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学霸成长记忆：做精题才是真正的减负
教辅威武
教辅威武
教辅，在“局外人”看来，似乎就是“题海”的同义词。不过，大多数的家长和学生不会这么极端，“学而时习之”是古训，书包里如果只有教科书而没有教辅书，心里怎么会踏实呢。
中国教育正承受着太多的诟病，吐槽最为积极的当然是心疼孩子的家长。不过，一片骂声无法取代理性的思考和分析，教辅究竟是难以承受的负荷，还是成功的踏脚石，不能一概而论。
一位中学校长说：“好学校苦老师，差学校苦学生。”他解释说，那些有追求的老师会在题海中煞费苦心地精挑细选，让学生“只取一瓢”，自然轻松；而敷衍了事的老师少了事前功夫，只能号称“多多益善”，让孩子们载沉载浮，自求多福。
汗牛充栋的教辅同样可作如是观。市场看似琳琅满目，经得起时间与实践检验的精品却依然稀缺。在大力推进教育减负的今天，让我们一起呼唤更多的威武教辅！
“金牌教辅”是怎样炼成的
为何《一课一练》可以拥有这么多学生拥趸？很多人认为是题目“接地气”，能让普通学生吃饱，也是“学霸”、“大神”的基本菜式。
撰稿｜埃莉诺
你做或不做，《一课一练》就在那里。
一波波上海小囡的共同回忆里，都有华东师大版《一课一练》，那套“老师不用不放心，学生不做不放心”的家庭作业。
当下90%的出版社都涉足教辅市场，如此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华东师大版《一课一练》十几年长盛不衰。这架教辅中的“战斗机”是如何诞生的？
“80后”学霸成长记忆
没有做过《一课一练》，怎么好意思说自己当年是“学霸”？
不少上海的“80后”都有同感，他们的学习生涯能以做完一本又一本的《一课一练》来计算，当厚厚一摞书堆起来，自己就从小学生变成了中学生。
“85后”王凯凯就是其中之一。在他上小学的年代，《一课一练》几乎是唯一的教辅，每天课后一练，老师抽一部分批改，大家的成就感来自代表答案正确的那一排排红钩。
对于长年占据年级第一的王凯凯来说，解答《一课一练》上的题目还不过瘾，他更感兴趣的是自编“一课一练”数学题，用来考身边的同学。“我先研究《一课一练》上的练习题，在原题上做些改变，举一反三，就成为一道新题。在出题的过程中自己也有受用，巩固了学到的知识。”
王凯凯随身带一本小簿子，前一半是脑筋急转弯题目，后半本密密麻麻写着各种“原创”数学题，他不管逮着谁就给他们做题。这些册子跟原书不一样，后面没有参考答案，解答只在王凯凯心里，所以杜绝了被考者抄答案的可能性。同学绞尽脑汁解不出时，“好为人师”的王凯凯再耐心地讲解。
久而久之，同学们看到他拿着小本子出现便撒腿就跑。不过家长们都很喜欢这个“小老师”，叮嘱他多出点题考自己的孩子。学霸后来考入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后在微软工作过，又跳槽到谷歌。每次回国同学聚会，大家都会笑着“痛述”当年如何被他的“一课一练”摧残。
《一课一练》承载了很多上海孩子的童年回忆，几乎每个人都有关于一课一练的故事。
“80后”李勤(化名)已工作多年，至今在家里保留着学生时代的《一课一练》数学版。比起布娃娃、玻璃弹子这样纯怀旧系的纪念品，《一课一练》还有些实用价值——做题解闷。
李勤从事的是文字工作，闲暇时做做数学题是最好的消遣，她的爱好和马克思很像，据说这位革命伟人写《资本论》疲乏时，也喜欢做几道数学题“换换脑子”。
“以前用的《一课一练》上还有一些题空着没做，我想书扔了多可惜，没事就翻出来做着玩，我特别喜欢做三角几何题，可以训练发散性思维。”李勤说。在众多当年的教辅中她只留下《一课一练》，因为这上面的题目不偏门。她最反感“剑走偏锋”的题目，出题者纯粹为炫技，奔着考倒学生追加难度系数，一道题做下来身心俱疲。
