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新型智库建设
本刊记者：查 英
中国的“智商”有多高？从“世界制造工厂”迈进“世界思想工厂”的路有多远？
一条重要批示将中国智库从幕后推向台前。多数人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代表了治理能力的自信，智库发展将迎来“春天”。
然而，就目前国内智库“资源分散，低水平重复”的现状来说，如何将渠道、资金、人才、机制等元素混搭出“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风范，则需要一番考量。
近日，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继承、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他们围绕新型智库建设的话题发表了看法。
“渠道是第一位的”
《决策》：智库到底是做什么的？
魏建国：智库的研究人员是干什么的？出主意的。对哪些人出主意？你的服务对象。智库关键要达到三个目的：出招、解惑、指路，不仅仅是解读政策。
智库就是要告诉你的对象是拆招、迎招还是化解掉。在国内，好的智库就是能解决领导解决不了的问题。如解决“过河”的问题，目标是“过河”，到底用木筏、吊桥还是其它方式？智库就是为决策提供方案选择的。
袁岳：智库要有方法论。对于服务对象面临的问题，除了能告诉你症结在哪里，还要给出一套方法。例如零点集团与奥运会、世博会、大运会合作时，采用“梯度改进策略”，每天晚上为决策者圈定三个问题，次日改进。
《决策》：影响智库发展的要素有资金、渠道、人才、产品、管理、影响力等多个要素，对于地方智库来说，关键要素是什么？
王继承：第一是渠道。就看你有没有渠道送到省长、省委书记那儿，智库的渠道是第一位的。有渠道就能将产品送到决策者案头，好的产品也会不断向你聚拢，智库的影响就会慢慢扩大。
第二是产品。你的研究选题是不是切合决策者关注的东西？有一个选题原则被归结为“四性两点”，即选题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和长期性，以及热点和难点。如果渠道给了你，而你的研究是低水平的，这个渠道就会关闭。
第三是人才。题目选好了还要有合适的人来做。如果有好选题，体制内找不到合适的人不妨从体制外找。反过来说，即使你有优秀人才，没有好的研究题目，这样也是人才浪费。
魏建国：我认为县一级起码要有智库，目前一些地方的政策研究室严格意义上还不能算作智库。党委政府机构内的智库，往往是给决策者提供资料、写发言稿、写报告。智库不是做学术研究，也不是做教学报告，而是出招、指路，智库就是告诉决策者该怎么干。
渠道是关键，但还不是最重要的，关键要把智库的思想做好，这才是智库的核心。再次，劳动的成功必须换来一定的财富。中国智库质量为什么不高，个人认为是“钱”不够。人才方面，学者和专家的影响力直接决定了智库的影响力。就看专家能不能说到点子上。去年全球智库峰会上基辛格说：中美合作不能解决世界上一切事情，但是中美不合作世界上一切事情都解决不了。一句话就把问题说透了，这就是智者，这才是思想。
朱旭峰：一个智库发展得好怎么来判断？对于民间智库来说，我的判断标准是3-5年后是否还活着，而想活得更好就要追求影响力。
地方官方智库的影响力就是体现自己的价值，比较直观的判断标准即能不能拿到书记、省长的批示，影响力的基础是提高智库本身的研究能力。
总的来看，越是复杂的决策，就越需要智库。智库的影响力来源于发现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另外，真正有影响力的不是写内参、写报告，而是能否与决策者面对面提供咨询建议，这个问题的本质又牵涉到有没有真正的渠道。
“需要一个成熟的反馈机制”
《决策》：目前存在一种现象，即较多智库的第一要务不是研究而是“找钱”，如何解决智库“差钱”以及内部的管理和外部的激励问题？
王继承：国外智库的资金来源大部分是政府合同资金，也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捐赠。在国内，官方智库是按人头费拨款，多少个萝卜多少个坑。然后依据课题再拨一部分钱。总的来说，官方智库资金的力度比以前好很多，基本上不缺。
同样重要的是在资金管理上需要建立激励机制，要充分尊重智力劳动。官方智库内部传统的组织管理方式为“又红又专”，即红的挂帅、专才研究。这是一些传统的延续历史的做法。
在研究效率上，中国智库与美国智库的区别相当于80年代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差距。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能精确到每个研究员的每小时计划。
例如一项课题的起草需要多少小时，修改需要多少小时，汇报需要多少小时。相比较，国内智库的管理是比较粗放的。专家负责某个课题，盯得紧一点效率高，盯得不紧的话，精力可能被其它事务占据。催紧了顶多晚上熬夜突击给你赶个东西出来，这样仓促拿出来的如果质量很难过关。
朱旭峰：对于智库的资金来源，我的调查发现是多元化的。我发现有的政府智库资金居然是来自捐助，就是企业的资金。实际上，智库融资也是各显神通。
政策的制订要经过辩论，从不同的方案中进行选择。现在提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这对智库来说未必是好事。按照招投标的规则程序，是给报价100万的还是给报价80万的？如果给了80万的研究成果不好，这也不是招标的初衷。如果一个课题给不同的人来做，这也不是重复建设。恰恰相反，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重复建设”，因为这样可以形成不同研究观点相互竞争辩论的局面，更有利于提高决策水平。
《决策》：当下新型智库建设成为热点，反应了全面深化改革大背景下，公共治理的自觉以及政府对决策智慧、决策理性的追求，目前还缺乏哪些机制为此保驾护航？
