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局中的基层官员
■本刊记者 徐浩程
“总不能因为吃一顿饭，就把他免职吧？！”1月21日，面对越来越详细的“八项规定”，中部某镇党委书记王民掂量着最严厉的结果。
在此前后近一个小时里，王民接了两个饭局的电话，还有数位下属过来请示晚上接待的安排。他一一推辞了。
同一天，数千里外的海南省琼中县，该县财政局被海南省纪委专项检查组查出，三顿饭吃掉了1.5万元。7天之后，该局长被免职。
用《人民日报》的话说，“未来一段时间将是中国官员们的‘高危期’，不仅腐败将遭遇‘严打’，道德失范行为也会对官员前途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后果……不合格的官员将被淘汰，做不到与时俱进的官员也将出局。”
也有官员在网络上吐槽，称“疯子才想吃公宴”，“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老婆分床睡”。
一边是沉淀多年的官场饭局文化、圈子文化、权力结构，一边是越来越差的身体、越来越严的规章；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坚壁，基层官员挣扎在夹缝之中。没有治本之策，他们只能继续游走在饭局的漩涡中，五味杂陈。
矛盾的统一体
王民2010年从县直部门调任镇党委书记。该镇是县里的工业大镇。从部门领导到一镇主官，高升的王民，在谈及接待的语境下，仍不禁自嘲一下自己“眼皮浅”，看得不长远。
“‘八项规定’中的鲜花、红地毯等，乡镇没有或者很少用，最多的就是接待。”可对于酒量本来就不大的他来说，接待、应酬、饭局是一个不小负担。
“我现在的血压，就是到乡镇之后升上去的。夏天还好，冬天两场酒一喝，血压就直往上蹿。”王民称。
这样的例子在基层不少。且不论最近爆出来的内蒙古某县官员一天早上吃四顿早餐，晚上泡八次澡，此类比较极端的案例，每一位基层官员，对于应酬、饭局都有自己的“一肚子苦水”。
“其实我们陪得也很恼火，有的领导喜欢喝酒，你要是没陪到位，他不高兴；有的领导不喝酒，但是我们总得表达感情啊，还是要敬几杯。”一位乡镇干部说，“这种应酬酒哪个想天天喝嘛。”
“没想到副乡长就是个酒囊饭袋，陪吃陪喝比工作还累……酒桌上要硬着头皮抢着喝，替了书记替乡长，酒一个劲儿地往肚子里灌，宴席结束还要送人。一天下来筋疲力尽，肚子里除了酒精没有别的，实在受不了。”山东某镇副镇长由于饮酒过度肠胃出了问题，躺在病床上甚是懊恼。
据相关媒体调查，73.4%的人都感叹自己患上了“饭局焦虑症”。通常遇到饭局，能推则推，能躲则躲。仅有9%的人，对饭局有兴趣，只要有人请，就积极去参加。
焦虑之外，还有对现实的顺应。
基层官员说，“总会有几场推脱不掉的饭局。”王民当天推掉、躲过了大部分的接待，但当晚还是有两场饭局等着他。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劈头就来这么一句：“有人说，中国文化是吃饭吃出来的，西方文化是做爱做出来的。”不确定这个说法是否经得起考究与验证，但如此生动的表述却蕴涵了大学问：吃，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
这还只是面子的原因，更有里子的原因。
“上面来的都是领导，更不要说他们手里面有资源。不仅我们乡镇，下面的各村也都要向上面争取资金。”所以，王民称，饭有时候不得不吃，“请人吃饭才能多争取点资源、多搞点钱。”
当地一方势力，我们很多工作还得依靠他们。”一位乡镇干部告诉《决策》。
如此，乡镇在头痛与顺应之中，就被推到接待的最前沿，也形成了众多尴尬的场景：一边推杯换盏、宾主尽欢，一边谈着接待之痛、发着满腹牢骚。
而在“四菜一汤”清规的压力下，乡镇的饭局从品种繁多的土菜变成了四个火锅，更有甚者“四菜”变成了“四个大盘，可每个盘中都放有数个小盘。”
变形的“四菜一汤”，与其说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投机取巧，不如说是基层官员，面对饭局矛盾心态的现实写照。
被改变的性格
基层饭局，主宾尽可以在期待与头痛中寻着各自的心理平衡，此外的陪客呢？
“上面来人了，分管领导肯定要出席，党政一把手是否需要出席，得看安排。这是饭局两个主要角色，此外还需要陪客——与来人熟悉的乡镇相关办公室人员，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有几位在饭局中活跃的人。”某镇党政办副主任王伟昆告诉《决策》，这个角色一般非党政办主任莫属。
在他看来，党政办主任是乡镇大部分接待中重要的“陪客”，“如果主任或副主任去敬酒，书记一介绍说‘这是我们党政办主任’，来人会多喝一点。如果介绍说是党政办秘书，来人可能就沾一下嘴唇。分量不一样。”
此外，一个饭局就是一个临时的圈子，一个临时的沟通和交际平台——有些事确实在办公室或会议室谈不开，餐桌就成了沟通和交际平台，这个时候，点菜就成了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多少人点多少菜，一两道好菜压阵，再配几道菜肴，不太奢华不太寒酸。
而这个平台的搭建者也是党政办主任，需要他们“掌握好整个饭局的节奏，什么时候细水长流，什么时候高潮迭起，有时还得领会领导的意图。”王伟昆称。
也正因如此，在饭局中，党政办主任绝不轻松，感受也另有滋味。
2010年，王伟昆从省城进入乡镇党政办工作，坚持了一年没有喝酒。“本来党政办工作就繁忙，一天工作下来还得应酬接待，长了都吃不消。而且刚去的时候，很多人都不认识，一上酒桌就感觉很无聊。”
