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体制 怎么活得好
离开体制，怎么活得好
文_叶茂
官员离开体制，这无疑需要勇气。它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人们对这个人群和职业的基本想象。
一个现实是，当前体制内仍然是中国精英们最重要的发展平台。体制，仍然是主导中国社会向前的决定力量。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更多体制内的精英走出体制，这种充满竞争性的自由流动，对释放社会的活力是大有裨益的。
浙江省人事厅副厅长袁中伟曾以个人名义发表看法说，自有官一说以来，似乎当官才是人们步入主流社会的唯一方式和选择，当一些官员走到“体制外”，对人们从做官走向做事具有良好的导向意义。
他们为什么离开？
如果把官员辞官放在历史长河中看，这种现象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拐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辞官下海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但经过20多年的社会变迁，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为市场经济体制后，原来计划体制内的官员下海经商已经变得越来越平常。
相较于1980年代中期、 1990年代初的官员下海潮，今天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价值标准多元化的时代，不追求体制内华山一条路的官员，有了广阔的社会空间。这在沿海省份，体现得较为明显。
同时，今天的官员离开体制已经不像曾经那样“目标明确、意义清晰”，而是变成为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不少学者把它解释为一个经济学行为， 亦即“打破旧体制”的利益棋局。
例如，在经济学者赵人伟看来，官员本身也是社会中的个体，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官员自然也不例外——体制给他的预期收益超过他为体制可能付出的预期成本。
从根本上说，官员出走是对公私部门相对收益的权衡而做出的一种自由选择。
然而具体出走的动因是多维度的。
社会层面，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主流价值观的趋于多元化、市场经济高度发展之下个人机遇的陡增，都可以解释。
个人层面，由于政府行政权力系统需要高度的服从性，使得一些个性突出，动机水平高的个体常会感到压抑。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心理学家朱首葺对超过1000例调查问卷和其中的个案深入访谈发现：公务员私下里常有诸如“清贫”、“有想法实现不了”、“没劲”、“与上级冲突”、“想应酬，又烦应酬”等抱怨，这与民间看法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为是否有仕途空间。仕途空间不仅包括升迁，还包括是否会调整岗位。原浙江省委组织部调研室主任王骏曾分析，随着机构调整、人员精简，不少官员特别是一些经济管理部门的官员产生危机感，从而考虑向其他行业发展。
江苏省行政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丁进认为，一些官员拥有内在才华和外在理想，并谋图实现另一种无法忽视的带有“感情色彩”的出走动因。
海水是咸的：生存还是毁灭？
离开体制的前公务员们，首先必须面对一个艰巨和普遍的问题：海水是咸的，如何生存？离开体制，要想保持初衷的愿望，甚或到达自己理想的彼岸，绝非容易之事。
除了成功者，下海官员中，触礁呛水者也不乏其人。暨南大学行政管理学院教授董建新的分析，出走者中，最耀眼的莫过于那些商界精英，最容易“活下来”的人是专业人员，最苦涩难言的是被大浪淘下来的那些人。
相比之下，康奈集团总经理钟普明是温州下海官员中的特例。钟普明现在被人称为温州“第一职业经理人”。
资源、背景、机遇通常是成功的几大关键因素。但钟普明认为，个人的一些准备，亦尤为重要。
首先是准备充分。“下海前，我和很多老板都聊过。了解了老板的心态和脉搏，能找准位置。另外，我在经委和企业局呆了23年，也看过太多企业的沉浮。”
第二是定位准确。“(我选择的)第一站是红蜻蜓，知名度比较小。我们要从零开始。这样的二流企业，空间比较大，能更快找到自己的位置。”
第三是心态调整到位。“心态要平衡，下去了一定要置换”，没有必要张扬，“不能露，不能高调”。
“最重要的是要有市场嗅觉，为企业不断找到利润增长点。”钟普明说。
学者董建新认为，离开体制后学会体制外生存法则是成功的内在需要。他讲到，曾有一名省级机关的处级调研员，升迁受挫后，内退下海经商。然而，以业绩说话的私营企业主很快遗弃了经营惨淡的他。没有回头路，他便去了义乌小商品城，年终了，经营不善的他，抹下面子，找到原单位的领导，将一部分销不出去的小商品，作为福利摊销给了昔日的同事。
