地区可提高到10万-30万元，其他地区提高到3万-5万元；贷款期限可延长到3年。

　　残疾人康复扶贫贷款项目

　　自2011年开始，中央安排康复扶贫贷款指导性计划从每年不少于8亿元调整为每年不少于10.3亿元。

　　项目贷款的扶贫效益应保证平均每3万元贷款扶持一个残疾人或家庭稳定脱贫三年以上。

　　人才保障

　　鼓励和保障各行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行业人员和志愿者到贫困地区服务，引导大中专毕业生到贫困地区就业创业。

　　“西部计划”将志愿者基础生活补贴调至每月1000元，综合保障险保费标准提高为350元。

　　河南省“贫困县计划”志愿者享受生活补贴800元/月(专科)、900元/月(本科)。服务期满考核合格，3年内报考省内高校研究生，总分加10分。

　　外资扶贫

　　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先后与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和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以及国外民间组织在扶贫领域开展减贫项目合作。截至2010年，扶贫领域共利用各类外资14亿美元，共实施110个外资扶贫项目，覆盖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20个省(区、市)300多个县，使近2000万贫困人口受益。

　　教育支持

　　雨露计划

　　“十一五”期间，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帮助500万左右经过培训的青壮年贫困农民和20万左右贫困地区复员退伍士兵成功转移就业；通过创业培训，使15万名左右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的干部及致富骨干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通过农业实用技术培训，使每个贫困农户至少有一名劳动力掌握1—2门有一定科技含量的农业生产技术。

　　高考定向招生

　　从2012年开始，“十二五”期间，每年在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年度计划总增量中安排1万名左右本科招生计划，面向国务院确定的21个省(区、市)的680个贫困县参加全国统考的考生，实行定向招生。学生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实行单报志愿、单设批次、单独划线，在本科提前批结束后、本科一批开始前录取。

　　社会扶贫

　　定点扶贫

　　定点帮扶单位主要包括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各民主党派中央等。2011年底，参与单位272个，受帮扶县481个。从2002年至2010年，直接投入资金90.9亿元，帮助引进资金339.1亿元人民币，培训各类人员168.4万人次。

　　各省区市定点扶贫

　　从2007年到2009年，各省直单位对帮扶地区直接投入资金98.2亿元。

　　东西协作扶贫

　　自1996年开始，中国政府安排东部15个经济较发达省、市与西部11个省(区、市)开展东西扶贫协作工作。

　　社会组织、民间团体、私营企业扶贫活动

　　共青团中央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暨中 国青年志愿者研究生支教团

　　全国妇联 母亲水窖、春蕾计划

　　中国残联 农村贫困残疾人危房改造项目

　　中国青年基金会 希望工程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幸福工程

　　中国扶贫基金会 小额信贷、新长城自强项目、爱 心包裹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 山西长治治水项目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 光彩扶贫工程

　　“有地方赶农民上楼，造城镇化假象”

　　城镇化有利于减轻贫困，提高进城人口和家庭收入；扶贫模式要从救灾式扶贫向产业扶贫转变

　　对话动机 　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其重要一步应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作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一个方式，城镇化能否发挥其减贫功效，其间又会遇到哪些问题？新京报记者对话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林嘉騋、国家发改委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新京报记者 李超 福建福州报道

　　“有贫困地区捧着金碗讨饭吃”

　　新京报：你到过最贫困的地方是什么样？

　　林嘉騋：目前贫困情况还是相当严重，河北阜平距北京仅两三百公里，不过，我们也是看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发言之后，深受震撼。我们去内蒙古赤峰农村，走进农户家里，什么家电都没有。广东粤北地区也存在贫困，沿海地区也存在差距。

