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的革命
■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杨敏 徐浩程 贺海峰
策划人语
岁末年初,一场“吃的革命”自上而下推开。
这个变革的起点是12月4日。12月4日,“八项规定”成为中央政治局会议成文规定。此后中央高层考察时的“四菜一汤”标准配备、各地越来越细的落实详规、全社会厉行节约的号召……让“怎么吃”,成了基层官员必须仔细掂量的事情。
吃饭在中国绝非小事。饭局的重点在“局”,而非“饭”,书市上那些层出不穷、畅销不衰的“饭局”规则书足见一斑。
在高层强力带动下,基层“饭局”确有变化,也很明显,“四菜一汤”重回餐桌,但中国官场传统的饭局文化,离“破局”之日尚远。
从上行下效的政策传导,到制度约束,到文化重塑,路漫漫,其修远兮。
饭局之变
■ 本刊记者 杨 敏
“现在总算有双休日了”,王伟昆3年前考上公务员,现在中部某省会城市下辖郊县乡镇担任党政办副主任。
去年这时,正是他和同事最忙碌的时候。“天天接待好几场,连轴转,周末也回不了家”。但是,今年春节前却成了他所在的乡镇最空闲的时候。
年终评比项目归并了,县直部门不来检查了,接待少了,自然吃喝任务轻了。王伟昆坦言,“还真有点不习惯”。
这些变化,都是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在基层落地后带来的传导效应。从2012年12月4日至今的50天时间里,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一个文件的38天里程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千头万绪,落点都在乡镇。作为中国政权的神经末梢,乡镇也是考量中央此番八项规定、六项禁令政策落地最好的视角。
对乡镇来说,“忙年”是多年延续下来的老传统。每年12月到春节前这段时间,乡镇一级常常忙得人仰马翻,乡镇接待也如流水宴,一席又一席。
王伟昆回忆,“去年最忙的一次,有一天来了三个部门年终检查,会议室都不够用了,有一批人还被带到乡政府老办公楼,临时打扫出一间。到了晚上,乡镇食堂搞接待,7个包间全部满员,还拼了桌才坐得下”。
王伟昆将乡镇接待对象归纳为三类:
一是调研考察的。上级领导到乡镇调研往往遇到层层加码的问题,比如一个市级领导到一个乡镇考察,县、乡镇的主要领导都会陪同,加上相关工作人员,动辄二三十个人。
二是检查督办的。乡镇就是个“针鼻子”,县级所有部门在乡镇都有对接点。一到年关,巡视组、检查团、督导组林林总总、轮番上阵,不堪重负。
三是业务交流的。“在我看来,有些所谓的考察、交流其实就是个幌子。但是,来了都是客,不能不接待,我们搞接待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很无奈”,王伟昆说。
2013年元月,王伟昆所在县的年终考核开始“变脸”,规定非经县委、县政府同意,各部门不允许下乡考核。
“以往各个主管的部门都要到乡镇去考核,今年改成集中统一考核,各个乡镇把年终的材料统一报到县里面,县里再分成不同的组集中考核。”王伟昆介绍。
其他乡镇的情况如何?
1月22日,《决策》记者走访了处于两省交界的另一个乡镇。乡镇党委书记王民听说记者来意,拿出了县纪委转发省纪委关于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一个文件。
“省纪委签发日期是12月31日,县纪委签发日期是1月10号,我收到是1月11号”,王民说。
12月4日到1月11日,38天时间。在信息通达的今天,乡镇所感受到的变化,已经在文件正式抵达前悄然发生。
王民提及的一个变化,是不久前接待一位对口联系乡镇的市委常委。“领导下来检查工作,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作陪,县委书记、一位常委,还有我自己。”
如果换作以往,乡镇一级接待市领导,动静会大很多,阵容也会大很多。“中午非常简单的工作餐,5个人4道菜,一个高档菜都没给点。”王民说。
一直不喜烟酒的王民,在县直部门工作过20多年,在同事眼中,他是个典型的学者型官员。“这次八项规定、六项禁令背后的意义非常深远。基层干部是真心欢迎,关键还是要持续下去。”
谈及作风之变,王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效益不容忽视。一是接待精简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往公务接待,一顿饭至少两三千,现在几百元就可以了,这是实打实的节俭”。
二是提高了行政效能。“以往上级部门到乡镇指导工作,本来一个小时就办完事了,但是乡镇一挽留,喝茶打牌等开席,往往就要耽误很长时间”。
三是隐形的社会效益。“乡镇干部是离老百姓最近的公务员群体,精简接待,多务实少应酬,这种转变老百姓是看得最真切的”,王民说。
“吃饭”成了敏感词
如果从县乡往上,省市一级,又有何新变化?