近来传出高考各学科将调整比重的消息，网络上立刻一面倒呼吁“数学滚出高考”，爱做数学题的李勤和王凯凯似乎很异类，但他们都觉得数学非常重要，只是大量粗制滥造的教辅逼着学生重复做相同类型的数学题，磨灭了对数学的兴趣，也没心思发掘数学的美感。
而题型扎实的《一课一练》就像是教辅中的“小清新”，很对学生的路子。《一课一练》系列现在共有109本，每年码洋两三千万，每年总印数在100多万册。在新华书店排行榜上，单品种《一课一练》一直名列前茅，卖教辅的民营小书店也都有《一课一练》，近几年拓展网上销售渠道，在当当、卓越和京东上都可以买到《一课一练》。“虽然销售渠道比过去多，但还会卖断货。”华东师大出版社社长王焰说。
书商“标配”
《一课一练》最早推出是在1993年，当时上海在进行第一期课程改革试点，给教辅市场刮了阵东风。上海获得了单独命题地方高考的权利，市场上很需要针对上海教材和上海考卷的教辅，而学生的选择很少。
大部分学校采用的教辅是从美国引进的“AB卷”模式，编写者设计A、B两套题型和难度相仿的试卷，学生用A卷测试时做错的题目，可以在B卷上找同类型的题巩固练习。当时很少有紧跟课程的同步类教辅，学完一课想要夯实基础的学生，感觉教材上寥寥几道习题“吃不饱”，却找不到其他题目“垫饥”。
华东师大出版社编辑王少如看准这个市场，采用当时比较时髦的“编、印、发”一条龙的方式，拉起一个班子做《一课一练》。他从联系作者、组稿到编辑都一手包办，自己骑着黄鱼车把印好的书往图书批发市场拉。
《一课一练》就像沙漠里的甘霖，很快在市场上声名鹊起。1999年，华东师大出版社决定集合全社资源将《一课一练》这个品牌做大。各个学科编辑室认领自己的科目，由社里的编辑策划组稿，精心组织人员编纂。
最初《一课一练》是“断码”产品，只覆盖小学和初中几个年级的语数外三个学科，后来增加了初中物理、化学，经过不断修订，补全一到十二年级全部学科。
一系列改革短时间就将《一课一练》的声势拱上了顶峰。2000年前后，《一课一练》销量最高达到200多万册，不少学科接近人手一册。
那时《一课一练》是大大小小书商的“标配”，经常卖断货，为了拿货，书商要和出版社发行人员拉关系。
“《一课一练》最紧俏时，一卡车书送到图书批发市场，货刚卸下来，门一开，书商冲进来，直接往书堆上一坐说‘这堆归我！你们别抢！’场面混乱要出动保安维持现场秩序。”华东师大出版社社长王焰回忆。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一屁股坐在书堆上的是出版社的发行员。据说她押着书到了市场，看到一群书商往里冲，急得坐在书堆上嚷嚷，你们都别抢，拿货付现金，谁也不能赊。
无论是哪个版本，一套书有这样的“牛气”，还是很值得骄傲的。
接地气的编写组
为何《一课一练》可以拥有这么多学生拥趸？很多人认为是题目“接地气”，能让普通学生吃饱，也是“学霸”、“大神”的基本菜式。
“比起一些定位高精尖的教辅，《一课一练》更注重均衡、全面，适合大部分学生的要求。”华东师大出版社总编辑阮光页说，使用《一课一练》的最大群体是中等以上学生，不少重点中学的学生也在使用。
“如果把上海所有中学的教学水平分为8个层次，《一课一练》的目标学生在四五级。每节课后除了基本练习题，我们还会有两道拓展练习，这样二三级的学生也可以满足。” 上海某区的数学教研员董建(化名)说。他从2000年开始参与《一课一练》高中数学编写，曾在中学执教数学，用《一课一练》布置作业，出版社在调查“用户体验”时找到了他，董建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后来就从《一课一练》使用者变成了参与者。
做出定位相对容易，在具体编写中拿捏却很难，因为一道道题目的难易程度，往往难以量化。
董建认为，这就要考验编写者的功夫。有经验的一线老师，可以准确估算某一类型的题目，有多少比例学生掌握。“好的老师出一张平均分70分的卷子，可以做到最终误差只有一两分。”一线老师参与编写最大的便利在于，他可以先拿题目给班里的学生做，了解错误点集中在哪里，有多大面积。