　　去调研时也发现，并不是所有贫困地区都会把百分之百的扶贫款用在农民身上，有些地方甚至会拿扶贫款用来发工资。

　　还有一些地方，为了扶持农民发展畜牧，用扶贫款买来牛羊，送给当地老百姓。但培训跟不上，老百姓的牛羊很多死了，很多家庭因为没东西吃，就把牛羊宰了，用作下酒菜。

　　新京报：目前国家对贫困地区的资金投入情况如何？

　　林嘉騋：中央财政给国务院扶贫办扶贫款投入是370亿。这个投入每年都在增加。但光靠政府部门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过去的传统扶贫模式要改变。要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救灾式扶贫向产业扶贫模式转变，悲情式扶贫向快乐式扶贫转变。

　　新京报：一些地方脱贫的困难是什么？

　　林嘉騋：一方面，地方政府和老百姓思路问题，很多贫困地区资源丰富，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地下矿产资源，却捧着金饭碗讨饭吃。总体感觉，一些贫困地区官员文化素质跟不上，思想也不够开放。

　　习总书记访问的阜平，有十几万亩红枣林，当地用红枣制成红枣酒，一般卖不了好价钱。后来，农科院专家去了，发现酒厂造酒剩下红枣渣，可以做成很好的保健食品，有美容、降血压等功效。春节后，还有专家去调研，准备通过产业扶持，招商引资，进行科技扶贫。

　　另一方面，国家政策引导不够。比如东部沿海有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当时政策引导，中西部农民去东部打工，逐渐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农民工户籍制度、留守老人、春运交通等社会问题。

　　新京报：有贫困地方“藏富”，拼命争取“贫困”，把拿到贫困身份当政绩，为什么？

　　林嘉騋：因为国家会有财政支持和政策扶持，这会养成一些地方等、靠、要的懒汉思想。同时，这与中组部考核地方官员的标准有关，中组部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以GDP来衡量，一个官员在地方3-5年，只有GDP上去了，他们才能提拔。

　　所以，GDP发展中有多少是实体经济收入、有多少是房地产收入，建议划分出来，这种评价效果就好很多，还可以建立干部交流制度。

　　“让贫困者有工作才是脱贫之道”

　　新京报：造血式扶贫如何让贫困地区产生造血功能？

　　林嘉騋：贫困地区通过产业扶贫来脱贫，不是简单送钱。国家层面进行的财政支付方式，最多只能解决温饱问题，要真正富起来，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

　　发展产业不一定是发展工业，也可进行农业产业化，发展旅游业。很多地方抱怨没有资源，但西北有个叫张贤亮的人，他以“出卖荒凉”出名，打包黄土地文化，专门在西北搞了影视城，很多电视影片都是从那里拍出来的。这些资源在当地都有，可以是当地的生态、民俗、宗教以及红色文化。我认为，让贫困地区的农民有工作、有收入才是脱贫的根本之道。

　　新京报：一些地方尝试移民扶贫，会有什么风险？

　　林嘉騋：资源匮乏的地方，比如山头几户人家，本身可以利用的资源很少，这些家庭的扶贫就比较困难，经费高，给他们修路、通电、通电话都不划算。这种搬迁式扶贫运作是有技巧的，需跟城镇化结合在一起，但不是简单鼓励大部分移民往东部沿海地区迁移。

　　新京报：城镇化建设是怎样的路径？该如何操作？

　　林嘉騋：以前叫做城市化，给人误导，所有人都向大城市去打工。国家层面公共资源分配也要向中西部倾斜，进行医疗、教育等体制改革，以后中西部的农民为了治病，就不会千里迢迢来到东部发达区域的医院。

　　城镇化后，很多农民会失去土地，要利用国家政策，有创业渠道。农民失去土地后，有自己的工作，有谋生本领，稳定民心。所以，鼓励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家到中西部投资，与当地资源挂钩。地方政府也应制定优惠政策，招商引资。

　　“不顾现实条件让农民上山造城”

