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城兴镇兴村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姬斌
为什么中央高层告诫,推进城镇化路子必须走正?
为什么中央高层告诫,每个行政区、各级行政区都要扩张城市面积的做法是十分危险的?
为什么中央高层告诫,需要研究如何重组和转移特大城市部分过度集中功能,提高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能力?
为什么中央高层告诫,要摸清18亿亩耕地红线特别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底线,在红线和底线基础上推进城镇化?
为什么中央高层告诫,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
告诫,折射出清醒和负责。告诫,也远不止这些。置于当今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之下,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深思。而解决这些问题,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
中国正在进行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城镇化,浩浩荡荡的人口大迁移,推动着千年古国史无前例的社会大转变。“持续进行的新型城镇化,将为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从农村走向城市、走向更高水平的生活创造新空间”。
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但,当数亿人同时行进在由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演进的征途上时,城镇化远不是洞开城门、扩建新城、接纳“新人”那般简单。
在一个人多地少、城乡区域差异大、生态环境几近承载极限的条件之下,如果城镇化的方向不明、路子不正、措施不当,“必然会犯历史性错误,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
“人”向哪里引?
尽管过去30多年,已有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入城镇,城镇常住人口已超过了乡村人口。但是,仍然有更多的农民等待着“进城”。
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表明:到2020年前和2030年前,中国需要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3亿和3.9亿。
这意味着,在未来10至20年间,中国将有与美国人口总和相当的庞大人群由农民变成城镇人口。这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
乡村-城市,几乎成了联通中国农民不息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一级台阶。跨过它,往往浸透着家庭的酸甜苦辣,也映照出这个伟大国度追逐“中国梦”的艰辛曲折。
遭到抨击的城乡二元社会,不是一两天形成的,打通城乡也不可一两天就能完成。然而,农民的“求变”,到了群体性集中释放的时期。农民要找到相对高、相对稳定的从业岗位,要完成身份嬗变,要享受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要实现更幸福的生活追求,眼下的选择,似乎只有拼命涌向进入大中城市的“独木桥”。
于是,越大的城市,外来的人越多。京、沪、广、深的农民工数量极其庞大。
有消息说,整个北京市的城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995人,跟其他国际城市相比并不算高,但六成以上的常住人口集中在市里的“城六区”,其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近6000人,超过以人口密集著称的伦敦(每平方公里5400人),功能核心区的人口密度更高达每平方公里22000人。
人们为什么向往城市?人们在城市要得到什么?这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始终不该忘记的问题。
大城市的人口过度密集、交通拥堵不畅、空气污染加剧……这些愈演愈烈的问题,冲击着“新”“老”市民。农民工、“蚁族”、异地高考、住房限购……不断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大城市生活除了那些物化的“靓丽”之外,陡增的“成本太高、啥都不易”,考问着人的“幸福感”,大城市是否正在生成新的“二元社会”?
其实,还有一连串不容回避的问题凝结在这些表象背后:城镇化就是“放”农民进大城市吗?破除超大城市户籍藩篱就能解决一切吗?特大城市有那么大的人口吸纳功能吗?倘若北京再多1000万人,会是啥样呢?
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有其内在规律的,不是口头说说那么简单。
“半城镇化”的进城务工人员如何才能不再进退失据?人们的确没什么理由泯灭农民的城市梦想,也没理由阻挡“农民进城”的洪流,可在引导“流”归何处上不能有些作为吗?
“城”在哪里建?
一个权威部门检索了12个省的各城市政府工作报告、文件、规划和相关新闻报道等,发现在144个地级城市中,有133个提出要建设新城新区,占92.4%,共规划建设了200个新城新区,平均每个地级市提出建设1.5个新城新区;在检索的161个县级城市中,提出新城新区建设的有67个,占41.6%。
一切发展的愿望,初衷都有美好的一面。相当一部分城市已将新城新区建设付诸行动,新城新区规划面积和人口普遍超越现实。在许多地方有关新城新区的文件规划中,一般都提出了较高的建设目标,配置标准大多是国内乃至国际领先标准,还有不少地方把“建设大都市”、“建设国际大都市”设定成自己的奋斗目标。
然而,中国该有多少大城市、多少特大城市、多少超特大城市?