因此《一课一练》的作者团队都是由教研员组织一线的老师编写，主力是市重点、区重点中小学老师，大部分是学校里的学科带头人。编写团队基本是固定的，每个年级每个科目由三五人组成。
最初《一课一练》是由几个编辑室各司其职，2008年出版社改革后，《一课一练》进入了项目管理状态，由华东师大出版社教辅分社负责项目，总社统一协调和配置资源。
很多编写者形容，每次编书稿的状态就是“茶饭不思，满脑子都是题目”。中学阶段的教辅参照中考和高考，习题来源比较多。董建说，高中数学教辅，作者原创题目大约占五分之一，其他题目是从各地高考、上海市联考、统考的题目改编而来。
而小学没有标准化考试作为指挥棒，更需要教辅作者发挥创意，用活泼新颖的题目激发孩子对作业的兴趣，因此原创题比例很高。李平(化名)是上海某区的小学英语学科教研员，参加小学《一课一练》编写，至今有三四年了。她感到编写小学版英语教辅是个“脑细胞死几遍的过程”。
“题目不光要考察孩子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还要有吸引力，提高孩子学习英语的兴趣。”比如给低年级孩子设计了阅读绘本，用图像帮助孩子理解简单句子。高年级增加了阅读写作练习，写作题目尽量和阅读材料相关，让孩子能借鉴阅读材料的句子。
“在打基础阶段不能出太难的题目，否则会打击孩子的信心。有些题目也没有简单的对错划分，要让老师写评语鼓励孩子，来激发他的学习兴趣。”编写教师们经常通过微信群、QQ群分享出题心得，讨论一些好题目。
“教辅的作者也是使用者，平时会把教学上积累、收集或创作的好题目随手放在抽屉里，修订教辅时就把同类型更好的题目换上去，把更新的学习方法教给学生。” 华东师大出版社教辅分社社长倪明说。
常修常新是教辅保持活力的关键，即使教材没有变动，《一课一练》一两年做一次小修改，三年大修订一次。“这也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读者喜欢用最新版的教辅。”
教辅题目进教材
如果同步类教辅有两只手，必然是一只手抓紧教材，一只手抓紧学生。
同步类教辅要编得贴近实际需求，最重要是吃透课程标准。以初中语文《一课一练》为例，牵头编写的是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教研员夏智，他要求编写老师熟悉课程标准对语文教学的要求，了解上海市语文学科教学要求，掌握上海市考试院每年编写的“考试要求”，从而做到选材规范和命题规范。
在教材改革时，同步类教辅也会跟着修订，而哪一家出版社最先推出贴近教材的新教辅，谁就获得市场。
2000年前后，上海推行第二期课程改革，采用新课标训练系统，上海有50多所学校试验二期课改教材。学生9月1日开学才拿到新教材，但很多人提前一个月已经从新课改版《一课一练》中窥见了新教材的只鳞片爪。
大部分出版社6月才能见到新教材，短短两个月时间，如何能第一时间推出配套的教辅？
阮光页说，出版社会根据提前确定的教材章节、目录和编写体系先做一部分内容。“教委一边在编教材，我们同步就开始做教辅，先按照手头的信息编，见到教材再调整。”
打赢这场仗的核心竞争力是内行的编写团队。《一课一练》作者中有不少教研员和特级教师，对上海中小学教材的修订及各科考试题型变化比较熟悉，也都有较深入的研究。所以《一课一练》作者对课程标准的理解很准确。
华东师大出版社的另一个优势在于拥有部分教材的出版资格，能够先睹为快。“我们在一期课改时中标出版一部分中小学教材，二期课改延续了出版资格。所以我们出版和中小学教材配套的教辅，既是优势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阮光页说。
虽然有了谱，但怎么弹这首新曲子当时谁心里也没底。比如二期课改的物理新教材中有大量实验，如何在教辅中体现这一块内容？
