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在华地图

　　事实上，整个虹桥地区的日本人聚居区也发生着改变。越来越多的楼盘和商业物业重新包装，希望吸引有钱的中国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特约撰稿于晓伟 | 北京报道

　　至少从数字看，没有出现“日本人逃离中国”的情况。

　　根据日本驻华使馆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的数据，经过多年稳步攀升，长期居留或永久居留中国的日本人达到1949年以来的新高。

　　这份日本外务省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10月到2013年10月间，有15.03万名日本人生活在除台湾地区外的中国领土上。

　　在这个统计时段，124.95万日本人在外国永久居住以及长期居留(3个月以上)。其中在美国的日本人以41.09万人达到最多，第二位的就是中国。

　　在华日本人的数字近几年并没有出现低谷。此前仅在2008年，在中国生活的日本人数字比前一年减少了1977人。

　　15.03万人中的1.7%、约2550名日本人获得了在华永久居留权，这个百分比数字在美国达到40%，平均数则是33%。

　　日本驻华使馆相关人士向《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近年来中日之间的贸易呈爆发式增长、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是来华日本人人数迅速增加的最直接原因。

　　而在1997年，日本人在中国长期居留和永久居住的人数只有1.93万人(不包括香港和台湾)，排在所有国家中的第11位。

　　2011年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字说，这一年在日本的中国人有大约45万人，在日外国籍人口排名中位于第一。

　　日本人在华的分布，是观察中日这两个关系复杂国家的有趣窗口。

　　越来越多的日本人

　　从变化曲线来看，最近约10年时间里，日本人居留海外的整体数字都呈现平稳上升的状态。

　　其中，日本人在中国的数字于2003年至2007年迅速增加，然后略微下降，2010年前后又开始逐渐升高。

　　以最近3年为例，2012年这个数字为14.09万人，2011年为13.15万人。而在台湾地区的日本人，2013年为15870人，2012年为13435人，2011年为13569人。更早的2008年，在台湾地区的日本人有17409人。

　　其实在2003年至2007年来华日本人数量大增长期间，中日关系也非没有纠葛。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王屏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当时中日关系可以用“相对比较紧张”来形容：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几年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国内也在提倡“对日新思维”。从中日两国外交大环境上来看，她认为当时消极因素较为明显，至于来华人数增加问题，更多应从经济因素分析。

　　过去一年中，亚洲也是日本人赴海外居留增长速度最快的地方，达到3.02万人，占到整体增长人数的55%；北美和西欧次之，分别为1.8万和1.2万人。

　　日本外务省统计数据的另一个部分，则显示了日本人在中国的具体分布。

　　拥有日本人最多的非日本城市是美国洛杉矶，7.14万人。中国上海名列第二，达到5.74万人。

　　接下来依次是纽约5.33万人，曼谷3.99万人，伦敦3.83万人。而日本人在香港的人数排名全球第九，有2.31万人；北京为第17位，有1.15万人。

　　在全球拥有日本人最多的50个城市中，10个属于中国。

　　北京之后，苏州是第18位，有1.07万人；中国台北是26位，8028人；广州28位，7010人；深圳第33位，5164人；大连34位，4905人；天津第42位，3157人；东莞第45位，3029人。

　　从最近3年的数据分析，纽约曾位于第一位，上海在2012年成为第二。

　　香港的排名一直稳定处于第九。北京分别是17位和第18位，也就是2012统计年度略有后移。

　　在位于中国政治中心的北京，近3年日本人数依次为10103人、10355人和11596人，仍呈逐年增加趋势。

　　在苏州的日本人数量近年来变化较大。上个统计年度中的排序是26位，有7326人； 2011年，苏州排30位，为5018名。

　　大连则从上个统计年度的6175人下降到4905人。

　　被打破的边界

　　中国城市中的日本人大都聚集在传统生活圈里，但是这种“小圈子”正受到中国富有阶层的冲击。

　　以北京为例，日本人聚居地段有着鲜明的特点：日本大使馆位于东三环外亮马桥路，周围的燕莎商圈以及麦子店区域分布着大量的日本企业以及日式餐饮店铺。这里也是日本外交公寓集中的区域。