2月27日中午,一位省直单位的处长,参加一项评审会刚刚结束。主办方见他拎包欲走,连忙挽留,“现在,吃饭太敏感了”,这位处长毫不犹豫离开了。
最近一段时间,政府单位负责搞接待的同志都感叹,即使到了“饭点”,客也很难留住。
当下政治语境中,“吃饭”两个字意味复杂,一时成了敏感词。《决策》记者尝试邀约省直机关几位相熟的朋友出来小坐,大家几乎异口同声,“有事说事,吃饭免谈”。
吃的革命,集中体现在地方“两会”上,各地不约而同,纷纷践行节俭风,从“排场两会”到“素颜两会”,就餐环节更是从桌餐改自助,减少菜品种类,不上酒水。
而各地简化接待,也多从管住“口”做起。贵州出台规定,省委常委、副省长和省直部门负责同志到乡(镇)、村调研用餐必须一律自带干粮、方便面等,不给基层添负担。河南也明确规定省委常委、副省长杜绝无实质性任务、照顾性出访;工作用餐原则上安排自助餐,一律不超过4个品种菜肴,一律不上酒。
春节前夕,也正是往年各省会城市高档餐饮的淘金旺季,现在却门庭冷落、鞍马稀少。
以杭州为例,一位饭店销售部工作人员说,团拜会从一两个月之前就开始预定了,但这半个月以来,政府机关的团拜会开始陆续取消,只剩下一些企业仍然有预定,有的酒店因此营业额比去年同期跌了六七成。
不仅仅是杭州,各省会城市主打公务接待的高档酒店,在今年春节前普遍遭遇寒流。《决策》记者通过多渠道获知,各省直单位的年终联谊活动纷纷取消,春节长假前的单位聚餐老惯例,也已骤停。
“弱爆了,弱爆了”,一位客户经理埋怨,临近“盛放”季节,大客户们突然全线撤退,一些酒店面对政府退单潮,都在谋划转型。“下阶段,我们会更多地抓企业市场,推出更多适合企业消费需要的产品。”这位经理说。
2月29日傍晚5点多钟,《决策》记者尝试在合肥两家知名酒店电话订餐,当晚12人以上大包厢,均可订到。换做以往,只有提前2天电话预约才可以。
可见,餐饮业“公务饭局”在节前的萧瑟,并非传闻。
一位业内人士称,“有些酒店,把赌注压在跟政府的关系上,养了一大群的客户经理去攻大客户,甚至触角延伸到市县一级”,公关政府大客户,一直是某知名酒店的营销策略,押宝在公务接待的酒店,势必是这场寒流中最大的输家。
但是,那些客源结构合理,面向大众餐饮的中档酒店,仍然车马喧闹。一位连锁餐饮企业老总提及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就非常具有典型性。这家企业在省会某繁华地段新开了一家酒店,原本希望能够挤进政府的公务接待定点,但是未能得偿所愿。
“我不擅长搞关系,这也是我的企业一直坚持中档定位、大众路线的根本原因。现在看来,我是因祸得福了”。
餐饮链条上的高端白酒市场,也因此收到了冲击。曾经风光的高端白酒市场影响尤甚。江苏苏酒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张学谦介绍,相关规定对市场的影响不断“发酵”,白酒业首当其冲,影响很大。江苏多个县相继公布了地方版“禁酒令”,预计节后公务消费比往年会大幅缩减,高端白酒也随之进入“寒冬”。
最怕一阵风
“说实话,我也不愿意天天有应酬。这几年真的是吃坏了身体,喝坏了胃”。某省直机关处长何晟怀坦言,每到年终,下面一些单位的邀请就接二连三,“推托的话会说我失礼、不给面子。有时也真的是无奈。”
何晟怀深有感触地说,“白天围着轮子转,晚上围着桌子转”的机关干部,对此番六项禁令都是打心底里欢迎的,“这是很好的开端,最怕的就是一阵风”。
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出台50余天时间,产生了实质性的传递效应,上行下效所形成的氛围,更多的是靠一种遵守规定的默契。
“以往每到年底,各级纪委都会出台相关禁令,但是执行的都不是太好。今年与往年最大的不同,还是上面先做出了样子”,一位接受《决策》记者采访的乡镇党政办主任说。