华东师大出版社教辅分社《一课一练》项目负责人赵俊丽回忆，当时华东师大出版社推出了上教版、上科版、二期课改实验版物理。在实验版中加入“课前感悟”、“巩固与诊断”、“拓展提高”几个部分。在“课前感悟”板块，作者设计了一些和生活相近的实验，学生可以用身边的物品动手操作，感受物理定律。类似的创新费了作者团队不少心血。
当时市场上出现很多号称和新教材同步的辅导书，但大部分是新瓶装旧酒，将配套老教材的教辅改头换面，打上新教材旗号，也有些干脆胡编乱造，和新教材风马牛不相及。这些教辅一时抢占先机，但做坏了口碑。“精确制导”的《一课一练》在其中脱颖而出。
2005年，二期课程改革的教材做了一次修订，外界反映数学教材中的课后习题太简单，不解渴，董建参与了教材习题的重编。“教材编写组10人，我也在其中，有很多新修订的习题就是脱胎于市面上的《一课一练》。”
教辅的另一只手要抓紧学生，最重要的是收集用户反馈。
很多使用《一课一练》的老师毕业于华东师大，出版社通过校友圈子调查使用情况，了解哪些学校用得多，使用者希望要什么类型的题，给学生什么方式的训练。
“我们会根据一线的需求做调整。比如以前每课配一个练习，不超过10道题。很多老师反映这样的设置还不够，因为每周学校会有个单元训练，希望有周练，于是华东师大出版社又推出了《一课一练》增强版。”董建说。
过去出版社和读者交流的方式很传统，像“相亲角”一样在人民公园摆摊，做教育“义诊”，解答家长和孩子的问题。网络普及以后，很多人会发邮件给出版社。随着自媒体兴起，出版社通过微博上传听力材料，回复粉丝的问题，在微信群里和学生交流，学生把不会做的题目用手机一拍，直接传给群友，沟通变得更迅捷。
近几年出版社推出了《一课一练》游学网，学生能在网上下载《一课一练》提高版试题以及详解答案。为了模拟老师“面授”的感觉，出版社还将一些题的完整解析过程拍成视频，让学生通过微视频自学。
与时俱进的思路，让华东师大出版社把一本畅销书变成了品牌书。
一道题目换三次
有一次家长打电话向出版社抱怨，英语教辅上的主人公头像为什么和教材上的不一样，孩子觉得格林小姐样子变了，不是同一个人。原来教材上用的是其他社设计的人物头像，教辅书不能侵权使用，就自己设计了另一个头像。“这个细节我们之前根本没注意到，说明孩子是把《一课一练》当成课本来看的。”李平说。
不仅是学生，教师也会将《一课一练》看作等同教材的权威参考。有位高中老师向出版社反映，他教学生“翻两番”是指四倍，学生却说初中老师教的是三倍。他打电话给初中老师，对方说这是《一课一练》上写的，绝对正确。原来《一课一练》的“翻两翻”指的是将一张纸折成三等分，两边向中间翻，就是三倍。
“很多人觉得《一课一练》的影响力等价于课本，遇到分歧时会以《一课一练》作准，这给我们提出更高要求，一定要把书的质量编好。”倪明说。
目前90%出版社涉足教辅市场，外地出版社也在抢滩上海，而上海一个年级的学生数量有限，最高峰在17万，最低只有五六万，形成僧多粥少的局面。一些出版社表现激进，甚至派销售代表深入学校、用低折扣进入民营书店，在这样的环境下，《一课一练》完全走市场还能保持销量相当不易。
“这套教辅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就是以内容质量为王。一是各个学科编辑抓命题质量，另一个是审读编辑抓文字准确性和答案正确性。”阮光页说。
书稿入社要经过几道工序。先要经过项目编辑预审，抽查题目是否符合组稿要求以及教学大纲，答案是否正确，体例是否统一，预审如果有问题就退给作者修改。
过了这关，书稿进入审校部，由编辑审读。出版社有十多位专职审读编辑，以及一二百位兼职审读编辑，大部分是华东师大研究生。除了审读中小学教材以外，全社最优质的审读编辑都配备在教辅上。“即使审读小学一年级的教辅，编辑也要专业对口，要验算每一道题目，再进行校对。”华东师大出版社审校部主任孔繁荣说。
