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
不管是中央行政体制改革还是地方行政体制改革，都已成为整个三中全会改革全局的关键和重点。
现实的行政格局下，确实有政令不畅的状况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几乎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执政口诀。在行政体制改革中，正确处理“政府间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处理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及上一级政府与下一级政府之间的关系。
《小康》记者在此前的一些调研采访中就发现，当前，上下级政府权力责任不对等的情况依然存在，呈现权力不断“上移”、责任不断“下放”的趋势。
权力与责任的分配，关乎“上下”“左右”的权责与利益。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认为，从目前的体制和现状来看，如何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如何进一步降低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成本，杜绝严重漏损，都值得深入研究。
中国目前的财税体系是由1994年分税制改革及随后税制调整中逐步形成的。在中国现行的28个税种中，划归地方的税种有18个，基本都是税源零星、征管难度高的小税种。省以下政府组织基本没有形成真正的分税制，其收入划分由省级政府根据实情自主决定，造成财权划分极不规范，地方政府财力逐渐向省、市级财政集中，县乡财政日益困难。
“省以下地方政府事权与财力不对称，许多地方出现了事权下移、财力上移的现象。”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沈荣华向《小康》记者指出，在一级下管一级体制下，上级政府常常出台地方增支政策，却不提供相应配套资金。另外政府间权限划分时而收，时而放，随意性大，缺乏稳定预期，导致各种短期行为等。
有数据显示，地方政府用45%的预算财力承担75%的事务，这是当前最严重的问题——财力事权不匹配。
在十七大报告中，财税体制改革问题使用了“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提法，这次公报进一步提出了“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在接受采访时介绍，从“财力”到“支出责任”这一提法的改变，说明党对财政问题进一步强调了在事权落实过程中责任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各级政府部门在落实事权时，要更好地以财力为保障。这一提法的改变，将保证各级政府在事权的执行过程中，事情会做得更好，执行力更高。
“完善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具体来讲包括适度加强中央事权；明确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区域性公共事务为地方事权；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刚刚出版发行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中撰写的《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一文中谈到。
“中央出政策、地方来执行”是当前行政体制中的普遍现象。但是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各地政府为减轻财政压力，纷纷出现过分依赖土地财政、地方债务风险等矛盾。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熊文钊看来，以上执行中所需的教育、医疗、养老等财政支出，大多数都由地方负担，而一些地方的财政较为紧张。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收入除了预算内收入，还包括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和土地出让金收入等，不少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超过了税收收入。虽然中央财政每年有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给地方，但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效率不高，转移过程不透明、不重视绩效考核的情况较多。此外，目前内地间接税过多，直接的财政税少，也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平均的主因。
地区间收入结构与财源分布的差异决定了在全国范围内彻底、统一地划分地方各级的税种操作性受限制，导致在一段时间内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仍是主要调节手段。
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2年10年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年均为52%左右，最高年份曾达到56%。楼继伟在文中指出，完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以后，需要相应调整政府收入划分，将收入周期性波动较大、具有较强再分配作用、税基分布不均衡、流动性较大、易转嫁的税种划为中央税，或中央成分比例多一些；将其余具有明显受益性、区域性特征、对宏观经济运行不产生直接重大影响的税种划为地方税，或地方分成比例多一些，以充分调动两个积极性。
政府与国家现代化治理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体目标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又一新亮点。
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本质上讲是一个政府职能合理到位，政府权力边界清晰，公共权力不缺位、错位和越位的科学治理体系，是一个严格按照“依法治国”原则而运行的规则治理体系，是一个依据人民民主原则，实现人民群众民主参与政治过程的民主治理体系。
世界银行2005年曾揭示出一套经过扩展和更新的国际治理指标，覆盖1996－2004年期间209个国家。当时世行就提出对良政治理六要素的衡量指标。
那么如何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来理解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般来说是指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能力、公共财政与预算能力和选人用人能力的现代化，其最本质的表现是政府的公共精神或政府履行自己职能的责任能力。”燕继荣认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都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结构决定功能，没有治理体系或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就不会得到有效的发挥和实现。
对比国外政府处理国家事务的经验来看，国家治理并不仅是国家机关对社会的管理，还包括正确处理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公民间的关系以及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全面有效协调社会关系的概念，涉及权力配置、提高政府自身的管理水平等方面。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包括对紧急状态、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的能力，全面有效地建设和谐社会、让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生活的能力。而国家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运行的法治程度，则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和关键指标。
“实现善治的关键在于处理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燕继荣提出了“善治有三代理论”。
善治理论1.0版本主要是以“政府治理”为核心的理论。它强调政府是公共管理的主体，甚至把公共管理定义为政府管理，因此，“善治”通常被理解为政府良政的结果。于是，打造良好政府，实现对社会的有效管理，被视为第一代善治理论的追求目标。
善治理论2.0版本是以“社会治理”为核心的理论。它强调社会组织乃至公民个体才是公共管理(尤其是地方、区域或基层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并且把“社会管理”的概念纳入公共管理的范畴，把“善治”主要理解为社会自我管理的状态。
善治理论3.0版本的主要代表是“公共治理”或“协同治理”理论。3.0版本的善治理论强调“公共事务公共管理”，它把公共管理定义为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单位、企业、个人等所有利益攸关者共同参与、协同行动的过程，认为“善治”意味着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协同治理，因此，建立集体决策和共同参与制度，加强公共选择和公共博弈，实现责任共担，利益分享，权力协同，这是第三代治理理论的主要诉求。
“现在我们的改革逐步朝着这方面进行的。”燕继荣指出，处理好了政社关系，建立政府与社会、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的良性互动和分工协作，并且由权威机构推进系统性改革，就可能实现善治。
负面清单
《决定》：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
案例：上海自贸区挂牌后，首次公布“负面清单”，明确开列出不予外商投资准入或有限制要求的领域，涉及国民经济行业1069个小类中的17.8%。清单之外占国民经济行业八成以上的领域在上海自贸区内将充分开放。
《决定》改变的权力清单
发改委
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
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得进行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提高透明度。
国资委
将根据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分公用类企业、保障类企业、商业类企业分类监管。将配合有关部门，针对油气、交通、电信、自来水等不同行业特点，引导企业放开竞争性业务，提高运营效率和服务水平。
发改委、工信部、住建部等
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
卫计委
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国土资源部、农业、住建部等
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
国土资源部
抓紧研究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条例、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合理调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促进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繁荣发展。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商务部
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
证监会
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划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