专家描述,一般来说,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周围该有10个百万人口的城市;百万人口的城市,周围应有10个十万人口的城镇。这样的格局,会更宜居,会构成良性互动。
这只是一种观点。但,提示了人们,各种规模的城市该有一个合理布局。同时,从这个角度还开辟了一个视角:如果能打破长期以来“农民进城”的乡村-城市的线性运动链条,构筑一个村-镇-城的网络化大平台,打通人口、资源、产业、服务的循环流动,有没有可能实现农民从“进大城市”单一选项的分流呢?
在这个网络化平台上,应有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应有实现个人价值的发展前景,应有能自我满足的收入水平,应有基本能满足个性要求的生活环境。
倘若如此,中国农民就可能改变乡村-城市的单一惯性流动轨迹,既可以选择入镇进城,也可以留居村落,乃至大城市居民,同样也可以逆向流动,自己选择在村庄惬意生活。
这个网络化平台上,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核心节点,那就是发达的小城镇。
“新型城镇化”概念的背后,是一种全新的城镇化理念:城镇化的终极目的,不是片面追求城市的大规模、大形态,也不是无节制地扩旧城、造新城,而是为了满足人民,包括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期盼。
对农民而言,其城市生活之梦,同样是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好教育、让自己得到更高收入、让医疗服务更有保障、让生活水准更有品质。如果在镇乃至村就能实现这些期盼,进入大中城市或许不一定会是所有农民的选项。
于国家发展层面看,城镇化要向城乡统筹和“四化”同步转变,真正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供基本均等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防止在城镇化急速推进阶段,出现人口、资源加剧向特大、大城市过度聚集而令“城市病”也加剧集中并发的趋势,为破解大城市无序扩张、资源和生态承载接近极限的困局找到切口,向更加绿色、低碳的模式转变。
也许,这就是现阶段城镇化的一体两面,主体都是为了让农民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生活水平、生活品质得到改善、飞跃,并在此过程中引领产业转型、带动消费结构升级、重配生产要素资源、实现农业现代化,从而释放出“未来几十年发展最大的潜力”。同时,也为特大城市、超特大城市“卸载”,为城市转型发展创造空间。
从今年夏天开始,《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多次踏访了中部小城望城。在这个刚由“县”改为“区”不久的地方,当外界尚激辩于各种模式孰优孰劣之际,这座距长沙市市中心大致20分钟车程的小城,却刻意要“与大城市保持距离”:一面是有湖湘特色名镇群落的小城镇竞相斗艳;一面是“湘水神韵、都市田园”的魅力乡村扑面而来。
让一批具有鲜明产业特色、公共服务功能齐整的小镇群脱颖而出,让农民得以就近享受到与城里人差不多甚至更有特色的生活待遇,望城的“刻意”就在于,要凭内生的吸引力和便利的服务功能,让这些古老而又年轻的小镇,把过去几乎肯定流向省会中心甚至外地大城市的当地人留下来。
“地”从哪里来?