　　新京报：在十八大报告中，城镇化被着重提出，你怎么看通过推进城镇化建设来扶贫这种方式？

　　冯奎：城镇化从总体上来看有利于减轻贫困。但城镇化的发展如果推进方式不恰当，某些方面会加重局部贫困现象。

　　目前，中国贫富差距十分严重。面积最大、影响人数最多、最为深刻的贫富差距发生在城乡之间，在减轻贫困方面，城镇化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措施。

　　当然，也不能忽视，城镇化也可能会加重部分人群之间的贫困对比。

　　新京报：城镇化会加重贫困对比，怎么理解？

　　冯奎：中国离高度城镇化的状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20年，按年均0.8个百分点的城镇化增长速度，中国每年还要有近千万农民进入城镇，总人数会有2亿多。

　　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中，会提高进城人口和家庭的收入，城镇化过程就是增大城市人口、减少农村人口的过程，将人口从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和农村中吸引到城市，这是减轻贫困最直接的做法。

　　新京报：具体操作要注意什么？

　　冯奎：我国的城镇化质量还不高，以前也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很可能因为推进方式不恰当，而导致局部地方的特殊人群返贫。

　　第一，城镇中形成贫民阶层；第二，农村里留下数千万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口，他们在农村的生活本身就有困难，如果再遇上自然灾害、疾病，会重新陷入贫困；

　　第三，大量农民工在城市里就业，却没有享受城市公共服务，没有取得城市户籍。他们很容易受到经济波动影响而失业，加上各种社会保障不齐全，原来的经济基础又比较差，重新陷入贫困。

　　新京报：通过城镇化解决或改善贫困问题，是否存在一些误区？

　　冯奎：目前，很多人在思想认识上对城镇化作用理解不透。

　　第一，一些地方迫切提高地方的城镇化率，赶农民上楼，通过整理土地的办法将农民集中起来居住，短时间内造成城镇化假象。由于没有产业支撑，新的就业机会没有形成，一些地方出现经济发展停滞，不稳定现象。

　　第二，不顾现实条件推动城镇化。比如有地方大张旗鼓地提出“城镇上山”，需要生态保护的地方，禁止开发的地区采取了削山头，要求农民上山造城，实际上破坏了小区域的自然地理生态。因为生态破坏导致频发灾害，容易重新陷入贫困。

　　“城里的农民或成新贫困人口”

　　新京报：贫困人口劳动技能差，就业压力也大，该如何解决？

　　冯奎：一方面有序推进城镇化；其次，政府不能撒手不管，要对他们进行就业能力的培训提高；再次，创造一些条件，培育一些适合他们搬迁移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技术要求不太高的产业，比如小型工艺品等产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问题。

　　新京报：如何看待城镇化中出现的新贫困现象？

　　冯奎：城镇化中的新贫困现象不是传统的农村扶贫问题。目前，城镇化率名义上较高，达到51.27%，但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人群中，有大约2亿多农民工，他们在城市并不享受完全的社会公共服务，收入也比从事相同劳动的其他城市居民要少40%-10%。这部分人大约有17%。

　　新的贫困人口可能有一部分出在“城市里的农民”身上。每年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按1000万人计算，其中估计70%-80%属于贫困人口。从这个意义上，乡村的贫困人口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城市中去了。

　　新京报：城镇化意味着什么？

　　冯奎：城镇化实际上是一个过程，身份意义上获得城市户籍，经济意义是从事着非农就业，从长远来说，城镇化包括城市融入，就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就业能力。从保障上，获得城市市民应有的社会保障。从心理上，社会要创造宽松的环境，让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当中去。

　　进入城镇后，农民工从流动状态变成相对固定状态。一段时间，主要问题是要有住房；长远来看，需要就业；更长远来看，要能融入城市生活中去。城镇化不是单一方面，要有很长的过程。

　　□新京报记者 刘一丁 山西大同报道

　　A20-A21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刘一丁

(原标题：小康县大同“弃富逐贫”戴穷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