书稿付梓之前还有最后一道质量检查，验算答案的正确性。“整个过程中，每道题目起码验算三遍，遇到比较复杂的数理题目，可能半天时间只校对了一两页。”孔繁荣说。
编写作者刚开始都觉得这个过程“不胜其烦”。作者交了初稿以后一段时间，会接到编辑的反馈，指出符号使用规范、题目歧义、解答正确性等方面的问题。修改稿传到出版社，不久会再一次接到反馈。
“编辑的工作很细致。比如他会指出前面课时配套的练习题，如果解答时用后面课时学习的知识，就要替换，因为超出学生的能力范围。题目难度限定在课本练习册起步水平，不能高于课程要求，如果是拓展性题目要注明。”
董建记得，去年在编写《一课一练》高二增强版时，选了一道数列题，编辑在审读时发现，这道题已出现在基础版《一课一练》中，就让作者换题。改好以后没多久，编辑又打电话来，换过的新题和阶段训练卷中的一道题类似，再换。一道题换了三次，可见编辑下的功夫。
“一般出版物差错率在万分之一以下就是合格品，我们要求更高。”阮光页说，曾有担任教材副主编的老师，感叹编《一课一练》比编教材还认真。
“在粗制滥造教辅泛滥的市场上，《一课一练》始终追求品质，这也是出版社对教育宗旨的守护。”
做精题才是真正的减负
好教辅对学生是一种减负。增负还是减负的关键在于做什么题。
记者｜任蕙兰
在“快乐教育”倡导者眼里，教辅几乎是学生一切苦难的根源，但在中高考的现实压力下，“零课负”几乎是一种空想。一本好的教辅究竟对学生是增负还是减负？学生该如何选对教辅？《新民周刊》专访了华东师大出版社社长王焰。
《新民周刊》：华东师大出版社长年畅销的教辅《一课一练》可谓金字招牌，当年做这个系列的初衷是什么？
王焰：最初《一课一练》是由华东师大出版社的一个编辑策划组稿的，初衷是代替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那时候几个老师凑成一个小团队编写，覆盖的年级和学科并不全，没想到推出当年反响就很好，三四年后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华东师大出版社决定把《一课一练》作为一个品牌来做，当时的社长朱杰人提出社里整个介入这个项目，不再由外面团队做，而是由社里的编辑组稿，打上本书编写组编写。1999年华东师大出版社真正接手，我当时是总编办主任兼一编室主任，语文学科的组稿是由我负责的。我们在3个月里编辑出版70本书，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共12个年级，覆盖全品种全学科，发行后广受好评，当时可谓《一课一练》的鼎盛期。
具体编写工作是由学科的教研员领衔，组织各个学科老师编写。教研员经常要到区内各个学校去听课，和中小学很熟悉，跟一线教师接触很多，教研员对整个区域性的教育比较了解，不会像某些学校的教师那样以偏概全。参与编写的教师也伴随着《一课一练》成长，有些是第一次参与教辅编写的青年教师，现在已经是特级教师，成为各自学科内的名师了。
《新民周刊》：华东师大版《一课一练》走红以后，市面上曾出现很多其他版本《一课一练》，华东师大出版社如何在“跟风潮”里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王焰：“跟风”是意料中事。我们很早就有版权保护意识，曾经想过注册“一课一练”这个名称，但这四个字不能注册，就像“大学语文”一样，是一个常用词语，我们不能禁止别的教辅用“一课一练”这个名字，但我们的“华东师大版一课一练”商标已被评为上海市著名商标，其他人不能仿冒。
我们在营销上比较规范，对书商没有什么特殊激励，很多山寨版《一课一练》为了抢占渠道做法比较激进，有些会在校园直销，导致一度山寨版对正版《一课一练》有比较大的冲击。但我们的品牌有历史延续性，在上海中小学界深入人心，一代一代老师都用华东师大版《一课一练》布置家庭作业。有一句话叫“老师不用不放心，学生不做不放心”。