在董建新看来，大凡体制出走者，仅仅脱掉有形的“靴子”是不够的，还要脱掉无形的“靴子”，也就是“官念”。许多“出走者”的失败，都是因为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他。比如，如何从机关干部思维转变为职业经理人思维，学会管理，擅于管理。
另外，一个行业的独特游戏规则也是很重要的。
“外界把离职出走后的官员看得过于一帆风顺确实不符合事实。”学者朱平豆用“统觉”这个赫尔巴特的术语来解释——如果他们不转换过去那种“宏观决策思维”， 不抛弃靠以往的社会关系网获取特惠条件的依赖性， 他们就很难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站稳脚跟， 而那些亦政亦商、不伦不类的游戏规则终将使他们被逐出残酷的市场竞争圈”。
“而且，这种统觉的‘蜕变’越彻底，走得越远”，朱平豆进一步认为，“看看陈东升、毛振华、冯仑、王功权、潘石屹等人就知道了”。
“旋转门”忧思
从人才流动的角度进行分析，官员离开体制应当获得赞誉。在当今社会，体制内的地位和拥有的资源对出走者而言，这种选择必然是个艰难而勇敢的决定。92派下海时，不少人已官至厅局级。
过去20年，公众对出走者的看法，越来越多元。
一种声音是：当前，体制内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导力量，精英从体制内流向体制外，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社会的空间，证明社会充满了活力。
另一种声音则是充满忧虑。
对于体制的出走者，还有一类难以忽视的评价和态度，来自于民间：贪财、洗钱、权力兑付、犯了错误。
一个离职官员，其在职时握有哪些具体的权力，新入职的行业和这些权力究竟有无关联，如果不在透明中得到厘清，一个官员的辞职从商是否会给同行业竞争对手带来意外的压力？基本信息的匮乏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在中国的语境中，“人脉”、“影响力”等等词汇代表着某种暧昧难明。企业能挖到他们，还有可能得到巨大的附加值。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介绍，实际上世界上多数国家都设制规限公职人员与私企之间的高管流动。
例如，美国政府也多次通过多种立法对高官 “弃政从商”进行限制。早在1962年，美就通过了所谓《联邦官员离职后生活法》，该法禁止联邦高级官员在离职后1年内代表任何公司或机构与其前受雇的政府部门进行联系或出面游说。如曾担任项目经理或项目承包官的联邦政府官员，离职1年后也不得到自己曾监管过的公司工作，特别是合同金额超过1千万美元的项目。
竹立家说，这种所谓官场“旋转门”角色，实际上是“双面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交叉穿梭为利益集团牟利。
自从2004年以来，我国就对干部“离职”出台了多种条规，规定干部离职后3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者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必要时，还要求对离职官员做离职审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甚至将这种“转场”喻为一种“出逃”方式，据他透露，一些离职官员在私下谈话中抱有这样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心理：反腐风暴越刮越猛，年纪轻轻住进监狱实在不划算，还是提早离开官场得好。
竹立家提出应该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审批官员转职和利益冲突问题，并将审批结果公示，让离职官员有迹可循，经得起监督、耐得住追问。其次，建立政企人才互通机制与回避制度。除了在时间上设限，还应对从业领域设限，以规避期权化腐败或病态勾兑。最后，还应加强对离任官员的审计，并纳入社会监督，以免成腐败“掩体”。
另外，乔新生还认为一套更为合理的官员退出机制，使官员退出经常化、制度化也很关键。
总之，一般官员出走体制何时不再成为新闻，就证明我们对权力的管束机制，已经到了能令人放心的程度。透明也好，建立规则也罢，都不是为了限制人才在体制内外的自由流动。恰恰相反，人才将会因透明和规则免受争议的困扰，其流动更加健康和有序，而在人才市场充满竞争性的自由流动中，社会的活力也才会得到真正的激发。
此外，有分析人士特别指出，早年出走者离开体制不少是带着理想而去，现在不少人是在储备充足各种资源后，离开体制，为自己发展谋利。这是今天的“出走者”与上世纪“出走者”不同的地方。对此，张文彪认为，不能说我们如今的社会更加物化或者功利，只能说更加复杂和多元，不再简单屈从于理想主义与家国情怀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