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顽疾：一把手大权独揽

　　1988年3月8日，高志凯告别翻译室工作，去了他曾经无比向往的联合国。但短短一年后，他就有了新方向。在基辛格的推荐下，他获得了去耶鲁大学读书的机会，4年后获得政治学硕士和法学博士两个学位。1993年，高志凯进入华尔街一家老牌律所做律师，上班第二天就被派到香港，由此迈进资本市场，先为企业提供法律帮助，后来干脆加入了摩根士丹利，彻底转向金融领域，帮企业发行债券、股票，做并购业务。后来，他的工作重心渐渐转向国内，一度担任大型央企的高级副总裁。

　　在此期间，他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也让他有了与国内央企、国企打交道的经历。在他看来，计划经济时代的遗存与痼疾，改革转型带来的漏洞与问题，新旧矛盾交织，令人震惊。很多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

　　首先是企业结构的问题，层级太多。“几乎所有的央企和国企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总公司、一级公司、二级公司……基本按照国内的行政规划走。”高志凯服务过的大型国企中，有的下面有300多家公司，分成4层甚至7层。

　　其次是权力的集中化，在高志凯看来，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权力大多集中在各级一把手的手中，没有制衡。每个层级的公司都是一个决策单位，每年的国家预算来了，如何分配往往由一把手自己决定。统一采购、招投标规定都形同虚设，每个环节都有利益交换。负责人可以从弟弟的厂里买椅子，再把原材料卖给外甥。”

　　这种情况下，好东西可以当废料卖，次品可以按高价卖。“一些油田打井的钢管，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关系户，关系户修理一下，再卖回油田，质量无法保障。有央企的海上平台支架，直径两米半的钢管居然能像洋葱一样折断；海底电缆本来应该是全铜的，结果两头是铜，里面不是，放到海里，一不小心就断了，导致整个平台断电，损失巨大。”高志凯认为，这是现在国内安全事故不断的原因之一。

　　与此相对的是监管的缺失。“公司法律部、纪检部往往受控于同一层级的总经理。当我的预算、工资、升迁都掌握在你手里时，我是不可能对你形成制约的。在这种体制下，圣人都会腐败。企业里的法律顾问、纪检主任、监察机构，团伙犯罪的多得是，你不下水也要把你拉下水，大家以和为贵，有钱一起赚。”

　　更有一些管理者，用国家资财牟取私利。“一个地区的总经理想成为集团副总经理。他对我说，如果我能把这个事给他解决了，要黄金有黄金，要外汇有外汇，要房子有房子，他还可以给我安排20个人进来。”对此，高志凯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自己的感受。但另一方面，这些高管们也有“苦衷”：“别人都在跑动，他们不跑动也不行，因为领导不是圣人，不往前凑，再有本事也没人垂青。说到底，还是这个系统的问题。”

　　政府原因：拼爹形成“权贵资本”

　　企业的病还没治好，政府作用过大，又让旧病添新愁。高志凯认为，改革开放一方面让国家财富和社会财富迅速积累，另一方面，改革滞后带来的政策门槛让大量资金找不到投资出口。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很快被引入中国，并迅速生长。但是，其中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些风投和私募还没有发展壮大，就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资本权贵化。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政府扮演的角色有问题。

　　首要问题就是干预太多。“现在有很多政府引导基金。如果是市场化操作没问题，但往往是政府出一部分钱，然后管理者由政府控制，资金投向由政府决定，最后上不上市还得由政府说了算，这就很容易牵扯裙带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基金赚不赚钱是一回事，负责人自己赚不赚钱是另一回事。“负责人可以高价买一个亲戚朋友的资产进来，基金亏了，但亲戚朋友赚了；他也可以声称某个投资项目不好，折扣价卖掉。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政府干预太多，缺乏市场运作，导致融资和投资的双重不公。“国内有几家基金牛气冲天，好的投资机会它都能抢到。不是因为它业绩好，而是因为管理者有背景。你融资争不过它，抢项目抢不过它，等上市的时候，它还能跑到证监会去要通道。”高志凯认为这种“中国特色”严重妨碍了基金的正常运作。