　　在整个区域里，除了“日本烧肉”、“东京料理”，也耸立着那些带有时代印记的标志性建筑。

　　比如位于亮马桥路的二十一世纪饭店，全称是“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二十一世纪饭店”。它是1984年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共同倡议建设的现代化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设施，占地面积5.5万平方米，由中日两国工程技术人员联合设计共同施工而建成。

　　与之相比，东三环边的发展大厦则是中日经贸往来的结果。它是日本野村不动产投资的物业，驻有三菱、全日空等一系列日本企业。

　　当然，北京最有名的“日本建筑”是长富宫。它位于东二环建国门东南角，在1983年由北京市旅游集团和日本C.C.I株式会社共同投资兴建。

　　长富宫饭店名称中的“长”字取自中国的万里长城；“富”字取自日本的富士山，以此象征中日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像长城和富士山一样屹立不倒、万古长存。

　　除了入住日本官员，每到新年，最有名的在京日本企业都会选择在这里举行年会。或者说，能够在这里举行年会代表着这些企业的地位和影响力。

　　从东三环北路的这片核心区域，一直辐射到东三环内的新源里地区、东北四环外的丽都，前者有大量日式料理餐饮企业，后者则拥有多所日本人学校。

　　与代表了1949年后中国与日本交往历史的北京不同，上海的日本人聚居区更具有历史感。位于上海西南的虹桥---古北地区，是100年来日本人在中国的传统聚居区。

　　香港《文汇报》曾称上海是“日本人的第二个家”。一个日本员工曾对中国媒体说，“在世界其他城市也有日本人聚集地，但唯独上海让日本人可以自成一派---这些日本人不用会说中文，也可以在上海过得很自在。”

　　不过，这片日本人的“自在”区域也在发生变化。

　　2012年底，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上海花园广场”里租住的500个日本家庭出现了大迁移。

　　这里本由日本房地产公司负责开发、并配备了面向日本人的幼儿园等服务设施，成为有名的租赁公寓。后来几经倒手，最终购买了楼盘产权的中国企业决定将它面向中国富裕阶层进行销售分销。

　　一位在这里居住的40岁日本男性职员说：“因为认为由于经济不景气，分销计划会遭遇挫折，所以不少日本人都坚持到了最后”。

　　事实上，整个虹桥地区的日本人聚居区也发生着改变。越来越多的楼盘和商业物业重新包装，希望吸引有钱的中国人---过去因日本人聚居而“高档”的地价已经开始跟不上整个上海的平均增幅。

　　在有不少日本餐厅的和平广场，一家日本餐厅的老板说：“周围的房租高得过了头，我还没找到可搬的地方”。

　　吸引人的二线城市

　　而在那些迎来越来越多日本人的二线城市，日本人正在形成新的聚集区。

　　从全球范围看，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日本人增加了120.44%；紧随其后的就是苏州，达到46.52%。另外，越南的胡志明市和河内市均增速较高，分别达到28.31%和24.47%。

　　台北市是减幅最大的城市，达到35.29%；其次是菲律宾的马尼拉，减少了31.62%；大连位居第三，在那里的日本人减少了20.57%。

　　日本大使馆相关人士对此向本刊解释说，“苏州等地对日本展开的招商引资工作是比较成功的。从结果来看，这些地方的日本公司和工厂特别多，比如苏州的制造业比较多。”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秘书长、外交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张勇则认为，苏州离上海比较近，各种日货如日常用品、食品等在当地随手都可以买到，生活便利，同时当地的政策比较灵活。这非常适合想要脱离上海大城市压力的日本人。

　　而且，这些中小城市政治氛围比较淡，和北京等大城市截然不同。

　　“大连是有历史渊源的。当年日本侵略东北的时候，把大连作为一个窗口，包括“满铁”调查部等都设在大连，此外它还是一个港口城市。”王屏向《瞭望东方周刊》分析说，这种历史因素导致大连存在许多日本人，但很难对未来产生影响。

　　“二线城市正吸引大批日本人集中居住。”张勇认为，这些城市拥有鲜明的优势：一方面拥有比较完整的工业园区，如电子、微电子等在日本比较成熟的产业。“虽然这些产业的竞争力在日本国内有所下降，但是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可转移的产业。”另一方面，它们对外企有一些相对优惠的政策，日企选择在这些城市发展也有运输成本上的考量。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洛杉矶拥有的日本人最多，但是其中有2.8万人拥有永久居留权。这样，从3个月以上的长期居留者数量来看，上海其实是全球第一，达到5.72万人。杭州、苏州、无锡以及天津等长期居留者的增长幅度分别在47.85%和20.09%之间。