诚然,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生态文化中,揣摩上意、投其所好,上行而下效之,更多的靠一种默契,而非制度性的约束。因此,这种默契,随时会因为环境因子变化而失效。
最近,被卷入舆论漩涡的郑州凤凰台警务区民警团拜聚餐,扣押暗访记者事件,成为八项规定出台以来,最不和谐的一个音符。更有媒体报道,年底公款吃喝转入地下进行,单位内部餐厅和驻京办,成为公款接待新的庇护地。
由此可见,上行下效,只能起到旗帜鲜明的倡导风气之效,真正的作风转变,还需要制度性约束。
而制度性约束尤须对症下药,因此,首先需要明晰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此前多年禁令,总是管不了一张“饭桌”?公务接待奢靡风为何久禁不绝?
专家指出,公务接待的奢侈浪费之风流行原因有三。一是因为在行政配置中,权力过于集中,下级部门为了获取支援和利益,不惜超越政策底线,以美酒珍肴取悦于领导;二是因为某些部门公共资源配置过程透明度低,缺少监管;三是政府预算约束软化,为一些部门的铺张浪费打开方便之门。
简言之,如果真要刹住公款吃喝风气,需要的是治源头、抓过程、限权力。
一位餐饮企业老总从他的视角,也给出了独到见解,“现在中央的政策没问题,但媒体导向有问题。六项禁令的本意是严禁公款浪费奢靡,吃喝只是浮在表面的事。严抓公款浪费奢靡的根子是政府预算公开、政府支出公开,而不是到饭店酒楼去抓拍”。
此言不虚,酒店抓拍,只是一种借助媒体监督实现管理的一种反馈控制,而在抓源头的前馈控制,抓中间的过程控制都有着力点,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试想,如果预算公开做得好,公务接待经费真正能够经得起晒,经得起挑刺,经得起质询,那样才会有一种内生的倒逼机制,政府才能捂紧钱袋子,吃喝上才会精打细算”。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学者分析说。
也有人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对“六项禁令”能否长时效的令行禁止,表达出担忧之情。改变官场风气不是一日之功,官场中人也有人认同,“酒场就是战场,酒风就是作风,酒量就是胆量,酒瓶就是水平”。
一直以来,“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酒场往往成为官员历练的重要场所,酒场应对能否自如,成为这些官员是否老练的重要标志。
“官场酒文化的颠覆,需要的是文火慢炖,慢慢疏导,疾风暴雨、运动式的治理往往起不到很好的功效,早几年,多地推出禁酒令,现在看来,执行效果也很难衡量”。一位专家分析说。
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禁令”如山,能否行之将远,确需更多制度保障。(应受访对象要求,本文提及姓名均为化名)
【声音】
“每年年底,我们办公室的事情最多,举办各项活动、年终考评,随便一件事少不了办公室的参与。团拜宴请是领导最重视的工作之一,发请帖、联系场地、组织大家表演节目,搞得人人压力都很大。真的开吃了,大家光顾着敬酒、说话,往往每桌最后都会剩下很多菜,实在是浪费。索性取消了,大家安心工作,更实在。”
——小张
办公室秘书
“上级或是兄弟单位来人,吃饭时一定要在桌陪同,这早已是不成文的规矩。从心底里讲,我非常排斥各类形式主义的饭局。但是,这种话很难说出口。”
——陈宏
某经济强镇副镇长
“现在还没有下猛药,还是潜移默化的。过去中办每年年底都会下相关的文件,纪委还有很多不准的文件。其实关键还是要看怎么做,关键在于执行。”
——王民
某镇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