　　“现在连美国的投资银行在国内找代理人都走权贵路线，最后变成不是找优秀的管理人和投资项目，而是看谁的爹级别高，这样才能拿到项目。我能说出好多高官子弟在美资银行里，还有一些要害部委官员的子女。当然，这些子女的外语能力、海外经历也都不错，但如果因为是有家庭背景就能控制某些资金，在市场上抢项目所向披靡，拼来拼去最后全是拼背景，就太可悲了。更可怕的是，如果整个行业链全打政府关系牌，很容易形成巨大的风险和问题。”高志凯说。

　　分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针对这些问题，高志凯认为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和分析，避免极端化的解决方案。

　　高志凯并不赞同“废除国有企业，让国有资本退出经济运行”的观点。他认为，在某些特定行业里，国企仍然应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中国企业要在国际上与非常强大的跨国公司竞争，而国外的跨国公司早年也是由发达国家的政府在背后大力支持，甚至用炮舰外交支持出来的。”

　　高志凯认为，国企的问题主要是制度性的，要把这些问题改掉，关键是要让国企真正代表老百姓的利益。“挪威石油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都是国有企业，制度性保障使其不能腐败，廉洁透明。挪威的石油、天然气属于国家，老百姓都有份，每年企业公布很多细节，老百姓能算出人均占多少，知道这是国家代自己持有的。”中国企业则很模糊。“老百姓觉得，企业被利益相关方控制了，究竟是谁的搞不清楚，老百姓平摊不到，你值多少钱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要解决问题，首先要打破一把手大权独揽的局面，尤其是采购权和人事权。“国外很多跨国企业，像通用电气，规模很大，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但它只有一个采购部。通用电气中国区总裁的权力很大，但在公司里，他要买一支笔都不能做主。他只能统计一年里公司需要多少台电脑，多少张写字台，多少支笔，然后报给采购部，经过审核、批准，由采购部统一集中购买。人事权也由人事部垂直管理，你可以说你需要什么人，报上来，由总公司直接招聘，这样就减少了腐败的可能性。”高志凯说。

　　其次是监管权的相对独立。“法律顾问要有相对独立性，比如可以直接向上汇报，形成一个垂直体制。法律顾问的奖励应该是发现了总经理多少问题，而不是同流合污。否则，人的任免，财的支付，物的处置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么多人都在求他，他能不腐败吗？”

　　此外，还应把审查监督从后置变成前置。“蒋洁敏出事时，我提出过一个观点：这种人不出事的时候，大家以为他是天使；出了事，大家觉得他是魔鬼。其实，真实情况比这复杂得多。‘老虎’、‘苍蝇’是要打，但更重要的，是有一个防范出现‘老虎’、‘苍蝇’的机制，事前就要严格监督，因为事后再审已经晚了，损失已经造成了。”

　　在这方面，国内的认识还有待提高。高志凯介绍，国际优秀企业都极其重视法律专业人士在公司里所扮演的角色。他曾为李嘉诚的企业和记黄埔提供过服务，在香港和记大厦，他看到董事总经理所在的楼层有一半都是法律顾问办公室，而另一半是财务部。“他们就紧紧抓住两块，一是法律，二是财务。反观国内，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相互监督是造成现在国有企业内部很多问题的根本所在。”

　　对于政府在经济中应该扮演的角色，高志凯认为，首先是政企分离。“让企业运行更加市场化，降低受政府控制的程度，这是避免形成权贵资本的关键。”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作为，“政府应该发挥重要作用，但必须是正能量，让企业凭真功夫做事。”其次，国内企业界应该形成健康成熟的行业协会，既能摆脱地方限制，也能协调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同时促进自身行业的发展。

　　“摸着石头过河”没有过时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30多年后，高志凯仍然坚信这句话的现实意义。

　　“有人说，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理性改革的时代。我觉得这容易让人误以为‘摸着石头过河’是缺乏理性的。如果把当前的改革说成理性的，把30多年前的决策说成非理性或缺乏理性，是不可取，也不符合事实的。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摸着石头过河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理性和利弊权衡。”高志凯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

　　面对种种问题，高志凯仍然认为中国是幸运的。“1978年，在找不着北的时候出了个邓小平，把中国从死胡同里拉出来，走上了改革开放的路。最近这10年，中国确实积压了很多问题，但我觉得中国现在仍然是走运的。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大决定能够迅速得以推进，通过立法、各级政府全力配合等手段加以落实，国内的问题会得到妥善解决。整天感恩戴德固然不好，但极端否定一切，什么都看不惯，又什么都做不好，则更为可悲。假如你无法提出和实现一个更好的方案，那么不如积极地把现有问题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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