　　从上一个增长周期2006年至2008年的数据来看，上海的日本人数量稳定地排在洛杉矶和纽约之后。香港当时位置比较靠前，特别是2006年、2007年均在第五的位置，人数最高时期达到2.72万人。

　　该时间段，北京则在第13位到15位之间，人数最高时为1.2万余人；苏州、大连、广州、深圳等同样是日本人长期居留较多的城市；山东青岛则在前50位之列，人数最多时有3200余人。

　　在更早的2003年时间段，有2.62万名日本人的香港在全球排第三，上海当时只有1.57万名日本人而排在第10位，台北排在第15位有8924名日本人。此外的前50个城市中，中国城市还有北京和大连，分别有7130和2002名日本人居留。当时中国以6.4万人排在美国、巴西之后。

　　1997年的统计数据中，香港有2.45万日本人，台湾有1.36万日本人；香港在城市排名第五，台北第13位；上海和北京分别在第23位和25位，人数分别是5161和4827。

　　“我觉得‘机遇论’是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来中国的一种支撑，这说明人的流动是朝着有更多机会的一方，不管是工作机会还是财富机会。”张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本世纪初，日本国内一直在探讨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来说是机遇还是挑战。最终，大多数人认可了前者，就是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来说，是机遇而不是挑战。但仍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在这方面还是存在威胁的。

　　无统计支持的“逃离论”

　　显然，日本人聚集在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和城市。目前，中国包括日本独资以及合资企业在内的日系企业达到3.2万多家(包括台湾地区)，也是拥有日本企业最多的国家。

　　负责海外日本人管理的日本在外公馆2013年统计数据显示，上海总领事馆统计上报了有2.11万家企业，其区域包括上海市、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江西省。

　　日本驻华大使馆的统计则只有2367家企业，但包括北京、天津、陕西、山西、甘肃、河南、河北、 湖北、湖南、青海、新疆、宁夏、西藏、内蒙古等省区市。

　　在其他领馆中，青岛总领事馆统计有2666家企业，统计区域为山东省；广州总领事馆有2144家企业，统计区域包括广东、海南、福建、广西；沈阳总领事馆驻大连办事处有1180家企业；区域包括香港和澳门的香港总领事馆统计区域有624家企业；重庆总领事馆统计有610家企业，统计区域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沈阳总领事馆统计的有366家企业，包括大连之外的东北三省。

　　台湾地区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统计有888家日系企业，交流协会高雄事务所则统计有253家日系企业。

　　还没有公开数字显示，在华日本企业数量下降。同时，从数据和公开消息看，也没有日本企业进军中国西部地区的明显势头。总体来说，日本企业在中国似乎处在平稳运行期。

　　张勇分析说，现在日本国内越来越‘空心化’了，很多产业、工厂为了方便，改到劳动密集型、产品容易销售或者有较大市场的地方去设立企业，或者开展一些商业活动，这样做成本会降低很多，“表面上看，日本国内的产业被掏空了，但是如果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只不过是把产业链条放在国外了，其实大部分收入还是会回流到日本。”

　　而从职业划分来看，在海外的日本人最多的为民间企业人员，包括商社、银行证券、保险、制造业、运输业、建筑、林业、不动产等等，占到总数的54%，接下来是留学生、教师以及到国外的研究人员，占比22%。

　　从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日本人所从事的职业方面来看，其中11.72万人为民间企业从业者(包括本人和同居家族人员，下同)，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包括报纸、杂志、电视、通讯社等)有320余人，自由职业者(包括僧侣，文艺人士，建筑业、服装业从业人员，美容美发业从业者等)有4000余人。而学生、教师和研究人员有1.18万余人，政府公务人员有1408人。

　　在张勇看来，就社会发展阶段来看，日本是一个成熟的工业化国家，在节能、环保、能源等诸多领域都有大量的技术人员，而中国在这方面还处于“补课”阶段，这就给部分日本人提供了来华居留的机会，“在2006年前后，很多媒体就在探讨，中国可以从日本吸引这些比较好的熟练工人，为他们提供比较高的待遇。还有一些已经退休了的熟练工人，他们不愿意呆在家里，也可以通过返聘的形式请过来发挥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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