《一课一练》没有上推荐书目，我们也没有硬性推广，购买完全是市场行为，是学生和教师的自发选择。《一课一练》能长久畅销的重要原因，一个是以质量为重，我们对书稿质量要求很高，题目要做三遍，一旦出现严重差错会立即停止销售，改正后再发行。二是我们紧跟教改的步子，每一次新教材面市，《一课一练》都会迅速跟上。因为我们的很多作者和教材编写者有联系，比如语文教材主编是华东师大出版社的老总编，我们对教材的脉络和走向很清楚，是真正的内行在编书。这么多年，我们的《一课一练》一版一版更新，每年有小修，三四年一次大修，始终和一线教学接轨。
《新民周刊》：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对于教辅的选择也不同，《一课一练》的市场定位是怎样的？最适合什么水平的学生？
王焰：经常有学习程度比较高的学生吐槽，《一课一练》上的题目太简单了，其实这个系列是针对中等程度的学生，因为中等水平的学生数量在所有学生里是最多的。而且《一课一练》的形式也决定了它是紧随课后的一个练习，帮助学生巩固课堂学到的知识，在提高性方面要求不是很高。也就是说，如果你上课认真听讲，回去把《一课一练》上的题目做扎实了，考试 80分应该是有的。
像语文这样的学科很难说题目难与不难，好教辅的关键是字词句基础练习要到位，题型和教材内容对得准。数理科目如果要做提高性的训练，《一课一练》在基础版之外，也有增强版，两个版本的题目是不重合的，增强版难度系数大一些。
《新民周刊》：很多人认为教辅增加了学生的课业负担，但也有人觉得一本题量适中的好教辅可以起到减负的作用，教辅真正的价值在哪里？
王焰：毋庸置疑，好教辅对学生是一种减负。再聪明的学生只看教材不做题，成绩是不可能好的，这是每个有学习经历的人都知道的。增负还是减负的关键在于做什么题，如果大量做同样类型的题、不合适的题，用题海战术，学生的学习效率就会很低，最应该避免的是这种情况。很多人“做死题”，结果必然是“做题死”。而经过教学研究，精心挑选习题的教辅，可以让学生做比较少的题就能掌握核心知识，对减轻学生负担是很有利的。总而言之，做题是一个知识转化过程，是没办法取代的，学生完全没作业是个空想状态，选好教辅是轻松学习的关键。
《新民周刊》：现在一对一补课一小时动辄几百上千元，各种名目繁多的培训班、集训营也价格不菲，教育产业的吸金能力日益增强，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买教辅是不是算比较合理的教育投入？
王焰：现在一对一上一节课价格在四五百元，小班补课在100元左右，相比之下教辅很便宜。有的学生从小做《一课一练》，到中学毕业，购书的成本并不高，现在其他很多东西的物价都大大上涨了，《一课一练》价格却变化不大。上世纪90年代中期推出时，一本《一课一练》价格在十二三元，现在也就二十元上下。
教辅也很难涨价，这和国人的消费观念有关。现在人们买件百元的衣服觉得便宜，但花50元买本书就觉得贵了，就会吐槽教辅暴利。其实，一本书不能只算印刷和纸张的成本，它是有知识含量的，有很多人的心血付出，间接成本很高。
补课老师让学生做卷子，然后讲解卷子上的题目，《一课一练》不能取代面授，因为老师可以根据学生的问题具体指点，但老师也需要找题，所以《一课一练》提供了最基础的文本。以后我们会增强《一课一练》的讲解功能，现在我们推出了微视频学习，下一步准备在《一课一练》植入二维码，学生拿手机一拍，解题过程都有了，不过只有难题有二维码，简单题如果也有二维码解答，学生可能会偷懒看答案，跳过思考过程。
华东师大版《一课一练》曾被权威机构选入新中国6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600本书，作为入选的两种教辅图书之一，一课一练品牌可谓深入人心。我们还将紧跟教改步伐，不断修订，使一课一练也能与时俱进，品牌常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