但一年后，王伟昆升任党政办副主任，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顶上去”。如今，在饭局中，他已经有“相对轻松一些了”的感觉。
从不适应，到“硬着头皮”，再到“相对轻松”，王伟昆用了两年完成转变。
与王伟昆经历相似的是另一位乡镇党政办主任秦玉。
2009年底，秦玉调任镇党政办副主任，安排第一场饭局时的惶恐心理，让她在谈及此事时，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几分。
虽然当时接待的只是县里的领导，但在她看来，已经是“大领导”了。“好紧张，不知道怎么站，也不知道怎么坐。唯一的感觉就是自己不规范。”
负责提前安排饭菜的秦玉，“既不知道该上什么酒，也不知道点的菜是否合领导的口味。”为此，当晚她一口饭也没有吃，“就是观察领导是否满意，是否有其他需要”，整个心思都在饭局上面。
此后，秦玉养成了在接待时不吃饭或少吃饭的习惯，“我比服务员更专注一些，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别人身上。一年内我体重轻了13斤。”
一年后，秦玉才慢慢适应过来。
虽然再回顾这段经历，秦玉唏嘘一笑，称“哎，现在我觉得不需要那样。现在就比较轻松了，有些东西，搞不搞得好，别人并不会太在意，也不会太计较。”
但她还是明显感觉了自己身上的变化，“把我变过来了，我感觉到是对我性格的一种改变。”
困局何解
基层饭局已经成为一种惯性，在其中的基层官员，少有不被其改变者。2012年底，中共中央的“八项规定”以及“四菜一汤”的清规，试图扭转这种惯性。
2013年1月21日，海南省琼中县财政局公款消费刚被媒体暴露。28日，该财政局局长王群成为因公款接待而被免职的第一个人。
而1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也发出通知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狠刹浪费之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采取有力措施。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率先垂范，严格执行公务接待制度，严格落实各项节约措施，坚决杜绝公款浪费现象。
“公款吃喝入罪”之声再起。
2009年，岱山县高亭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傅平洪侵吞单位公款44万余元，其中有32万余元用于支付个人餐费等开支，而被浙江舟山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一时舆论哗然，叫好之声迭起，认为这是一个罕见的将公款吃喝定为贪污罪的案例。
虽然浙江舟山法院立即出面解释称，“公款吃喝并不是法院认定贪污罪的原因，只是被告人交代的其所贪污赃款的去向，不影响定罪量刑。”但“公款吃喝领刑”、“公款吃喝按贪污罪重判”、“公款吃喝入罪”之声四起，一如现在。
那么，如果公款吃喝真的入罪呢？
“单兵突进的话，最尴尬的还是基层官员。”一位基层官员告诉《决策》。他提醒记者，在琼中县财政局的案例中，只见接待者，未见被接待者。如果公款吃喝入罪，那么在基层官员在面对饭局时，除了矛盾之外，还会新增害怕。
害怕是因为处罚虽然加码，但饭局存在的环境、基础没有改变。正如西部一位市委秘书长称。“大量事实证明，哪个地方的接待工作做得好，其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成功率就高，上级的了解就更深入，获得支持的力度就更大，经济发展也就较快。”
王民虽然不胜酒局，但掂量完最严厉的结果后，还是建议“慢慢来，不能一刀切”，在新规面前“有些人自觉，有些人不自觉，需要有一个慢慢影响的过程，有一个过渡。”(应受访对象要求，本文提及姓名均为化名)
饭局历史学
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饭局，莫过于两千余年前的那场“鸿门宴”，但觥筹交错背后暗藏的玄机、杀机却未必是中国饭局传统的常态。孟尝君广招门客，对于那些投奔自己而来的侠士，无论贵贱都与自己吃一样的馔品。而战国四君子，门下笼络了食客三千，每日都会有大大小小的饭局开张——中国最早的圈子文化，就这样诞生在夜夜笙歌不绝的饭局之中。
饭局政治学
宋太祖在公元961年，安排酒宴，召集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饮酒，叫他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从而以饭局为契机，轻松解除了重臣的兵权。
饭局社会学
香港大食客蔡澜先生，在“吃的讲义”里说，吃的文化，是交朋友最好的武器，你和宁波人谈起蟮糊、黄泥螺、臭冬瓜，他们大为兴奋。你和海外的香港人讲到云吞面，他们一定知道哪一档最好吃。
饭局文化学
在《礼记·礼运》里有这么一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说的就是礼仪制度和风俗习惯始于饮食活动之源。金庸武侠小说出了菜谱，红楼也出了菜谱，几时能将袁枚《随园诗话》里隐藏的食谱也发掘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