王继承：宏观上来说，需要重视决策咨询的氛围；而从管理的细节来看，智库缺乏健全的反馈机制。当然，领导批示是一个反馈，没有批示的则石沉大海。地方智库的研究成果是好是坏，好在哪、差在哪，这个过程没有一个成熟的反馈机制，多数要靠自己的渠道去打听。
另外缺乏人才交流机制。智库人员需要注重知识的更新、方法的更新，而人才交流则为这种更新提供了途径。研究员在经过挂职、跨界交流，锻炼几年后很有可能成长为经验丰富的决策人才，这时候有没有机制再让他回来？回来之后身份如何安排？这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魏建国：政府与智库之间需要交流，政府和高校之间也要交流，这可归纳为资源整合机制，也可以说作交流机制。很多政策交流不一定非得在政府之间，由智库与智库之间进行效果会更好。
为什么美国智库发展了上百年，主要还是有一套机制，包括运营机制、激励机制和责任机制等。
另外，智库研究还缺乏评价机制。一个研究成果的质量高低怎样来评价？国外有第三方评价，国内则主要看买方的满意度。
《决策》：业界内外都在强调智库的独立性，如何判断一家智库是否独立，又如何能做到独立？
魏建国：独立要做到资金独立、思想独立。资金独立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思想独立。没有思想独立，所谓的新型智库是创造不出来的。目前，中国很多智库都是在解读政策，不敢批评；民间智库则是小批评，也不能引导政策执行。
敢不敢批评，是智库独立性的重要表现，当然，这不意味着要去刻意批评政府，或者对政府的决议横加指责。
朱旭峰：智库的独立性不是说没有倾向性。例如有的智库替农民工说话，有的智库为企业家代言，不能说谁比谁更独立。独立性怎么看？如果是收了谁的钱就替谁说话，这就不独立。换句话说，你收了某个利益集团的钱，就试图影响社会和政府，这就是不独立的。
当然，智库的独立性很难说清楚，美国的智库说独立其实也不独立。只有那几家顶级智库可以说自己独立，因为他们都有稳定的基金来支持，不需要到处去化缘。而英国智库跟政党关系密切，德国智库几乎完全由政府支持，90%的资金来自政府，但他们也说自己是独立的。
“中国智库没有理想模式”
《决策》：智库被誉为政府的“外脑”，决策的随意性往往影响“外脑”作用的发挥，那么政府与智库之间如何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
王继承：短期来看，智库和政府要明确各自的供给与需求。有的政府采用的是决策咨询，与之相关的智库就做的比较好；有的政府觉得有没有参谋无所谓，甚至有时候认为“你的想法还不如我自己的”。
这类似于有好的消费者才有好的企业，如果连消费者都不挑剔，产品质量也很难提高。政府对智库总归是有需求的，问题是当政府需要用的时候，智库能不能提供专业化的研究？这就需要智库长远考虑，自身做好准备。
长期来看，决策需要咨询机制，智库发展需要机制保障。如果是“有你更好，没你无所谓”或者“空闲的时候看看你的报告，没空的时候自己决策”，这说明在决策机制上还没有发挥咨询作用。只有真正的决策民主化，才有智库的发展。
魏建国：智库的发展与地方领导人之间有直接的关系。政府领导要有一种问题意识，遇到需要做决策的时候，要问问这件事怎么办才好？一任领导想在任上不辱使命，关键要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好比看棋的和下棋的，下棋的要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同时看棋的人也要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更进一步就是需要建立决策过程中引进智库的机制，让大家觉得智库是有用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方案的多元化才是“政智互动”的牢固保障。
朱旭峰：渠道是政府与智库之间互动的通道，没有渠道就很难谈互动关系。官方智库在渠道上有一定的优势，如中央部委会委托下属的研究机构做研究，叫做交办任务，地方政府同样有此途径。相比之下，民间智库较少有这些途径。这引申出一个问题，即智库如何满足政府的需求？政府如何吸收智库的供给？需要双方提高能力，首先政府要有需求，同时，智库要做出政府真正需要的研究。
在我们很多人心目中，都会有一个智库发展的理想模式。其实，中国智库还没有模式。从民间智库来看，首先是能够生存下来，只要能够活下来，肯定有他们的过人之处。我认为中国智库的发展，不要天天盯着美国的那几家顶尖智库，他们都是近百年的历史，每年有好几千万的预算。
《决策》：现在大家都说智库发展迎来了春天，您认为接下来智库发展的空间如何？怎样的组织管理形式更适合未来智库的发展趋势？
魏建国：几千年前中国就有“孟尝君食客三千”的故事，中国智库的发展可谓“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我们是大政府、小社会，政府决策做到民主化、科学化和多元化来讲，还比较困难。决策者做选择不要说有多种途径、多种方案，就是这一个方案，只是出台或者不出台的差别。
朱旭峰：对于官方智库来说，智库不能仅仅看做是人才储备库，这是不够的。而是要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把决策失误的水平降到最小，这才是智库的价值。对于民间智库来说，先要活下来，然后再去想定位是什么，特色和品牌是什么。
袁岳：我认为民间智库总体发展空间很大。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政府很大。我们的政府是大政府，需要决策的事务总量很大；还有政府的麻烦很大。事务总量大所以他总有一些干得好、干得不好的，总有些解决得了、解决不了的。这为第三方、民间智库提供了机会。
第二个原因，中国政府大概是全世界对经济最热衷的政府，有的智库纯搞政策不懂经济，有的智库纯搞经济不懂政策。我们研究经济，也服务经济，并且努力懂政治，努力提高咨询水平服务于政府决策，对零点来说，我们一直坚持“两手抓”。