上面提到过的材料还显示,从公布规划的96个新城面积看,占地超过6000平方公里,也就是大约900万亩,相当于所在城市建成区一半以上,平均每个新城的占地面积接近10万亩。
民政部的数据说,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285个地级市,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中有860个市辖区、368个县级市、1453个县、117个自治县、49个旗、3个自治旗。
假设285个地级市都按上述平均10万亩的标准占地建新城,那么,占地就达2850万亩;
假设368个县级市按平均2万亩标准扩建,那么,占地就达736万亩;
假设1453个县、117个自治县、49个旗、3个自治旗,按平均1万亩标准扩建,占地就达1622万亩。
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但专家的一项测算却真实地提示人们:中国人均国土面积,特别是扣除高山高原后的人均平原面积,不足美国和欧洲人均水平的十分之一,而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却已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人均82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83平方米的水平。
城镇化进程一浪推一浪,让中国的“土地”更加窘迫:虽然18亿亩耕地红线频频告急,可大中城市的用地扩张冲动遏而难止,不少城郊区因集体土地征用、拆迁引发暴力冲突的新闻不断。
且不说,建新城中一些冲动式“跃进”留下的“空城”“鬼城”事例,单是国情,就没给我们提供任何可以奢侈消费土地的条件。“粗放扩张、粗放利用”,不能成为难改的惯性病。
那么,城镇化是不是非得耗费巨幅用地增量呢?
有人说,“农民进城”是高跨度的:一步跨过镇、县城,首选特大城市,次选大中城市,然后才是小城市、县城。原由很简单,大城市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更好的医疗、教育资源,有体现生活品质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一切,在大部分小城镇是缺失的,由此也有了“非得大幅扩建大城市不可”一说。
民政部的统计说,截至2012年末,全国有19881个镇。的确,除少数经济发达地区的小城镇,有较为齐全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较为兴旺的产业基础外,相当大的一部分建制镇尚停留在集镇的水平,缺少吸纳“农民进城”的必要功能和实力。
但是,差距,可能正是潜力。当聚焦于集镇向城镇的功能跃升,当锁定公共服务水平的提质升级发力,不盲目追求用地增量的扩张,先着眼于存量的深耕细作,不失为一种选择。“树立集约高效绿色理念,努力寻求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有效办法”,恰是新型城镇化题中应有之义。
“农”往哪里摆?
18亿亩耕地红线、特别是确保粮食安全的粮田底线,尚难讲有绝对能确保的答案,而“空心村”、撂荒田、留守儿童……已现实地刺激着社会神经。诘问离不开“三农”命题:谁来种粮食?农村还要不要?农业现代化靠谁来实现?
也因此,当不少人仍以惯性思维去实施“新型城镇化”之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以上,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这是一个托举城乡、统筹解决系列课题的大篇章,农民,则是其中的核心主题。
城镇化绝不意味着农业的凋零、农村的凋敝。过往的实践显示,一面是,数亿农民进了城,聚居而非安家,成为大中城市的“流动大军”。另一面是,以“993861部队”(老人、妇女、儿童)为主体的农村人力资源空心化、产业空心化愈发明显。
这不该是城镇化的结局。
曾有人认为,“城市化的能量是无限的,其结果应该是城市消灭自然,消灭农村,从而堆砌起更多更大的人工空间。”然而,城市的无度无序发展,已带给人类不少深刻的教训和难以弥补的遗憾,一些乡村优美恬静的自然机理被无情地破坏。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
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在其著作《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中,提出了“田园城市”的概念。
这是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田园城市是为健康﹑生活以及产业而设计的城市,它的规模能足以提供丰富的社会生活,但不应超过这一程度。
在望城,让人们多多少少开始体悟到一丝从城市、小镇、村庄进行切换的网络化循环之美。徜徉于那里光明村的山间步道,看整饬如新的乡村民居,畅想即将铺展的生态农业画卷,或与闲暇时来此“吸氧”的城市人交谈,关于农村、农民、农业,关于就业、收入、服务,关于生活方式、生活品质、人生价值,许多既有观念不是不可以在顷刻间颠覆。
从这个意义上说,镇和村,不该在城镇化浪潮中沦为附庸或仆从。城、镇、村的和谐共兴共美,当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义。
着力于建立起镇、村与城市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交换,着力于提供那些城乡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着力于建立城-镇-村之间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功能互补的网络化新关系,这或许正是望城探索的价值所在,或许也正是望城的希望所在。
“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城镇化,一个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大问题,“路子走正”的一个含义,正是要规避那些无法挽回、无法弥补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